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石头打破头”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填写过各种表格，这些表格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一条即“政治面貌”，其中包含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受过什么处分，有什么结论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又经历过大大小小各种政治运动如1951年的“知识分子教育运动”1952——1954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2年的“整风运动”、 1964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等，这些政治运动中产生了大量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黑帮分子”、“三反分子”、“五一六分子”等，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中，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知识分子都是运动的主要对象，其中尤以“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为最甚，这几场运动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当时全国共有多少人被划为右派一直没有权威公布的准确数字。据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国知识分子人数约500万，1979年公布的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分子为552877人，由此可见，“右派分子”比例已超过十分之一还多。这些人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说话不慎而被戴上帽子的冤假错案，因为他们而受牵连的家庭子女及亲朋好友就更多了。有些运动即使知识分子不是主要对象如1959年的“反右倾”，但运动扩展开来，知识分子仍然难逃厄运。凡是运动中带上这样那样“帽子”如同在额头上打印上一份政治标签，直接决定了他以及他的家人的社会地位和所受待遇。“文革”中凡是带有这样标签的知识分子，全部成为重点审查批判对象。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可不是喊一阵就过去了的，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实的，多少知识分子在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受到批斗、打击、关押、管制、隔离审查甚至判刑坐牢等各种“政治待遇”。没有受到“处理”的也饱尝了呵斥、刁难、歧视、羞辱、冷漠和白眼，在这种大环境中，知识分子的工作问题、家庭问题、孩子问题等都没法解决。襄樊引进的科技人才中，这样的人占有一定的比例。

胡耀邦同志力排众议为全国“右派分子”摘帽是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1979年，而襄樊大批引进人才则是1975年，这个时候正是“文革”中晚期，在政治高压和“帽子、棍子满天飞”的“极左”环境下，襄樊真要引进人才，就必须要有敢于顶住政治压力，不用有色眼镜看人，用人所长的勇气和魄力。事实说明，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人具备这种政治品德和政治素质。虽然襄樊市、襄阳地区乃至湖北省对他们大规模引进科技人都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曹野、郝逢武先后以一把手的身份扛住了，鄂万友也以“不怕石头打破头”的精神顶住了。鄂万友事后回忆：“我那时候就认为，这些人并不是坏人，并不是要推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挨了那么多整，受了那么多委屈，人家仍然在踏踏实实地工作，这不就说明问题吗。再说了，他们到襄樊来发挥技术专长，促进襄樊的经济发展，这不是对国家对人民对襄樊有利的事情吗？”

在中科院几个院所里，计算所来的人数比较多，共40多人。要求调来的人多，到计算所听情况介绍，调看档案自然也多，一来二去，鄂万友与这里的人事干部也就熟了。有一次，鄂万友来到计算机所，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向鄂万友介绍：我们所里有一个计算机尖子，名叫金西智，但他头上有一顶大帽子，你们要不要？调人期间，要求调出的人员存在一定的政治问题的现象太普遍了，鄂万友已经见怪不怪。他笑了笑问：“什么大帽子？”回答是：“这个人有叛国嫌疑。”

这着实让鄂万友吓了一跳。调来的科技人才中有很多带着各种各样的帽子，他都接受了，但“叛国嫌疑”还是第一次遇到。他问道：“什么叛国嫌疑？”

对方详细讲述了“叛国嫌疑”的来历：

……有一年，朝鲜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请了部分在北京工作的朝鲜族人，中科院里有几个朝鲜族的人都去了，其中也包括金西智。宴会时，某国官员对他进行策反，鼓动他到某国去，并承诺，如果你来某国，我们可以让你在某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金西智并未答应，出于礼貌，他也没有驳斥，对他而言，这件事如同一阵风吹过，左耳进，右耳出，就这样过去了。但隔墙有耳，很快有人举报，金西智要叛国。这下子可不得了，金西智被“控制起来”，公安部门、单位党组织都介入调查，但没有任何结果。那个时候可不是“疑罪从无”，而是听到风就是雨，“疑罪从有”，但又不能落实任何证据，于是在内部做了个“叛国嫌疑，控制使用”的结论。虽说这顶帽子没有戴上，但金西智从此被视为“异类”，工作工作没法做，出去到哪里都要报告，每逢大小运动，必先揪出来批斗一把，几年来，金西智被整得生不如死。

