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态势及其战后评价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双方进行的各出动10万兵力以上的大型战役中，中国军队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说达成预定目标的并不多。鄂西战役就列入了为数不多的以中国军队收复失地、恢复战前基本态势而取得了胜利的战役之一。

鄂西战役或称之为鄂西会战，是8年抗战中发生在湖北境内的四大会战之一。这次会战从1943年5月4日开始，到6月14日结束，历时1个多月。战线东起湘北滨湖之华容，西至长江西陵峡口之石牌，绵亘千里。在这次会战中，国军将士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使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寇遭到了空前惨败。

其中，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承担的任务是维护石牌要塞及其外围地区的安全。与加入这次作战行动的其他中国军队相比，这支队伍对确保此战取得最终胜利起到的作用显然比其他任何一支队伍都要重要得多。但是，它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能够起决定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是陈诚对日寇发起这次战役的终极目的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并没有像当年枣宜会战时期的李宗仁一样被日寇前一个阶段的进攻行动搞乱阵脚，在兵力部署上基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二是所有参战的中国军队都能团结一心，抵御外侮，共同营造战胜敌人的条件与氛围。

为此，尽管本书着重描写的是第18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作战行动及其过程，但事先简要地交代一下这场战役的战前态势、其他中国军队先期展开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年国民政府如何评价这场战役，对于全面了解第18军投入这次作战行动，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自从日寇占领宜昌以来，中国军队不断袭击日寇，第11军由武汉经长江至岳阳，武汉经汉水至岳口、沙洋镇等地的水上运输，并攻击武汉附近的日寇据点，破坏其交通和打击其伪化活动，使得武汉至宜昌之间的长江航道从未通航，日寇运输受阻，在宜昌附近掠夺的各种物资无法东运以满足其作战需求。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船舶损失严重，难以及时运输兵员、军需品以及其他各种物资。在中国战场上，内河航运船舶也越来越少；而且，宜昌到岳阳段长江为中国军队控制，日寇在攻占宜昌后尽管掠夺了大量船舶，却不能投入使用，使得日酋必须下决心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任何时候，要想解决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就必须首先抓住主要矛盾，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引用到解决长江航运问题上来，显然，日寇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将整个鄂西地区全部纳入囊中；而要达成这项目的，必须首先清除横亘在日寇前进道路上的第128师，取得第128师占据的地盘。为此，日酋决定首先对该师发动攻击，消灭这支处于半独立地位的中国军队，打通向鄂西进一步展开攻击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鄂西地区，确保长江航运的畅通。

日寇于1942年5月对第128师发动攻击，因为其他中国军队正对华东地区展开了进攻行动，对日寇第11军的补给线以及机场形成了重大威胁。因而，日寇不得不在摧毁了沔阳地区国军阵地后中止了对第128师的进攻，转而调兵前往对日寇威胁最大的浙赣战场。第128师师长王劲哉则乘日寇无力进攻之机，将主力转移到峰口地区，对防区工事进行了加固，并加强了抗日宣传及破袭活动。

1942年底，横山勇接任日寇第11军司令官后，拾起了冢田攻未能完成的计划，决心集中兵力，首先进攻鄂中地区，发起江北歼灭战，歼灭第128师，占领武汉附近三角地区和长江南岸之华容、石首，以增强其战略态势，为下一步攻击鄂西、湘北地区扫清障碍。

1943年2~3月间，为实现西进以打通第6战区江防，并且消除侧翼威胁，鼓舞长期低落的士气的目标，日酋横山勇指挥第11军在连接汉口、岳州、沙市的长江北岸三角地带成功地进行了代号为“江北歼灭战”攻击行动。

参加这次江北歼灭战的日寇计有：第13师团6个大队、第40师团7个大队及第58师团4个大队、由第3师团抽调3个大队组成的塘支队、第39师团抽调4个大队组建的两角支队、独立混成第17旅团2个大队等部共计约4万余人；另附伪定国军、人民自卫军等伪军武装，兵员数量共达10万人以上。

这支庞大的日伪兵力，在50架飞机的掩护下，以猛狮搏兔的绝对优势，对孤悬在洪湖地区的自诩为半个伟人的王劲哉手下只有3万余人的第128师及其建立的“鄂中独立王国”乃至第6战区所辖何绍南的江北挺进军等仅有8 000兵力的游击部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原本双方的作战能力相差悬殊，加之日寇事先派遣间谍打入第128师内部大肆分化瓦解，第128师古鼎新旅乘机暗中投敌，全盘托出了该师的作战部署，导致该师与日寇一交火，即遭到惨败，存在4年之久的“鄂中独立王国”随即土崩瓦解。

