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城的防御体系

第三节　防卫体系

战略防御是明王朝一贯奉行的军事方略，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当时明蒙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均衡基础上的。不论是明前期曾一度采取的进攻态势，还是中后期的退守策略，都是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明朝初年，明朝统治者诉诸武力，欲一举歼灭北元政权，先后北征数次，虽削弱了蒙古军事实力，但始终没能使蒙古臣服。在通过战争征服不了蒙古的情况下，明朝改变了策略，从洪武年间就开始进行全面的防御布置，到永乐年间，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的防线。明朝北部防线的形成及建设的基本格局，是洪武至永乐年间奠定的，在正统以后逐渐充实和完善的。甘肃、青海一带正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控制着中原王朝通使西域的唯一途经。该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诸政权的正常往来。

嘉峪关防御体系是明代甘肃镇防御体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嘉峪关城是西边防御体系的核心，结合嘉峪关南、北长城、东长城、西长城及其墩台，与延伸的烽燧和城堡、营、屯庄等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关于明代西北防御体系,史学界有几种不同意见。日本学者松本隆晴和国内一些专家认为:

（1）万里长城将防卫工事归为“边墙”、“营和堡”。

（2）北边防御工事主要分为城堡、墩台和边墙(长城)三大类。

（3）西北防御体系分为“墙、壕、墩、堡”。

（4）说起长城，一般都认为是构筑于地面上的防御工事，或以石累筑，或以土夯实。其实，作为防御工事并不是都要垒石堆土筑为墙垣的。作为墙垣自是后来的发展。可是壕沟依然有其作用，并未完全废去。可见，壕也应列入明代防御工事之列。

（5）明廷在河西的防御体系主要是由墩堡、驿站和边墙三部分组成。

城和堡略有不同，城大多建立较早，堡的设立一般晚于城，分布在城的外围，或防守薄弱之地。西北的关城以“嘉峪关为代表”，关城修于重要通道，长城修成后相当于长城的一个大门，两边与长城连于一体。除内城外，还有“瓮城”，在内城东门外，不与内城门直通，有回护作用。罗城，在关城之西与西瓮城衔接，为一道厚墙，形成重关。外城，黄土围墙，在关城东、北、西三面。关城外还有城壕，又称护城河。这样，嘉峪关城就成了甘肃南北向长城间的一把锁钥。

甘肃镇原额兵员不足10万，其中大部分兵力布置在甘州、凉州、肃州、镇番、西宁等地。为解决有限的兵力和到处设防之间的矛盾，在关口要塞修筑防御工事、城堡势在必行。也正因此，修筑关城、烽燧、墩堡、边墙、城堡成为甘肃镇大小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这样就组成了以嘉峪关城为核心的防卫体系（关城在此再不详述）。

一、墩堡

嘉峪关城

明朝规定,在五、七屯或四、五屯内,选择近而便利之地修筑一大堡,堡墙高七八尺或一二丈不等,堡墙四面开入门以供军民出入;近屯辎重粮草都集中于大堡之内。每一大堡设堡长一人,屯堡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大堡设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小堡则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他们平时“守护城池,有警则收敛人畜”。凡“农务已毕,或有警收敛,则皆归墩之内”。

墩台可分为墙外墩台和跨墙墩台两类,可统称为瞭望台,在墩上瞭望敌情,有警及时传报。外墩多建于边墙以外。跨墙墩台分为两种，一种是

镇城敌台示意图

墙台,本身并不高,只是在长城顶上搭建小棚一类建筑,供士卒巡逻、射击或休息。另一种称敌台,实际上是高级墩台,多骑墙(边墙,即长城)而建。嘉靖初年,陕西三边总制王琼修筑宁夏边墙,沿墙间设敌台,比城(边墙)尤高七尺阔二丈，上筑空洞八尺，内盖天棚一所，棚上再盖小房一间，端备墩军瞭望。这是两层建筑。并且各地墩台密度不一样,成化时余子俊建议“每城二里须墩一座”。嘉靖初,王琼总督陕西,筑宁夏长城一百四十里零八丈,“每里处设敌台一座,端备墩军、值军瞭望”。

镇城迅击台示意图

七里墩示意图

屯庄墩示意图

野麻湾堡平面示意图

墩堡即建于边墙或交通便利之处的城堡、烽燧和建在农村的屯庄。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明廷规定：在五、七屯或四、五屯内，选择便利之地修筑一大堡，墙高七八尺或一两丈不等，堡墙四面开门，以便军民出入；近屯辎重粮草都集中于大堡之内。每一大堡设堡长一人，屯堡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大堡设有守备、防守等官，小堡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平时守护城池，有警则收敛人畜入内，发挥军民自我防卫能力，做到“家自为守”和“人自为战”，在自我防御的同时，又能正常的进行耕牧活动。一些殷富大户或地主亦将自己的宅院，增高加固成为堡寨。这样，大小不等的墩堡、堡寨在河西各地星罗棋布，与其他的营、塞、烽燧、隘口、关、墙壕等防御工事形成一个严密的防御网络。据明人张雨《边政考》，仅肃州卫就建有5营，堡43座，隘口24处，烽燧墩97座，墙壕一道。可知墩、堡二者是最重要的防御工事。《重修肃州新志》载：墩堡使屯军“无事则耕，有事则战。贼寡则本堡之兵，贼多则近堡合力，各大城兵马相机应援。大则可以斩获成功，次则亦可夺获抢掠，不至损失。”相对于墩堡，河西大规模的边墙修筑相对晚些。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经略哈密的兵部右侍郎张海提出：“甘肃东、中、西三路，延袤二千余里，四当敌冲，贼盗出没无时，若不因地制利，务为悠久之图，恐盗贼滋蔓，为祸不可胜言。臣按诸路或当增筑墩墙，或当修理壕堑，动有数十百里。”并要求敕谕甘肃守臣“督官于农闲之时，渐次修理边防，或地有沙石者，用古植木立栅之法；或水路不通者，用他边窖水之法，使营垒相望，哨守相闻，靖虏安边计得矣。”（《明孝宗实录》卷八九）此议后被朝廷采纳。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集中修筑，甘肃镇的边墙基本告成。据《明会典》（卷一三〇）载：到万历前期，甘肃镇“现存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关隘一百四处。”