原来只是个捕风捉影的“嫌疑”。鄂万友问，既然是嫌疑，为什么不落实排查，还人一个清白呢？

这位干部的回答更是让人匪夷所思：“金西智叛国的事，查又查不实，否定又没人敢担担子，这件事就这样一直挂着。所里也没给他安排工作，他整日里在空档里过日子。”

既然这样，鄂万友决定见见他。金西智给鄂万友的印象很好，40岁左右，个子不高，瘦瘦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性格沉稳，虽然精神有些萎靡，但说道技术问题时，眼神里不时闪动着点灵光。

鄂万友先是和他天南海北聊了几句，为了不引起他的反感，鄂万友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怎么听说给你搞了个叛国嫌疑？”

金西智并未激动，反问道：“他们给你说了吗？”

鄂万友说，说了。金西智淡淡地说：“就是那样，还有什么可说的。”

鄂万友问他：“你愿意到我们襄樊来工作吗？”

金西智反问道：“我知道，我们所里到你们那里去了好多人。但我头上有这顶帽子，你们敢要吗？再说，我去了能干什么呢？”

金西智的神态看似冷漠，但鄂万友完全能理解。仅凭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就将人戴上骇人的“帽子”，打入“冷宫”挂起来，这种事情放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这种经历他1957年就有。鄂万友对金西智格外同情，既然组织上没有结论，那就“疑罪从无”。他对金西智说：“都是在中国，都是共产党领导，在哪里不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你愿意来，我们襄樊欢迎你，并尽可能为你创造工作环境，襄樊也有电子工业，而且发展很快，像你这样的人才肯定会有用武之地。”他盯着金西智的眼睛说：“到襄樊来吧，我们真的欢迎你。”

受尽冤屈的金西智听到鄂万友的话，半晌无言，豆大的泪珠吧嗒叭嗒滚出眼眶。他肯定地点点头：“好的，我来。”

鄂万友立即给金西智办了调动手续，更让人感动的是，因为“叛国嫌疑”只是组织上掌握，档案里并没有相关记载，关于金西智“叛国嫌疑”的帽子到了鄂万友这里便画上句号，真正做到“疑罪从无”，鄂万友没有将此事向曹野、郝逢武报告，用他的话来说：“此事到了我这里便打住，襄樊市没有任何人知道此事，我也不给任何人讲此事。”在那个时代，此事若被告发，鄂万友也难免要“喝一壶”。敢于为一名素不相识的科技人才担如此重大的担子，这不是简单的所谓“魄力、勇气”所能概括。有一句广告词是这样写的：“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男人的胸怀。”命运给鄂万友营造了一个平台，他就要用这个平台来为尽可能多的人遮风挡雨。

卸去了头上的“帽子”，金西智精神上获得“解放”。他是国家级的计算机专家，鄂万友将他分派到“双革四新”会战指挥部，和其他几个高级科技人才一起，专门负责解决生产上遇到的疑难问题并参与许多重要方案的设计制定。襄樊市商业自动化所在全市各商业门店推广普及应用计算机自动结算，遇到计算机联网兼容的问题，就是金西智出面从技术上解决了问题。没多久，金西智便成为襄樊科技界的名人。恰逢湖北省科委成立了科技进修学院计算机中心，中心没有学术带头人，和襄樊一样，他们也在上天入地寻找人才，听说襄樊市有一名从中科院计算所调入的计算机尖子，省科委副主任邱静山立即找上门来。省科委主任来了，按照常规，鄂万友准备汇报工作。邱京山脑袋摇得拨浪鼓一样：“不听不听，今天我不是来听汇报的，今天我是来向你求援的。听说你这里有中科院调来的计算机尖子，我那里成立了计算机中心，那么多高级设备却没有学术带头人，请你支持我，把这个金西智给我。”