这一仗，除王劲哉本人以下23 000余官兵被俘外，4 600余人战死，师参谋长率领1 500余人继续与日寇作战，其余残部仍散布在湖区等待时机集结。江北挺进军3个纵队（旅级）主力8 000余人被击溃，余部被迫撤到江南整备。第29集团军下辖之第44军驻江北部队被迫撤回长江以南地区。

就这样，日寇第11军在1943年春季对中国军队实施的第一次作战行动大获全胜，以极其微弱的代价几乎全歼了第128师以及国民党军的游击部队，刺激了日酋迅疾发起鄂西会战的欲望，推动了横山勇加紧部署全面西进战略。

此时，已占据监利、天门等腹心要地的日寇趁热打铁，一方面组织扫荡队对第128师残部追踪搜剿，另一方面以主力一部向长江南岸发动进攻，企图在长江南岸占领滩头阵地，为尔后的作战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为实施下一步作战计划，日寇在以第58师团及第40师团236联队确保江北安定的同时，另以第13师团、塘支队及第40师团主力发起占领江南前哨阵地的进攻战。

3月8日，集结于江北的日寇兵分数路强渡长江，向预定目标突击。

第29集团军所属第44军、第73军各部虽然在石首、华容、弥陀寺、藕池口等地进行了顽强抵抗，然而挡不住日寇的进攻锐势，致使这些地域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失守。紧接着，日寇穷追猛打。但是，第29集团军经过强烈反击，终将日寇阻于上述长江南岸各地区及宜昌、天宝山、盐池庙、转斗湾一线。

此后，中日双方军队在这一带展开了数度拉锯战，形成犬牙交错的攻防态势，战事于3月14日转趋沉寂。

这样一来，日寇就稳固地占领了长江南岸的石首、华容及沙市对岸地区，取得了长江南岸滩头阵地。不过，在日寇占领的洪湖地区及长江南岸滩头阵地之间，仍有一段长江江岸为中国军队所控制，且此处有中国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辖的2个集团军防守，航运仍不畅通，日寇第11军为此决定立即发动鄂西会战。

事实上，横山勇决计迅速发动鄂西会战，与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呈现出不利态势大有关系。那时候，为了扭转太平洋战场上的颓势，日寇大本营希望首先在中国战场改变日趋不利的战略态势，以便可以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兵力前往太平洋战场遏制美军的进攻。为此，就在横山勇发动代号为“江北歼灭战”攻击行动之际，日寇大本营即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大致确保并稳定现已占据地域，粉碎其继续抗战的企图，制止敌之反攻，并扼制敌空军的猖獗活动，尽力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

根据这一作战指导计划，横山勇正式炮制了宜南作战计划，也就是鄂西会战计划。这次作战目的有三：

一、寻机歼灭中国军队第6战区主力。

二、短时控制宜昌至岳阳的长江水路，将在平善坝地区掠夺的近2万总吨位的各类大型船只约50艘，由宜昌下航，以弥补长江内军运船只的不足。

三、从洞庭湖以北的南县、安乡开始，然后在长江南岸与澧水之间，攻向以西的公安、松滋、暖水街、渔洋关、枝城、长阳、都镇湾，直至宜昌上游的平善坝、石牌沿江一带。其整个作战地区的直线长度约为200公里，宽度约为60公里。

别看横山勇在作战计划中规定了日寇此次作战行动需要达成的3个目的，其实，达成第1个目的才是主要的。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日本入侵军）转调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回忆：

第11军的真正作战目的在于歼灭江南地区的敌军野战部队。但由于大本营对于进攻作战进行了严格限制，因而第11军意识到仅仅以歼灭敌军野战部队为作战目的，很难获得总司令部乃至大本营的批准。所以表面上说，目的在于获取船舶，同时歼灭敌野战军。大本营考虑到打通长江航路，加强运输力，在使宜昌附近的船舶下航，弥补长江内军运船只的不足，批准第11军发动鄂西会战。之前日军在监利、华容地区实施的江北歼灭战已经为其在岳阳、沙市、荆州的部队向洞庭湖以北、以西地区进犯，实施江南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该战的命名，根据不同的特点赋予各自的含义：该作战是日本第11军继1943年初的江北歼灭战（一号作战）之后进行的，故在其计划与准备阶段暂称二号作战；因战场主要在宜昌以南，也称宜南作战。而在战幕拉开后正式定名为江南歼灭战，旨在歼灭当面第6战区的野战部队。

