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与中等阶级激进派的关系

要确定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就不能不讨论工人运动与中等阶级的关系问题。

工人激进运动的初期，工人们曾和中等阶级激进派结成过非正式的同盟关系。这种同盟的基础是双方都没有选举权，都希望议会改革能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政治权利。但两者要求改革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中等阶级是“有产阶级”，他们要求改革，是因为有产而无权，想通过改革来取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工人阶级要求改革，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取得政治权利才能改善经济地位，因此政治改革并不是终极目标，他们要求的是社会解放。所以，两种激进主义，一个是有了产权而要求政权，一个是想通过政权而改善产权，中等阶级的激进主义和工人激进主义其实是反向的运动，实质上并无共同之处。

1794年政府大镇压后，中等阶级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把要求改革的重任完全推在工人头上，工人阶级被迫在没有同盟军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了二十年。19世纪20年代，工人阶级在思想意识方面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加强了他们关于本阶级存在的自我意识。第一次议会改革使中等阶级成了“有权”的阶级，满足了他们对权利的愿望，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工人阶级与中等阶级的同盟关系。从此后，工人激进主义就开始把中等阶级放在“有权”的阶级一边加以反对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宪章运动，就必然带有强烈的反中等阶级的性质。因此，和早期的工人激进运动相比，宪章运动的特色不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运动，而在于它坚决反对与中等阶级实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宪章运动正是在“反对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存在下去的，在宪章运动中，各工人派别都曾在现实的失败中先后走上了与中等阶级改革派合作的道路，而当最后一个派别打开合作之门时，宪章运动也就不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