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解答的基本学术命题

那么，应该如何对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的文学艺术变迁展开富有学理的研究呢？我们认为，需要解答以下几个基本的学术命题：

1．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的精神环境研究（文学艺术变迁的发生学研究）

“变迁”的第一含义是“发生”，因此，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研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其发生学根源研究。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的文学艺术何以能在整个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据高达四五成到七八成的分量？何以在相当程度上它代表了四百多年中国文学艺术的精华？我们认为，其中最根本的社会原因是资本主义萌芽所启动的工商业社会的出现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在经济基础变动的情况下，环太湖区域人口构成、人口精神活动状态、人口素质和人文精神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就人口构成而言，工商业社会造成的财富积累效应与宋代以来的文化中心地位相加乘，使越来越多的人口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精神文化领域，文人群体得以大量产生。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明清两代全国共出状元203名，苏州一地就有34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收明清32个城市的一流专家、学者、美术家等557名，苏州一地就有144人，其基础就在苏州文人群体的空前庞大。同时，工商业社会带来的城镇化把大量农业人口变成工商业人口，导致市民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亦不断上升。就人口精神活动状态、人口素质和区域人文精神而言，不断扩大的文化人口和不断壮大的市民人口导致区域人口总素质的不断提升，也导致区域人口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不断增加，促使家族文人互动、文人结社、文人和市民之间的交融互动亦出现空前的频密态势，为满足区域人口精神需求的藏书、刻书、讲书（书院教育）、说书（民间说唱）等等现象亦空前活跃；人口素质的提升自然又带来区域人口自信心、责任感和创新意识的不断自觉，从而逐渐演变产生新的区域人文精神和区域人格。这是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演变的精神环境。因此，研究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的文学艺术变迁，首要的研究就是分析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精神环境的内在生态及其与特定时期文学艺术的关系，力图从“环太湖区域精神场”的特殊性来思考其文学艺术的发生。

2．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演变过程考察（文学艺术变迁的逻辑过程研究）

“变迁”的基本含义是“演变”、“变化”，因此，本课题研究的基本使命之一是研究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演变考察。其中又包括三大维度：首先是与经济政治因素紧密相关的时代演变。我们认为，从这个角度去看，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等新经济因素出现、晚明国家政治思想控制逐渐解体的晚明八十多年大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从中衰走向恢复，满清贵族肆行民族压迫的清前期再度复兴；中国民族工业逐渐诞生，内忧外患和欧风美雨的冲击纷至沓来的晚清向现代的转型。其次是文学艺术兴盛体裁的演变。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的诗歌、散文、词、小说、戏曲、民间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体裁的盛衰起伏并非总是同步。比如，万历间最兴盛的是戏曲，天启崇祯间最兴盛的是小说，明亡后最兴盛的是诗、词等等。为什么各种体裁的盛衰起伏有先有后？先后兴盛的文艺体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非常值得研究。再次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区域内领先者和重心演变考察。一般而言，环太湖沿岸各地，太湖东岸的苏州一带总是居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如冯梦龙在苏州刊行“三言”，凌濛初在湖州亦追随刊行“两拍”；但西岸、南岸的湖州、杭州一带有时亦成为风潮的中心，如长兴臧懋循通过编刊《元曲选》掀起整理前代戏曲之风，常熟毛晋亦从而刊行《六十种曲》，推广了整理前代戏曲之风。梳理四百多年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中心的演变史，可以从一个全新角度逼近其历史真相。总之，三个维度的考察将多元、立体地揭示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演变史的全貌。