鉴于第6战区曾在1942年夏季对日寇发动了规模宏大的攻势作战，差一点就夺取了宜昌，日酋横山勇深知第6战区的兵力甚为雄厚，这次进攻行动一定会遭到第6战区各部的顽强抵抗。所以，他一方面在兵力配属上特意进行了加强：除了投入在战区附近的当阳第39师团，驻沙市的第13师团，在监利、石首、华容的第40师团2个联队（师团司令部仍位于咸宁），驻岳阳的独立混成第17旅团外，还动用了驻南昌的第34师团、驻九江的第68师团、驻应山的第3师团、驻应城的第58师团一部以及军直属的炮兵、工兵、陆空军第44战队；另一方面，在具体的作战计划上进行战役欺骗：首先在战线的东端让部队南下，做出要攻击常德的态势，试图把第6战区的兵力调动到这一方向之后，挥兵西进，直捣鄂西；同时，规定各部的战术动作是在对第6战区重兵集团的打击上为求稳固，多采用合围的战术。

其具体作战部署分3个阶段进行：

第1阶段：从5月初开始，以一周时间，击溃第6战区的第29集团军，攻占洞庭湖以北的南县、安乡地区，造成进攻常德的假象。

第2阶段：从5月中旬开始，将战场西移，以1周时间，沿长江南岸、澧水以北，击溃第6战区的第10集团军，攻占松滋及其以南的街河市、西斋、暖水街一线山区，与完成第1阶段的作战任务之日寇相互配合，进一步形成围攻常德的态势，逼迫中国军队向这个方向调兵。

第3阶段：从5月下旬开始，为了达成此次作战的主题目标，各路日寇继续沿长江南岸山区西进，击溃第6战区的江防军，攻占宜都、渔洋关、川心店、长阳、都镇湾，直至宜昌上游南津关对岸的平善坝以及石牌附近。这一阶段的作战时间，预计为10天。

也就是说，日寇前2个阶段的作战行动都是为了制造进攻常德的假象，扰乱第6战区的作战思维，试图迫使第6战区将兵力调往常德一线，方便其达成最后一个目的，也就是这次战役真正的作战目的：攻占鄂西地区。

日酋横山勇真所谓机关算尽！那么，中国军队会重蹈枣宜会战的覆辙吗？充满悬念。

事实上，日寇在积极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之际，第6战区也没有闲着。年初的作战行动沉寂下来后，第6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非常清楚，这并不是战役的结束，而是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激战即将降临。因此，他命令第29集团军乘战斗的间隙，毫不懈怠地积极调整，作新一轮部署。

这时，日寇为了发动攻击行动，以华容、藕池口、石首、弥陀寺、宛市为主要据点，到处抢抓民工，逼迫他们修筑公路以及作战工事，并在湖北监利白螺矶扩建机场。

经过1个月的精心准备，日酋横山勇已按照预定计划集结起了以第3、13、39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为主力，配属第34、40、58、68师团各一部组建的野沟、野地、长野、小柴、户田、针谷等支队，以及海军陆战联队、重炮联队等特种部队，另附伪军第29、11、24师等部，总人数达10万人的雄厚兵力。分别集结在宜昌、枝江、弥驼寺、藕池口、华容一带地区；并在汉口、荆门、当阳等地集中了航空兵第90、45、55、16、25、23、44等7个中队，以及1个独立中队，共拥有各型飞机248架，其中战斗机100余架，用以为执行进攻任务的日寇步兵提供空中支持。

雄兵10万在手，海陆空三军齐备，横山勇决定立即兵分三路发动“宜南作战”即鄂西会战：左路由宜都、聂家河向渔洋关方向前进；右路由宜昌溯江而上；中路由枝江、宜都、长阳西进，对陈兵于长江南岸之第6战区下辖的第29军集，第10集团军和江防军大举发起进攻，彻底消灭江南野战军，并乘机劫掠停泊在宜昌江面上的中国船舶，进而夺取川江第一门户——石牌要塞，威逼重庆。

当时，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赴云南兼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遗缺于2月23日调第5战区左翼兵团司令、西北军宿将孙连仲代理，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湖北恩施。

为抵御日寇的攻势，第6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调集了第29、10、26、33集团军，连同上游的江防军及其他警备部队，共有14个军41个师、3个挺进纵队及2个独立旅，兵员人数达30万。军事委员会直属的第32军亦位于第6战区作战序列之内。其中，除了江北方面第33集团军的第39、77、59军及第75军担负策应任务外，其余10个军29个师共21万人直接用于阻击日寇进攻的作战行动。