鄂万友早料到会有这一天。以金西智的水平，襄樊这个舞台的确小了，不够他施展才能。但鄂万友又的确舍不得，谁愿意将自己的尖子送人呢？鄂万友稍稍推脱了一下：“待我与他谈谈，听听他的意见。”

金西智很感激襄樊，但他也更希望能从事自己的专业。根据需要和金西智的意愿，他很快到了省科委，但他的所谓“叛国嫌疑”帽子，鄂万友半个字也没向省科委透露。又没多久，金西智被调入国家科委进修学院计算机中心，真正实现了专业对口。以后，金西智更是跃上了更高的平台，最大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很多难以预料的坎，此时若有人拉一把便能顺利越过，走向新的人生蓝海；若凭自己能力无法越过又无人相助，人生很可能便会就此止步。但愿所有人的一生中多遇到几个类似鄂万友这样的人。

吴汝蘅， 1957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激光专业毕业。北京大学早在1913年设立物理学专业，从此开创我国物理学本科教育，1919年更名为物理系。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物理系合并于西南联合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物理系集原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物理精英成为我国高校实力最强的物理重镇，并先后创办和参与创建全国高校第一个核科学、半导体物理、地球物理、微电子、激光等专业。北京大学物理系是那个年代中国培养高级利研人才的殿堂，激光更是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专业，进入这所科技殿堂，吴汝衡本来前景一片灿烂阳光。1957年是个火热的年代，党中央要求全国广大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年轻人激情澎湃， 口无遮拦，在与同学闲聊中吴汝衡说：“又红又专是一对矛盾，红的专不了，专的红不了。”

那个年代，所有的话都要上纲上线，尤其在“反右”这个大背景下，吴汝衡的这番话触犯了“天条”，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从此，这个中国最早培养的激光人才头上便罩上了一块乌云，从天之骄子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成为人人斥责的右派分子，个人前途、家庭生活一片灰暗。大学毕业，作为对右派分子的惩罚，他被贬到云南个旧一个小矿劳动改造。上世纪50年代的云贵高原，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困难。吴汝衡的激光专业在这里没有任何用武之地，每天除了批斗之外，他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填饱肚子的东西活下去。时光如梭，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岁月如刀，40多岁的吴汝衡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得满面皱纹、头发灰白、两眼昏花、步履蹒跚、衣着不整，而且至今还是单身汉，如果不报年龄，说他是60多岁也没有人会怀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之风也吹到云南个旧，也将吴汝衡早已冻僵的心吹醒。有一天，他从光明日报上读到湖北襄樊重视人才引进人才发展经济，还成了激光研究所的消息，又在报纸上看到1980年2月25日，国务院科干局下发的1980年54号文件：

民政部、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关于闲散在社会上的科学技术人员安排使用意见的报告（摘录）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现对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安排、使用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使用办法

1. “文化大革命”期间退职、退休的工程师、讲师、主治医师、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科技人员，能坚持正常工作，本人有申请的，如工作需要，经过考核，确有真才实学，可恢复他们的职称，重新安排工作。

2.闲散科技人员中，专业水平较高，又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如工作需要，经过考核，可择优录用一部分。要面向基层，尽可能就地安排。……

3.除以上两种人外，对其他有工作要求的闲散科技人员，要采取多种形式，广开门路，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将他们就地使用起来，发挥一技之长。有的可签订合同临时雇用，按照他们所学专业，安排到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科研、文教卫生、工业或副业单位做技术工作；有的可就近聘请当技术、业务顾问或大、中、小学代课教师；有的可组织整理技术资料；年龄较大、行动不便，而又有某些专长，愿意工作的，可采取临时交给任务的办法，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二、审批手续

1. “文化大革命”期间退职、退休的工程师、讲师、主治医师、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科技人员，如重新安排工作，应由用人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办理手续；录用的闲散科技人员，由省、市、 自治区人事部门批准。中央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录用的，由民政部批准。