3．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集成”研究（文学艺术变迁的本质内涵研究之一）

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的实质内涵之一，是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集大成”发展。论者咸认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学艺术的集大成时期和总结时期；这在晚明以来的环太湖区域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不仅传统文人所擅长的诗、词、文、书法、绘画，宋元以来日益受到文人重视的新兴文体小说、戏曲等几乎所有文学艺术方式均在晚明以来的环太湖区域获得繁荣和兴盛，大多数且代表了整个四百多年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而且几乎每一文体内部在审美倾向上也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表现出向各种路径发展的旺盛的生命力。如明清之际自北转东，再经南折西，环列太湖周边的毗陵词派（常州）、梁溪词派（无锡）、松陵词派（吴江）、云间词派（华亭）、柳洲词派（嘉善）、梅里词派（嘉兴）、西泠词派（杭州）和阳羡词派（宜兴）均各有所趋：毗陵词派词风矫丽雅艳而又“情爱”与“忠爱”并标，“尽东南之瑰宝”；松陵词派“家秦、黄而户苏、辛”（周铭《松陵绝妙词选凡例》），又取裁于“遗山、放翁之间”（顾孝茅《松陵绝妙词选序》），或杰然独秀，或金相玉质；云间词派追求纯情自然的“高浑”之格，词风则经历了从婉妍绵柔向凄怨激楚的转变；柳洲词派“不纤不诡”（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健笔开合，气韵清苍，颇见风骨；梅里词派崇尚南宋，“家白石而户玉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以清空淳雅力斥绮靡冶荡，壮词又微近稼轩；西泠词派亦兼收并蓄，不主一家，或学周、秦，或学黄、柳，或为苏、辛，或为谢、陆，各臻其极；阳羡词派阵容壮伟，以家国之痛、废弃之悲而成其郁勃奇崛、悲慨清狂的和声歌哭。同时钱谦益代表的虞山诗派、吴伟业代表的娄东诗派、“云间三子”代表的云间诗派、“西泠十子”代表的西泠诗派，也各有所宗，各擅胜场。散文方面，16世纪晚期出现武进唐顺之、昆山归有光、归安茅坤，鼎峙于太湖西、东、南岸，以唐宋派号召天下，太仓王世贞又以后七子领袖享誉文坛；稍后公安派又正式形成于苏州，成为晚明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入清苏州汪琬又以推崇六经之文和雄宕之文，而列名清初古文三大家。其它书法、绘画甚至音乐方面等等，也都出现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集大成特色。因此，本课题研究的一大重点就在系统考察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对传统文学艺术的集成发展特色。

4．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开新”研究（文学艺术变迁的本质内涵研究之二）

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的实质内涵之二，是呈现出多方面的“开新”（“开拓性、创新性”）发展态势，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四百多年中国文学艺术的“新变”。我们认为，对传统文学艺术的集大成，既代表环太湖区域对既往中国封建社会文学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为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新变奠定基础；环太湖区域四百多年文学艺术的新变，既是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最大精华所在，同时亦代表四百多年中国文学艺术演进的成果和方向。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开新”，既体现在散文、诗、词、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方面，也体现在作品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旨趣方面。如晚明散漫流衍的小品散文题材多局限于士大夫个人的闲情逸致，但明亡清兴之际华亭夏完淳的小品尺牍交织民族悲愤和亲情眷恋，既激昂慷慨又低回缠绵，吴江叶绍袁的小品《甲行日注》亦于简洁清丽的文笔中充盈着国破家亡的惨痛、黍离麦秀的苍凉，均大大开拓了小品的表现题材。传统诗歌一般总受到士大夫文人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祧唐宗宋的圭臬意识和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的影响，但乾隆间钱塘袁枚的诗歌创作则以语言的通俗明白、艺术形式的完全自由独创和题材内容上明显的反封建民主倾向，赢得了清诗的一次大解放，为清诗向现代自由诗的过渡树立了第一个里程碑。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大多没有从“说话”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晚明苏州冯梦龙以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大量整理前代小说旧作并自创新作，使白话小说实现了从书场到案头，从口耳相传到版籍形态，从听众到市井识字细民和文人学士，从茫然不知何来到确知出于谁手的转变，促成了白话小说文体的真正独立。在戏曲方面，晚明吴江派对合律依腔、通俗美听的推崇，明清之际李渔对结构第一的追求，苏州派作家对舞台演出效果的追求，促成传奇文体规范的成熟和不断革新，形成对传奇戏曲“剧场性”的持续创新建构。开新更大量地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旨趣方面。例如，从传统民本意识发展而来的民主精神开始普遍出现于文人作家之中。吴江沈璟在明清戏曲史上第一个描摹传写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太仓张溥《五人墓碑记》大力讴歌市民英雄，苏州冯梦龙、湖州凌濛初“三言”“两拍”对新的商人阶层展开正面描写等等，均反映了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人作家的民主精神；与此形成和谐对应的是，苏州派市民作家《清忠谱》等作品则在拥抱自己阶层英雄人物的同时，还刻画周顺昌等风骨凛然的正直士大夫形象，表明新兴市民阶层也在知识分子英雄人格中看到榜样。再如，从传统“夷夏大防”观念发展而来的民族思想和爱国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昆山顾炎武对区分“亡国”与“亡天下”，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也折射出环太湖区域知识分子历史使命感所达到的空前高度；南明吴江吴昜、松江陈子龙、仁和澹归等等的大批诗词都是他们眷怀故国深厚民族感情的泣血流淌；晚清无锡薛福成在散文中公开传播“西洋诸国为民理财”，“取之于民而仍用之于民”，用以针砭中国历朝“厉民以自养”（《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其大胆吸收西方国家之长，对包括清朝在内的历代封建统治的批判，开辟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崭新境界。如此等等。因此，本课题研究的又一大重点就在对晚明以降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开新发展进行全面的符合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5．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变迁的影响力、现代性与当代价值研究（文学艺术变迁的历史地位研究）