其具体部署是：以江南部队所属第29集团军之第44、73军固守万林河口、安乡至公安、茅草街之线的长江南岸地区及西岸南县、安乡、泮县等地区；以第10集团军之第87、94军固守茅草街（不含）经百弓嘴、公安至枝江之线的松滋、宜都地区，一部集结于西斋、茶园寺一线；以江防军的第18、32、68军扼守宜都以西茶店子、黄家坝至石牌要塞一线；而江北部队以第26集团军之第66、75军防守津门、当阳、远安、兴山及宜昌北岸三游洞、黑湾垴等地，即南津关至魏家岗（不含）一线；第33集团军之第30、77、59军防守魏家岗、三游洞至汉水转斗湾阵地，负责联系第26集团军共同防守宜昌以北地区江防，并向当阳、荆门、远安附近之敌攻击，一部挺进敌后，截断荆（门）沙（市）、荆（门）钟（祥）等路交通；并以空军第1、2、4、11等4个大队及由原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扩编成立不足2个月的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共计各型飞机165架（轰炸机44架、驱逐机121架），协助陆军作战。

根据当面敌情，第6战区制定了如下作战方针：战区以巩固陪都之目的，应确保常德、恩施、巴东、兴山、歇马河（兴山东北约65公里）、南漳各要点，置兵力重点于江南各地。第一线兵团依纵深据点进行强韧抵抗，消耗敌之战力，最后于郑家驿（桃源以西约10公里）、慈利（澧水上游）、五峰（渔阳关以西）、招徕河、秭归、兴山之线以东，马良坪、安家集（南漳东南约12公里）、宜城之线以南山地，依第二线兵团之机动，与第一线兵团适时将深入之敌歼灭之。

根据第6战区这一作战方针及其部署，很显然，孙连仲尽管抓住了固守陪都这个主要矛盾，却对日寇的主要进攻方向并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而是把常德与鄂西地区等同看待，不能不使人担心，在尔后的作战行动中，他会不会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不过，战斗还没有打响，一切都要等待作战行动正式开始以后，根据战争的发展方向，孙连仲是不是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并据此调整了兵力部署而定。

从1943年4月下旬开始，日寇在江南滩头阵地逐渐增强、频繁调动兵力。前线侦察部队探悉到的可靠情报摆在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面前：白螺矶机场4月27日新到敌机12架，天门、岳口一带近来增加3 000余人的敌军，汉川南近日增敌伪军5 000余人。潜江、沙洋、沙市各据点敌军雇佣挑夫运兵频繁。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判断日寇将有向江汉间地区进行局部窜扰的企图，最大可能是：以一部兵力由沙市或松滋渡江南进，策应江、湖三角地带日寇主力进攻澧县、常德。

据此，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制订了作战指导方案，向所属各集团军提出如下任务：

一、第29集团军应着第一线守备部队固守现阵地；其后方控置兵团，除以一部固守津市、澧县外，其余应适时进出澧水南岸，会同第10集团军部队，击灭窜入该方面之敌。

二、第10集团军对松滋、宜都间之敌，应以有力之一部，依江岸既设阵地拒止之，尽量抽集兵力适时向澧水以北地区进出，会同第29集团军，对窜入该方面之敌击灭之。

三、江防军应抽出一部，适时向聂家河（宜都西南）方面进出，实施机动作战。

四、第26集团军以主力向龙泉铺（宜昌东北约7公里）、双莲寺（当阳西南约6公里），第33集团军以4个师之兵力向当阳攻击，以策应江南方面主力之作战。

同时，面对长江的国军防线，其部队具体部署如下：

一、王缵绪的第29集团军，防守安乡至公安一线的以南地区；二、王敬久的第10集团军，防守公安至枝城一线的以南地带；三、吴奇伟的江防军，防守宜都经宜昌至平善坝、石牌一线以南地域；四、第75、77、59军固守三游洞、转斗湾一线，坚强抵抗，待敌到达渔洋关、石牌一线的山地要塞地区之后，进行反击。

1943年5月5日拂晓，日寇按预定计划正式开始“宜南作战”行动：第3师团由藕池口附近向百弓嘴第10集团军之第87军新编第23师阵地进攻；独立混成第17旅团由藕池口东向茅草街第29集团军之第73军第15师阵地进攻；小柴支队由石首向团山寺第15师阵地进攻；户田支队由华容附近向三汊河第73军暂编第5师阵地进攻。

把守这些地域的中国军队当即进行了顽强抵抗。激战两天后，中国军队各部伤亡惨重，形势严峻，安乡、南县已处于被日寇半包围的危境。

为了先行击灭企图从藕池口方面深入之敌，第6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已按照预定的计划电令第29、10集团军坚守和组织反击，同时电令江防军抽出第86军的第67师以及第18军2个团策应第10、29集团军的作战。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