这一文件为大量被贬到偏远地区用非所学的大批科技人才点燃了希望之灯。

吴汝衡不由得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20多年过去了， 自己还算人才吗？ 自己所学的激光知识在那里有用武之地吗？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给国家科技干部局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询问能不能到襄樊工作。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为了进一步落实中央知识分子政策，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局”，首任局长黄薇。黄薇是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欧阳钦的夫人，黄薇任局长时已经50多岁了，虽然年纪较大，但她对知识分子工作高度认真负责，科干局成立后，黄薇主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出合了关于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政策，二是出台了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的文件。1979年，中组部召开知识分子职称评定会议，鄂万友和湖北省科干局的张怀平代表湖北省参加会议。会上讨论各单位分房要计算工龄时，鄂万友和张怀平提出，如果纯粹按照工龄计算，和同龄人相比，很多知识分子的工龄偏短，因为人家参加工作了，他们却在学校里读书，这样，中央关于优待知识分子的精神就被地方的土政策“吃掉了”，这不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了照顾知识分子，应该将他们在大学的学龄计算成工龄。黄薇对鄂万友的这一建议很感兴趣，立即指示在起草相关文件时要予以考虑，很快，这一建议被国务院科干局采纳。鄂万友当时在全国科技界已经颇有名气，现在又因为这一建议，与科干局长黄薇成了朋友，就是这个黄薇，在以后的工作中尤其是引进人才工作，给了襄樊市科委很大的支持。

黄薇收到吴汝衡的信后，立即将信转给鄂万友。黄薇是个惜才重才的干部，她懂得1958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激光专业的毕业生有多重的分量，她担心襄樊错过了如此重要的人才，又专门给鄂万友打了电话。

接到黄薇转来的信又接到黄薇的电话，再加上襄樊激光研究所也急需激光专业的人才，尽管吴汝衡还带着“右派”的帽子，鄂万友没有半点犹豫，立即决定“同意调入”。吴汝衡如愿以偿地从云贵高原来到了襄樊。鄂万友：“由于激光理论功底扎实，吴汝衡到了激光所以后备受欢迎，激光研究所所长潘光全对我说，我们这里多半都是搞应用激光的，这下可来了个真正搞理论研究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成立激光研究所，号称走在全国前列，殊不知我们襄樊市的激光研究所成立还在他们之前，聚集了类似潘光全、吴汝衡等这样的一批高层次激光人才，高峰时期襄樊市的激光所有30余人。”

1979年，云南昆明。一段时间，昆明上空经常发现神秘的电波，有特务在某些无线电频道发送反革命信息。公安机关动用无线电测向侦查，发现昆明橡胶厂一带经常有无线电信号，紧接着，一名名叫王吉娄的业余无线电发明者被逮捕。王吉娄没有读大学，中学毕业就参加工作，但他对于无线电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好，是一名狂热的也颇有成果的业余无线电发明家。审讯中，王吉娄坚决否认是自己发送反革命无线电信号，公安部门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昆明上空神秘的信号就是王吉娄所发，仅仅因为爱好无线电不足以说明王吉娄就是特务，案件陷于胶着。但在问题没查清之前，王吉娄仍被关押。公安机关在对王吉娄的住所搜查时，发现他的枕头下有一本《居里夫人》。审讯者或许没有多少文学知识，也不知道居里夫人是何人，审讯时问他：“你这小子真是坏透了，你不光当特务，你还乱搞女人。”一句话说得王吉娄莫名其妙。那个时候乱搞女人可是重大的罪名。他坚持要警察说出证据，那个警察说，证据？还要什么证据？我问你，居里夫人是谁？明白过来的王吉娄顿时哭笑不得。由于没有证据，王吉娄最终还是被释放回家。但由于被公安机关逮捕过，厂里对王吉娄也没有好脸色，一气之下，王吉娄想到了“走”，不在这里待了。由于经常搞些发明，王吉娄也向国家科委报送过自己的发明，于是，他给国家科委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信被转给科干局局长黄薇，黄薇让王吉娄到北京来一趟。经过交谈，黄薇认为王吉娄是个很不错的民间发明家。鉴于王吉娄在昆明橡胶厂的遭遇，她给鄂万友联系，希望襄樊能够收留王吉娄。接到黄薇的电话，鄂万友立即让王吉娄来襄樊见面。王吉娄给鄂万友留下很好的印象，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高学历，但却有很深厚的无线电功底，也有不少小发明。他问王吉娄对工作有什么要求？王吉娄回答，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从事无线电专业的工作并能给他提供一个发明创造的环境。鄂万友将王吉娄派到襄樊电视机厂，并专门嘱咐工厂负责人，给他一个宽松的发明创造环境。王吉娄也真争气，据电视机厂反映，他去了不久就拿出一个发明，可以改善黑白电视机信号接收质量。谁知没两个月，黄薇又给鄂万友来电话，点名要王吉娄。黄薇说，中国发明家协会在北京搞了一个发明创造成果展览，王吉娄的发明成果在展会上受到高度重视，李先念同志参观了展览，对一些发明创造很感兴趣，其中就包括王吉娄的发明。发明家协会要求将此人调到北京来，给他专门时间和空间让他从事发明创造。只要能出成绩，到哪里都一样。鄂万友很痛快地答应了，专门给电视机厂做工作，放王吉娄到北京。据鄂万友事后回忆，王吉娄在发明事业上颇有成就，他的发明曾代表中国出国参展，为国家获得荣誉。