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的文学艺术既然能在整个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据高达四五成到七八成的分量，既然其发生是一系列精神环境和文学艺术生态复杂运动的结果，既然其既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文学艺术传统的集大成和总结，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四百多年中国文学艺术演进的成果和方向，则其对当时当际的中国文学艺术曾发生广泛影响，亦曾是20世纪初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开新发展中包含的现代性因素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的启迪价值，自在情理之中。这些问题的详细解答，可以充分说明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历史地位。本课题就此进行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1）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对远近周边文学艺术的影响研究。近距离的影响存在于太湖以北的宁（南京）扬（扬州）区域、太湖以西的皖南区域、太湖以南的浙东区域。历史上这三个区域与环太湖区域一向有着紧密的交往，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发展既得益于这些区域的沾溉，也对这些区域文学艺术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促进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吴敬梓在南京创作《儒林外史》就受到环太湖区域士大夫生活方式的极大影响。远距离的影响则通过十字纵横于环太湖区域内的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通线，扩大到南至闽粤、北到京师、西到湖广四川的广大地区。2）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生和其上海中心地位形成的影响。无锡裘廷梁1898年在全国第一个创立白话报纸（《无锡白话报》），并在《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从语体上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生揭开序幕；吴江柳亚子、陈去病1904年在上海创办第一个以戏曲为主的文艺期刊《二十世纪大舞台》，平湖李叔同与同仁组织春柳社排演新戏，催生中国现代新戏的诞生和新文艺氛围的形成；苏州包天笑与叶圣陶、桐乡茅盾、海宁徐志摩与穆旦、余杭戴望舒与夏衍、富阳郁达夫、宜兴于伶、无锡陶晶孙等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桐乡丰子恺成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大师之一；等等。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生与环太湖区域紧密相关。同时，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中的地位形成也与环太湖相关。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提出，“江南，尤其是苏州尤为重要，把苏州排除在外，就难以说明明清时代的历史”；又说，“近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与此同时，苏州的风气也转移到上海来。上海并非突然出现的，其历史背景是苏州的存在”。⁽¹⁾虽然并未讲到文学艺术，但文学艺术史上的大量事实同样说明，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中心的形成，乃是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拱卫汇流的结果。3）晚明以来环太湖区域文学艺术的普世价值与当代意义。环太湖区域四百多年文学艺术的集成与开新发展，形成了诸多具有永恒性的精神价值倾向，值得仔细辨析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