在5月6日晚9时左右，孙连仲接到了蒋介石的指令：

一、查三峡要塞扼四川门户，为国军作战之枢轴，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应以充分兵力坚固守备。

二、江防军不得向宜都下游使用。

三、南县、津市、公安、松滋方面，应以现有兵力与敌周旋，并掩护产米区。

四、特须注意保持重点于左翼松滋、宜都方面，以获得机动之自由。

蒋介石确实是一个明白人，知道战场中心在哪里，没有算错局势。孙连仲据此收回前令，命令江防军仍然固守原来的指定地域，逃过了在作战行动一开始就被日寇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

5月10日，日寇攻占了安乡、南县，达到了其第1阶段之作战目的。5月11日，日寇完成其第1阶段的作战任务后，随即按照第2阶段的作战计划，寻找位于公安、松滋地区的第10集团军决战，占领公安、松滋及其以南的丘陵地带，为进入西部山区作好准备。其作战方法是：以一个师团及其配属的一个旅团，由宜都的枝城地区渡过长江，随即南下，攻占松木坪、刘家场、暖水街、闸口，至大堰档附近的官山坡，构成南北隔离线，阻止该线以东第10集团军的部队撤向西部山区，配合东面进攻的日寇对其进行围歼；以另一个师团及其配属部队，由安乡地区向西推进，对第10集团军进行东西合围。

5月12日晨，日寇展开行动。在南北夹击下，第10集团军各部队难以抵挡，节节败退，并于5月15日中午均西退至暖水街和刘家场、茶园寺以西。紧接着，日寇主力部队准备在剿灭松滋河西岸地区中国军队残余力量的同时攻击占松滋。

5月18日拂晓，日寇在没有遭遇到第6战区国军大部队情况下占领了松滋，完成了第2阶段的作战任务。

接下来，日寇就该为达成这次会战的主题目标而展开第3阶段的作战行动。

这样一来，固守石牌地区的第18军就到了直接与日寇再度面对面交锋的时候。而且，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经返回恩施长官部，开始亲自指挥各部的作战。军事委员会为应鄂西之急，命令第79军及第74军驰援常德。

陈诚重返第6战区，决心一雪1941年宜昌反攻战功亏一篑之耻。对于当前的军事形势以及此战的焦点目标，他有了清醒的认识：江防一线，干系全局。如果秭归和巴东有警，情形就会很严重。只要确保这一方向的安全，即使常德、襄阳、樊城全部落入敌手，还不至于影响国本，仍可以设法挽回。在此方向，石牌为陪都咽喉，更是必须确保的目标，应该根据孙子兵法确立的“勿恃敌之不攻，恃吾有以待之”的原则，无论出现什么变化，其嫡系第18军第11师都应固守石牌要塞，纵令全军皆亡，也在所不惜。

据此，陈诚决定战略重点为江防军下辖之第18军以固守石牌要塞为主，其他要地分别控制有力部队，确保石牌要塞外围安全，并与固守公安至枝江一线的第10集团军形成决战线；第29集团军固守安乡至公安之线既设阵地；第26集团军之第75军并第33集团军之第77、59师固守三游洞（西陵峡东口）至斗湾间既设阵地。

其作战指导思想是：各部队以强韧之抵抗，不断消耗日寇，并将日寇诱至渔洋关亘石牌要塞间，然后转守为攻，将日寇压迫于大江西岸聚而歼之。

这一次，陈诚不能犯错，他也犯不起错。他只有指挥第6战区下辖各部按照自己的计划全力以赴去争取胜利。自从宜昌丢失以来，差不多快3年了，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压力，为了减压，也为了改善陪都的安全环境，他做梦都想收复宜昌，也确实差一点成功了，但到了最后关头还是因为部队作战乏力无法如愿。不过，通过这些作战行动，他已经掌握了日寇的作战方式与目的，说他对日寇这次发动会战的目的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也好，说他押对宝了也好，他确实没有犯枣宜战役前期李宗仁犯下的判断失误的错，没有被日寇一系列的佯攻行动扰乱双眼，更没有改变部署，坚持以石牌要塞为中心与日寇决战，终于遏制了敌人攻击的锋芒，迫使日寇不得不战略退却，第6战区以恢复此战前期丢失的所有地盘、大量杀伤敌人而胜利结束。这在陈诚亲自指挥的抗日作战行动中还是第一次，此次战役结束以后，连他的政敌何应钦也不得不衷心地唱出了热情洋溢的赞歌。