在科学院电工所，鄂万友见到了一位50多岁专门从事压电陶瓷研究的杨连贵研究员，满脸刀刻般的皱纹记录了他的人世沧桑。抗战时期，杨连贵曾在伪满洲国“科学研究院”工作，这样的出身使得他成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常年的压抑导致杨连贵心力交瘁。听完他的叙述，鄂万友欢迎他到襄樊来，杨连贵好一阵才说：“我老了，到了你们那里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我的压电陶瓷只能在这里搞，别的地方搞不了，我这一辈子就只干这一件事。虽然我不能去，但是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人去。”在他的推荐下，电工所有十几个人来到襄樊。虽然杨连贵不能来襄樊，但鄂万友仍聘任他为襄樊市的顾问，鄂万友第一次到日本考察，就由杨连贵当翻译和顾问。

航空工业部609研究所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名叫黄自奋，因为读大学时参加过造反派，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到审查。当时年轻幼稚，思想冲动，造反派时髦啊。就因为参加过“造反派”这件事情，没有多少年来一直被“冷冻”，空有一身本领得不到使用，情绪低落。609的所长杨燕生对鄂万友说：“这个人技术上很有一套，但在我们这里得不到施展，你要觉得可以就把他带到襄樊去吧，到你们那里发挥他的专长。”杨燕生很细心，他告诉鄂万友：“你们二汽不是生产卡车吗？现在为防止蔬菜食品运输过程中变质，国家要求从产地到市场全程‘冷链’运输，你们可以将卡车改装成冷藏车，这个人就是专门研究航空器空气调节装置空冷压缩机的。”

鄂万友与黄自奋见了面，谈吐中得知，“文革”初期，只要是“根红苗正”出身好的，大家都争当造反派，他家成分好，也随大溜参加了造反组织，参加了批斗会、贴大字报、大串联等，到了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单位军管会对凡是参加过造反派的，都进行审查，他也成为审查对象。被审查的那些日子里，也不让他参加科研工作，整日里就是“学习、反思、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在单位工作不顺，在家里和妻子也别扭，整日里气不顺。谈到专业知识，他滔滔不绝，又是画图，又是比划着说明，鄂万友觉得，这个人可用，于是将他调入襄樊，在襄樊机床配件厂成立了一个“汉水制冷设备厂”，任命他为厂长。他通过关系从美国凯莉公司买到制冷机，很短的时间，他生产出了5台冷藏车样车，实验效果非常好，经过初步估算，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可达上亿的产值。可惜的是，这位研究员长期家中不合，最后两人分道扬镳，一气之下，他跑到上海自谋生路，在上海又办起冷藏车生产厂并形成规模。谈到此，鄂万友长长叹息：“可惜呀，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就这样流产了。”