二、边墙

边墙是明代北部防御体系的主要内容,是明代统治者在原来的基础上修葺完善的。边墙不是一时修成的,它的修筑经过了自明代中期至明朝末年大约二百年左右的漫长时间。明代西北防线绵长,据考证，西北四镇守御的地界共达5000余里,占九边防御全界的三分之二之多。明朝守军在西北这条绵长的防线上,并无太多的自然山川险要来做防守屏障。河套之南，明朝的防边布置，分属延绥、固原、宁夏三镇。东西距约一千二三百里。这样遥远的距离，从事补给自要多费一番工夫。按照明廷的惯例,补给这里的自然形势就是筑长城。西北边境上的边墙虽是明代各朝不断修葺完善的，但规模较大的是成化时所修的边墙，除大规模修筑延绥边墙以外,有史料可载的还有弘治年间秦竑修筑固原边墙，嘉靖时期王琼修筑宁夏边墙，杨博修筑河西边墙等。这些都是朝廷在西北边各地大修边墙的事例。

边墙

边墙是由墙和临边堡、烽燧、寨、关等防御工事构成的一道防御线。甘肃镇边墙的修筑使西起嘉峪关、东至庄浪连成一线，使河西军民的生命财产和正常的生活秩序有了一定保障。但自嘉靖末、隆庆初蒙元俺答汗归服被封为顺义王以来，北边稍安，嘉靖中已允吐鲁番正常进贡贸易，关西七卫番民亦已安置肃州、甘州境内，西面边疆危机亦已减轻，故此，河西长城全部修成后并未接受严重军事威胁的检验。隆庆年间巡抚庞尚鹏云：“臣巡历所至，亲得诸见闻，如庄浪之岔口，甘肃之古长城等处，近经修筑，功已垂成，土人争引水利，垦田其中，早出暮归，不闻有驱掠之忧。”恐属当时真实情况。

边墙

三、护城河（壕堑）

利用地形挖成深沟灌水代替城墙，一般在城关的四周均有护城河。它是在筑城挖掘土方时形成的，后来再引入河水，形成了关城的又一道防线。迫使敌人必须涉水过河才能到达城下，增加了攻城的难度，给守卫在城墙上的士兵创造了射杀敌人的有利机会。嘉峪关的护城河为沟堑，在嘉峪关的整体防御构造中，曾有“明墙暗壁”之说，“暗壁”则是嘉峪关通往北部黑山的一条沟堑，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中，看似平坦无碍，实则暗藏玄机，奔驰的战马在接近沟堑的一刹那才能发现深深的沟堑，来不及避祸，只能滚落沟堑，人仰马翻。

四、驿站

明代西北地区远离京师且防线绵长，为了确保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朝廷在沿西北边墙一线设立了驿站。甘肃镇的驿站，是作为西北防御工事的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驿递在京师称会同馆，在外称水马驿和递运所。在甘肃镇只有马驿。马驿的交通工具是马、骡、驴所牵引的车辆，并配有人数不等的甲军。在甘肃镇从庄浪至嘉峪关的狭长地带中，相隔四五十里的驿递将甘肃镇的众多卫所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各卫所之间的联系。甘肃镇驿站的另一个主要功能是扮演明朝与西域各国通贡贸易的枢纽角色，送往迎来各国贡使。所以说，分布在西北边境上的驿站是西北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882-1896年）肃州的旧海关衙门（1907）

肃州斯普林格尔德的海关衙门（1907）

甘肃镇的边墙是驿站的保护伞，驿站与边墙是平行走向的，从甘肃庄浪到嘉峪关的狭长地带中有驿递三十多所，相隔四五十里的驿递将甘肃镇的众多卫所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各所之间的联系。肃州卫内有河清、临水、肃州、嘉峪关四驿递，东西相距200里。甘肃镇境内的驿站是明代对外交往中极为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是西域各国贡使通往北京朝贡的法定路线，扮演着明朝与西域各国通贡贸易的交通枢纽角色。迎来送往各国贡使，则是甘肃镇驿站的一个主要功能。嘉峪关作为甘肃镇极西边之关门锁钥，在这方面充当着重要角色。

旧肃州客栈（1907）

（1910年3月18日，临水堡（今酒泉临水）了望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