5月19日凌晨，日寇第13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旅团首先开始行动，正式拉开了第3阶段作战行动。第13师团兵分2路从暖水街、刘家场向皮家冲、三溪口一线之守军第43师及第121师阵地发动进攻，迅速突破了守军的第一线阵地，于20日进至子良坪、仁和坪一线；第17旅团则由公安出发，在王家厂击退新编23师的警戒部队，进至王家厂以西高地一带，以部分兵力与据守樊家大山的新编23师一部对峙，主力佯作进攻常德之态，掩护其进攻部队展开和保障其南翼安全。

5月21日晨，日寇第3师团、第13师团分别由茶园寺、仁和坪和牯牛岭附近向当面守军暂编第35师、第121师及第118师王家畈、曾家坪等处阵地发起进攻。迄22日晚，日寇第3师团渡过渔洋河，占领了聂家河、磨市；第13师团进至渔洋河南岸，占领了渔洋关。与此同时，驻枝江的野沟支队与国民党投降日寇被改编为汪精卫伪军的第29师协同，攻占了宜都。守军第67师绕道撤至磨市以北。日寇第39师团从云池附近渡过长江，在未遇任何有力抵抗的情况下进至汪家棚地区。

从23日拂晓起，除占领宜都的日寇野沟支队及伪军仍留在原地担负警备任务外，日寇第39师团、第3师团和第13师团均集中全力，分别由汪家棚、磨市、渔洋关附近地区向第10集团军及江防军正面展开全线攻击。

这里正是陈诚部署的决战战场。为此，日寇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战斗一打响，立即进入了白热化，战况异常惨烈。在日寇的强力攻击下，守军减员甚多，战斗力严重下降，终因力不从心，被迫逐次转移。

5月24日，日寇第39师团进抵西流溪，第3师团攻占长阳，第13师团攻占都镇湾。各部均到达清江南北两岸地区时，日寇控制于宜昌地区的野地大队也由宜昌长江南岸桥头堡地区向西进攻，企图切断守军北撤的退路。

到此为止，战场的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清江、石牌之间地区，江防军成为整个会战的焦点。此时此刻，奉军事委员会之命前来增援第6战区对日作战的各部进抵情况是：第79军已到达常德，第74军进至桃源，由河南新野调来的第30军的先头部队已至榔树店，主力在续进中。也就是说，这3支生力军已基本进入战场。

陈诚见反攻的时机已经来临，决定从次日起对日寇进行反击。

就在陈诚决定反击敌人的这一天，日寇第11军准备向石牌——木桥溪一线追击江防军，将其捕歼于宜昌西方山地，据此调整了部署，向各部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令第3师团经牵牛岭西麓向抱桐树附近追击；令第13师团歼灭洲家口之敌后，向木桥溪方向追击；令第39师团一并指挥野地支队向大朱家坪附近追击。

就这样，第18军投入作战行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其作战过程将在下一节里详细讲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包括第18军在内的江防军投入战斗，迫使日寇无力继续进攻，为了不被中国军队消灭，或者按照日寇自己的说法，是已经达成了此次作战目的，日酋横山勇遂命令参战日寇举军后撤。陈诚已成功地实现将敌人压迫在长江西岸的第一步目标，正要指挥中国军队奋力歼敌，日寇开始撤退了，他立即命令中国军队展开了反攻和追击，大量歼灭了凶残的日寇，一举恢复了此战初期失去的所有阵地与地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和士气。自此之后，第18军参与的对日作战行动中，似乎再也没有过败绩。

5月31日，当日寇撤退，中国军队开始实施追击的时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收到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发来的战报后即认为此战国军取得了空前大胜，欣喜若狂，于当天迫不及待地致电在美国求援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试图通过这位大舅子之口把这个大好消息转告给美国政府及其军政要人，在国际上造成影响，告之曰：

宋部长：敌进攻我长江上游要塞之三个最精锐师团，三日以来，已为我军完全击溃，其余尚在围歼中，此役不久将可获得万全胜利。中正。

在此后的10余天时间里，第6战区所属各部以及配属给第6战区的其他所有部队在陈诚的指挥下，继续追歼敌人。至6月12日，这些中国军队收复了所有曾经一度被日寇侵占的地方，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鄂西会战就此结束。

这次会战到底是中国军队打胜的，还是日寇主动撤退的，以及中国军队到底迫使日寇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以至于许多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中国军队所宣传的鄂西大捷。他们的理由有二：一是在陈诚决定对日寇实施反击之前，日酋横山勇已经作出了撤退决定，因而不存在是中国军队战胜了日寇的问题；二是从战后日寇的战报中，日寇声称会战期间共战死1 025人，战伤3 636人，被打死军马499匹，打伤280匹。中国方面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外宣称日寇被消灭25 830人，自身伤亡仅10 000人，取得了空前大捷。