在引进人才中，一位名叫曾庆刚的人最让鄂万友难以忘怀。曾庆刚，四川成都人，1956年，17岁的曾庆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交大电机系。第二年，“反右”运动开始了，曾庆刚怎么也没料到， 自己竟然糊里糊涂地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原因简单得让他自己都出乎意料。有一次，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说道“东风压倒西风”，苏联如何如何好，结果抬上杠了，曾庆刚认为，中苏之间的贸易不平等，又说，美国科技先进，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几个年轻人一通争犟，此事不知怎么传到系里去了，此时正值“反右”运动高峰，在中央外交政策“一边倒”的环境下，曾庆刚的话被上纲为“反苏”，又有人证明，曾庆刚曾附和过一个老师的话“交大不该搬到西安来”。西安交大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1956年全国教育系统“院系大调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9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从繁华的上海搬迁到相对落后的西北，有些教师不满意，私下里有些议论，认为不该搬，这个言论被上纲到“反对中央决策”。曾庆刚的两条言论够上了“右派”的杠杠。横祸飞来，年仅17岁的曾庆刚被划为“右派”，留校察看。从此，色彩斑斓的人生立马变得无比灰暗，他被勒令每天打扫厕所、教室以改造思想；每月要向系党总支写一份思想汇报。在同学们的眼里，他由活跃分子一下子成了异类，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无论是在哪里，他都是孑然一身，形单影只。1961年，21岁的曾庆刚大学毕业，作为一种惩罚，他被分配到陕西礼泉县供电局，根据他的档案，供电局又将这个“右派分子”发配到基层的供电所。在秦巴大山深处，年年政治运动来了都当“运动员”，曾庆刚身心饱受煎熬。 1979年，中央决定给全国右派分子“摘帽”，曾庆刚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到县里一个工厂。襄樊大规模引进科技人才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一江春水向东流，襄樊建起了科技楼”。听说襄樊到处“引进科技人员”，曾庆刚动了心思，也想到襄樊来，他通过自己在襄樊市供电局当副局长的同学，问自己能不能到襄樊来？这位副局长找到鄂万友，一听说是西安交大机电专业的，鄂万友立即满口答应，请他到襄樊来。

站在鄂万友面前的曾庆刚面色黝黑，身材矮小，头发蓬乱，一张口竟然满嘴无牙，一件黑色的棉衣又宽又大，裹着他瘦弱的身体。精瘦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细心的鄂万友发现，镜腿断了，竟然还是用一根铁丝拧住的。粗一看，鄂万友怎么也不相信他只有40岁。两人交谈中，曾庆刚简要地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辛酸岁月。他将一张陕西日报递给鄂万友，鄂万友一看，一篇以“寸草春晖”为题的报道，满满一大版，详细记载了曾庆刚的坎坷经历：

在陕西礼泉乡下的供电所，曾庆刚知道自己的“右派”的身份，他压根没把自己当成大学生，只要是脏活累活苦活他都争着抢着干，到农村社队去检修电路，刮风下雨时爬电线杆他都第一个上，一年12个月，他少说有10个月在农村跑外线。各个公社、生产队的电机都交给他修，由于干的活多，他也练就了一手好本事，被大伙称为“万能人”。曾庆刚的表现赢得了大多数工人对他的好评，一个“右派分子”居然还受到好评，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曾庆刚被认为“收买人心”，“暗地里窥测方向”，“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一次，因为他给一家私人的电器修理铺帮忙修理电机，被告发为“开地下黑工厂”，这可不得了了，一番批斗后，曾庆刚从“右派分子”升级为“劳改犯”，他被开除公职，发配到县苗圃“劳动改造”。面对如此的不公，曾庆刚万念俱灰，他想以死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曾庆刚给自己远在成都的父母写信，“请相信儿子无罪，你们就当没有生过养过我”，他给自己在成都的女朋友写诀别信“作为你的伴侣，我不配，你曾爱过我的那些条件，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了。我现在是一个劳改犯，与你永别了，只求你终身记住，我无罪。”曾庆刚将信发出去后，便开始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幸亏生产队里有一个人认识曾庆刚，他发现了曾庆刚的异常表现，这个人同情曾庆刚的遭遇，从曾庆刚的劳动态度看，他绝对不相信曾庆刚是“反革命”。他把曾庆刚拉到家里去吃饭并劝导他，只要你活着，事情迟早会明了，还塞给了曾庆刚两包烟。听说曾庆刚的冤案，周围那些曾经被他帮助过的人纷纷伸出温暖的手，给他做来被子、褥子，给他送来吃的。面对真诚的人民群众，曾庆刚豁然开朗：爹妈把我带到这个世上来，我凭什么为那些没有的事去“冤死”？老子不死，老子能干活，这里的人民还需要我。曾庆刚咬紧牙艰难地活下来了。

