防御困境的界定

防御困境的出现首先源于国家发展和拥有的军事手段的本质，其次才和国家间关系的机理相关。军事手段的发展遵循的是技术的逻辑，这一逻辑独立于国家间敌友关系模式。虽然后者可以加速军事发展，例如在战争或军备竞赛中，但它不能决定威力更大、价格更昂贵的武器制造所需的科学、技术以及必要的组织模式。它们都源于人类认识自然界能力的普遍提高。科学知识和技术工艺的进步并不会顾及国际关系的特殊性。尽管特定的防御考量也会影响军事技术的进展，但终归无法改变它们。

技术进步既可以源于军用领域，也可以源于民用领域。除了某些特殊产品之外，例如高性能喷气式战斗机，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民用航空技术能够用于制造轰炸机，推土机制造技术也可用来制造坦克，核电站技术可用于制造原子弹，空间探测技术可用于发展战略导弹，电视技术可用于精确制导炸弹的生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反过来讲，军用技术也可以轻易地应用于民用领域。因为这些联系的存在，工业化社会不可能回避技术进步的军事意义。正如在二战期间美国迅速的战争动员能力所展现的，即使一个军备不充分的工业社会也能很快将自身的生产能力投入到武器制造之中。当国际形势高度紧张时，新技术的军事意义将会更为引人注目。但是，它们是具有延续性的因素，拥有自己的运行逻辑，独立于那些塑造国家间敌友关系的因素。新兴技术的军事潜力对当前战略环境的营造起着主要作用。[9]

防御困境源于军事防御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武装力量存在的正当性主要来自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因此，假设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具有正相关性是十分自然的。既然这两个概念都是不可量化的，那么这一命题也是不可证的。然而，仍然存在着两种防御和安全明显冲突的情形：防御的成本危及其他的安全目标，或是防御本身导致的威胁甚于防御对象的威胁。区分防御困境(防御和安全在某种意义上不一致)和那些防御措施与安全不相适应或不相关的情形是有益的。当国家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利益取决于国际经济体系的维系时，它们就不能靠军事力量来保护其核心利益。在和日本经济的交往过程中，欧洲国家就不能用军事手段提高收益或者降低脆弱性。同样，环境安全问题也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防御困境的成本涉及投入防御的资源和可用于其他安全目标的资源之间的协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联合国讲坛上老生常谈的军备与发展问题。人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支出减少了本可用于自身发展的资源投入，发达国家的军事支出则减少了可用来援助南方国家发展的潜在资源。事实是，太多的资源被用于应对相对不那么严重的军事威胁，致使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生态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将各安全领域联结在一起、呼吁将更多资源投入环境事务的运动正在兴起。这些运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以应对内涵更为广泛的安全逻辑。的缺陷在于，假定从国防经费中省下来的钱将会自然被转移到自己偏好的目标上。由于把两个领域联结在一起，它们也冒着两手空空的风险，如果降低军事支出的努力失败，它们偏爱的领域也将一无所获。

防御—成本困境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苏联。在那里，新思维(perestroika)改革的成功有赖于资源从军用领域向民用领域的大规模转移。由于长期以来在军事安全上的过高投入，加之中央计划体制的低效率，苏联已陷入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这使其整个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和国际地位都摇摇欲坠。冷战同样也使美国不堪重负，尽管其情况稍好些。过高的军事支出削弱了美国工业的竞争力，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长期赤字的沉重压力。对美国而言，最主要的忧虑源于同日本在技术和金融领域竞争的失败，而日本的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水平。下一代武器系统如隐形轰炸机和太空战略防御系统天文数字般的花费只会加剧美国的困境，尽管苏联的解体可能将其从中解脱出来。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而言，究竟是借冷战结束之机摆脱防御成本的困境，还是让其经济继续被军工企业的代言人所把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当发展军备是以保护本国免受生存威胁之名时，更严重的防御困境产生了。最明显的形式是无法承受的损害的威胁，这种威胁要么是自食其果，要么存在于明确的对外政策所蕴涵的风险中。前者的一个例子就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allistic missile defence，BMD)，它所保卫的领土上的低空核爆炸是这一系统运行过程的一部分。这一系统可以保护特定的目标如导弹基地，但要以其他次要目标的严重损害为代价。后者的一个例子是北约在欧洲实施的所谓“灵活反应战略”。按照这一战略，很难想象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可以幸免于一场发生在本国境内的重大冲突。

整体国防政策(overall defense policy)的内在风险有可能导致防御困境，在这方面，核威慑体系或许是最显著的例子。技术的发展赋予了进攻性武器对防御性武器的显著优势，核威慑引起的防御与安全间的严重背离也正是根源于此。轰炸机的出现引发了20世纪的一大趋势，即各个国家保卫自己免受军事攻击的传统能力不断遭到削弱。核导弹的发展更是强化了这一趋势。[10]这些武器意味着，在一场全面战争中，一个国家即使并未输掉战争也会遭受重创，其结果是，传统的防御形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

当两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并且相互敌视时，合乎逻辑的军事选择就是通过“确保报复政策”(assured retaliation)来保护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双方的利益要靠保持双方防卫的脆弱性来维持，以确保双方先发制人的动机被降到最低限度——这便是著名的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政策。[11]实际上，这种方法意味着彼此都把对方当做人质。为了自身军事上的安全，每一方都以足以毁灭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手段相威胁。无论在核条件下这些政策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归根结底，威慑政策(deterrence policy)是一种可能毁灭国家自身的防御战略。威慑政策和一种可怕的逻辑联系在一起，这种逻辑有可能导致世界末日般的毁灭。因此，有许多人会把自己看做这种政策的潜在牺牲品，这一点也不令人惊奇。他们发现以这个概念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依据很难让人放心，这给他们个人和集体(或种族)都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他们中还有人会担忧，像核武器这样的高科技装备却被少数精英控制着，这将绝大多数公民排除在军事安全事务之外。当国防依靠常规武装力量时，公民们尚能对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控制力。国防的高科技化却给了领导者更多的行动自由，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

拥有了核武器，人们的安全感不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常规武器的摒弃。科技进步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一种具有全面毁灭性的威胁竟然成了最合乎逻辑的保卫国家的军事手段，防御困境也因此加剧。假定不确定性还涉及这种武器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许多人断定这种武器本身，还有它们所创造出的关系体系，将损害而非提升安全。理查德·巴纳特(Richard Barnet)说：

没有一种目标，包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美国，值得用摧毁或危及人类未来的方法来实现。为了政治目的而发动核战争是正当的，这种妄言制造了一种世界性的恐惧氛围，美国人在这种氛围中不会更安全。[12]

既然武力似乎是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无政府状态和技术的进步法则似乎都是持久性的因素，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防御困境仍然将是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一大难题。因此，探寻造就了防御困境的历史动因是有价值的，特别是人们需要知道是否有消除或缓和防御困境的方法，或者是否造就防御困境的力量太过强大和深厚，以致它很可能会永远停驻于安全问题的版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