为了反驳他们的观点，我想，同样应该从两个层面作出说明。第一点，根据日酋横山勇制订的作战计划，日寇发起这次会战的目的在于消灭中国军队，确保长江航运通道。在这两个目的都无法达成的情况下，横山勇为什么会撤军？他绝不是突发善心，而是被中国军队打痛了，再也无力进攻，为了避免被中国军队全歼，只有撤退。这种解释，纵观日寇侵华战争中种种穷凶极恶的表现，任何时候，都是站得住脚的。第二点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中日双方宣布的伤亡数字之间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一方刻意隐瞒自身伤亡，另一方故意夸大战绩，在战争年代，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隐瞒无度，夸大亦无度，遂造成了这样的局面。现在要想彻底搞清这个问题，恐怕谁也办不到。而且，评判一场战争的胜负，并不是以哪一方付出了更多的伤亡做唯一依据的，而是主要看哪一方达成了战前希望达成的作战目的。根据这个标准，毫无疑问，中国军队是胜利了，日寇是失败了。即使日寇的伤亡更小些，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鄂西大捷在整个中国引起了怎样的震动呢？从何应钦的行动上就可见一斑。

时任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看到战报之后，一时间忘掉了攻击自己的政治夙敌，热情洋溢地说道:

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牌要塞乃中国之斯大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所获战利品，亦堆积如丘……，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达10万之众……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无言凯旋，战马无辜牺牲于战场者亦达3 000余匹……战后，陈诚点名表扬了军长方天以及师长胡琏，并分别拟升二人为江防军副总司令和第18军副军长。

第18军取得了如此佳绩，可以一雪当年丢失宜昌的前耻，扬眉吐气了吧？事实上，并非全体第18军将士都觉得这场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这次会战时担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就基本上否认中国军队取得了鄂西大捷；或者干脆说得更直接一点，他认为这场胜利是在文案上编造出来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为了说明这一点，赵秀昆在《从运用档案、回忆录想到的》一文中写到：

1943年5月下旬……（日寇）向长江南岸的第18军防守的石牌要塞进攻。6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第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6战区留第11师固守石牌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第18军第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他在这篇文章里写的是第18师，而不是防守石牌的第11师；在日寇的猛烈攻击之下，第18师以及其他中国军队能否顺利撤退，与坚守石牌的第11师关系甚大。第11师一直在石牌坚持到最后，尽管受到了很大伤亡，却从来没有撤退过；第18师不能代表第18军，我们仔细分析他的观点非常片面，非常绝对，很难有说服力。

赵秀昆在回忆录里还写到：

1943年5月中旬以来，在第6、9战区接合部及第6战区正面，日军调动频繁，准备进攻。江防正面为了加防，调整部署，即以第18军（暂34师未参加）全力防守石牌要塞，以第11师防守石牌要塞外围并加强核心阵地防守，第18师由北岸调南岸，在第11师右侧布防，掩护石牌要塞。

5月下旬，日军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突破渔洋关阵地，使第18军阵地翼侧暴露，长官部以第86军朱鼎卿、第32军宋肯堂各一部分兵力增援反击，但收效甚微。5月25日起，日军开始向第18师阵地冲击，因飞机轰炸，加之炮火猛烈，该师伤亡很大，阵地逐次撤向大朱家坪西南地区，不仅危及军指挥所，石牌要塞形成孤立，虽外围阵地北斗冲经反复争夺，但仍阻止不住日军越过石碑要塞向三斗坪迂回的势头。

此时四川境内已无机动兵力，重庆颇为震动，深恐日军乘虚直入四川，军委会及蒋介石命令第18军留下第11师，守石牌要塞，作为反攻的支撑点，其余全线后撒，在茅坪至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防线，计划调动兵力准备反攻。

江防总部接到命令，一面下命令一面慌忙地向茅坪方向撤走了。我和方天也一面部署第11师如何坚守要塞，一面准备西撤。

第11师师长胡琏在第18军一向以勇将著称，此时却表现畏怯，一日几次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和军长方天考虑，理由是：“第11师是陈辞公（陈诚字辞修）的基础，这样牺牲是否值得？”

言外之意，是想和第18师对调任务。当知道命令不可改变之时，旋做出与阵地共存亡的姿态并写下了遗嘱，将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包作一处，送交我准备交其家属。但事后得知，胡琏早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

第18师主力在31日拂晓通过军指挥所附近向三斗坪撤退中，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派人侦察，发现日军已乘夜撤回大桥边原阵地，方天喜出望外。江防总部正在撤退中，电讯不通，派人去追回。