“劳改”一年，由于过度的劳累和严重的营养不良，曾庆刚的体重降到80多斤，一口牙也全部烂掉脱落，眼睛严重近视。所幸，由于他有一首修理电器的绝活，远近闻名，除了当地社队有电器修理都找他外，邻县社队的马达、水泵坏了也来找他。找“劳改分子”修理电器也要履行手续，先要到礼泉县革委会政工组、生产组去打借条，“借”曾庆刚去修理，政工组盖章后再到生产组盖章，再到苗圃盖上章后凭“借条”“提人”。提人的时候，交接双方还要对他训斥一番，诸如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等等。有一段时间，曾庆刚被借调到礼泉县水泥厂，在水泥厂，他的工作态度深深感动了水泥厂的党支部书记刘育英。刘育英了解了曾庆刚冤案的全过程后，不避嫌疑，在党支部内开会，决定以党支部的名义给上级写报告，要求给曾庆刚摘帽，补发工资，评定为五级工。“四人帮”被打倒后，曾庆刚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到县氮肥厂当技术员。就在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湖北襄樊引进重用知识分子的报道。现在国家政策好了，他太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了，于是决定到襄樊来试试。

了解了曾庆刚身世后，鄂万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一番交谈，鄂万友觉得，曾庆刚表面上看上去像落魄的“范进”，却是“金玉其内”，果然是个很有学问的人。鄂万友立即向时任市委书记王清贵报告此事，襄樊市委当下决定，任命此人为襄樊市电机厂总工程师，立即到电机总厂报到上任。曾庆刚喜出望外，到电机厂报到后立即赶回陕西商洛去接家小。谁知节外生枝，陕西省和商洛地区得知此事，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陕西的人才怎么能“流落”外地？陕西省紧急动作，任命曾庆刚为陕西省一个在建的大型水电工程副指挥长，专门负责技术工作。当地的报纸也为此发表反思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曾庆刚最终没能来到襄樊工作，但正是由于他来到襄樊，襄樊市委市政府对待他的安排，真切地表现出“求贤若渴”的态度，由此影响了陕西省，也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和工作境遇。

有一次，因为市玻璃厂的上料自动化和熔炉的温度控制技术难题无法解决，鄂万友到武汉建材学院寻求技术支持，希望借一批老师到襄樊来现场解决难题。文革时期，高校由“工宣队”、“军宣队”管理，借老师外出必须要经过“军宣队”批准。鄂万友与军代表协商，这位军代表对鄂万友也很配合，但他的话却给鄂万友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们这里的确有很多科技人员闲着，我也同意让他们到你们那里去帮着搞建设，但有一个条件，你要给我把他们盯紧点，他们都是有问题的人。”

鄂万友说：“当时听到这话，就别提心里有多别扭了。他们都是些从事教学研究的老师和科技人员，他们能有怎样的问题呢？真要有大的政治问题，怎么还能留在学校里教学呢？我认为，不是他们有问题，是这位军代表的脑子有问题，但这件事也不能怪他，是特殊历史时期左的那一套理论扭曲了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怕，我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