情况报到重庆，蒋介石很高兴，亲自指示林蔚（军令部次长）打电话给方天，大意说：“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要嘉奖有功将士，速拟一战报直接上报军令部，要大加宣传……”

我遂亲拟战报，用电话上报，经过军令部的加工，6月3日《民报》遂以“鄂西大捷之经过”为标题，十分夸张地报道：“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等6个师团为骨干，另附以第14、第17独立旅团新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之长江三峡进犯。其司令官且由汉口移驻宜昌指挥作战。自上月18日起敌军向我鄂西开始进犯以来，连日战斗至为猛烈，我军仍以石牌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特颁手令（注：无其事）于要塞地带守备部队方天、胡琏、罗广文、赵秀昆、王元直、唐肇谟等诸将领，明示其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实为聚歼倭寇之唯一良机，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建树奇功。而各将领乃以愿与要塞共存亡，决不辱命，誓报党国之壮语呈复。故5日来敌屡以密集向我要塞决死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在北斗冲一地者，即有2 300具，其他要塞周围各阵地之积尸，此时均无暇统计。此为敌攻击要塞部队第39、第34师团死伤之情形……”

如此宣传，显然是为了鼓舞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士气。

惨胜之后，孙连仲、方天、胡琏、罗广文都因此得到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我和两个师参谋也得了“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

实际上当时盟军已开始对日联合作战，且八路军和抗日民众对日军有力牵掣，日军已成强弩之末，沿江山险路狭，限制了炮兵和机械化兵种行动，日军是无力深入的，所以作出姿态，是想早日结束战事，以军事手段达到诱降的目的。

从引用的文章可以看出，在赵秀昆眼里，鄂西大捷的胜利程度值得研究。然而，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考虑一下：横山勇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役？他是不是为了歼灭中国军队以及打通江防？如果是，在他没有达成其中任何一种目的，为什么会放弃战斗，自动撤军？这样联系起来，自然可以得出结论：日寇必定是遇到了强烈抵抗，难以达成预定作战目的，才放弃战斗。

那么，赵秀昆为什么时隔多年后会如此评价鄂西大捷呢？从他的回忆录里后面的一席话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鄂西战役后，第18军伤亡颇重，石牌要塞守备任务交与第30军，全军移三斗坪以西地区整顿。

此时，军内人事又有较大调整，即方天调驻在滇缅边境第54军军长，军长一职由罗广文升任，副军长遗缺，由第11师师长胡琏升任，罗广文私下对我说，准备保我接任第11师师长……我绕道三斗坪回到常德附近部队后，知道在此期间，部队人事又起了很大变化，原因是第11师师长胡琏升任副军长后，师长遗缺，罗广文通过方天、郭忏极力向陈诚保荐我升任，胡琏则极力反对，认为我作战经验少，在第18军资历浅，实质上是胡琏忌我与罗广文关系较深，怕合起来对付他。因而他极力保荐已调任第67师师长的原第11师副师长罗贤达调任。相持不下，两者都未准，而以陈诚亲信幕僚刘云瀚（陆大11期、江西人）调任。罗、胡由此成见很深，暗中互相攻讦。为此，陈诚借罗广文以整顿“滥军队”有魄力，将罗调至第87军任军长，第18军军长则以胡琏升充。这一场人事斗争，胡琏以胜利告终。

我回到部队后，罗广文尚未离任，和我约定，他到第87军后，即设法将该军基本师的第43师师长李士林（保定8期，河北人）调整为副军长，师长由我去接任，劝我耐心等待。我表示胡琏未到职前到四川万县家中休息，罗表示同意，并送了我一笔钱。

当然，并非仅有赵秀昆质疑这次战役的胜利，还有一种说法是：到了1988年，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突然改口，承认第6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 550人，负伤18 259人，失踪7 270人，俘虏日寇88人；日寇死伤3 500余人。其承认的阵亡数加失踪数正好等于日寇点获的国军遗体数目。但根据台湾国防研究院编写的《抗日战史》第20章第188页对鄂西会战的描述来看，台湾国防研究院显然否认了上述说法，坚称“敌军并未达成击毁我军战力之目的，反被国军予以重大消耗”，其称“我第6战区，自战争开始，即依照预定计划，作有部署之撤退，待到达石牌要塞，资邱南北线上，转移攻势。日军仓皇撤退，遗弃军资械无数，人马伤亡5 000众，是则敌人击毁我军战力并未达成而反被消耗”。另外，蒋纬国也否认了上述国军野战军被击破的说法，与台湾国防研究院的表态基本一致。这个“人马伤亡5 000众”，台湾国防研究院也说了，是依据日军资料而来，且其并未公布国军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