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城市的稳定性，给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城市历史愈悠久，这种机遇就愈多，继承和流传下来的文化内容，就更为丰富多彩。同时也为城市文化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能，因为离开继承去空谈创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事实上，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城市文化创新、积累、整合和传承的过程。处在这个过程中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历史城市，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智慧和创造，通过有形的建筑物或无形的文化式样，把它有机地连接起来，成为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愈丰富愈深刻，城市文化的积淀也愈深厚。绍兴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在我国现有108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学术界按名城特点和性质，分为古都类、传统建筑风貌类、风景名胜类、民族及地方特色类、近代史迹类、特殊功能类、一般史迹类等7种类型。(53)通常情况下，一座名城大致属于一种类型，而绍兴按其特点和性质，却兼具了古都类、传统建筑风貌类和风景名胜类三种类型。换句话说，在绍兴城市文化构成中，既有古都文化，传统建筑文化，又有风景名胜文化，历史文化积累特别悠久、特别丰富，也特别有价值，这或许就是绍兴进入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行列的根本原因。
作为越国古都，绍兴所拥有的古都文化，不仅是春秋战国时代于越民族文化的缩影，也是那个时代越国文化的中心。由于于越民族是当时分布范围很广的百越民族中最先进的一支民族，所以它又是我国东南沿海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因此，研究越文化、浙江区域文化以及海洋文化，都离不开与越国古都文化的关系。而作为传统建筑风貌类名城，绍兴的最大优势是这方面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可以这样说，绍兴建城以来25个世纪的历史文脉，既可以从地上、地下的文物遗存中得到解读，也可以从各种地方文献中获得印证。其实，是否拥有较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是进入历史文化名城行列所必备的四个条件之一。(54)由于绍兴在这方面表现不俗，所以无须争议便进入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之中。至于绍兴的风景名胜，不仅景点多，内容丰富，历史悠久，文化含量高，人们因此特别看好绍兴的人文旅游。国务院公布名单时指出：绍兴“春秋为越国都城。有著名的兰亭、清末秋瑾烈士故居、近代鲁迅故居和周恩来祖居等。是江南水乡风光城市”(55)。绍兴兼具的以上三种名城文化类型，按其存在形态，有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和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之分。
以物质文化遗存而言，绍兴当然非常丰富，在当年越都城所在的绍兴古城范围之内，至今还保存着大量的物态记忆。其中就有春秋时期选定的城址和富有地理坐标意义的种山、蕺山、怪山，唐代以前成型的水城格局，宋代确立的街巷结构，明清以来的建筑风貌。这些充满时代记忆的物质文化，脉络清晰，延绵不断，是绍兴的历史之根。特别是古城内现有的75处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83处未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从内容看，有古文化遗址、越国遗迹、古墓葬、历史建筑、名人故居、石刻造像以及3.5万件珍贵文物藏品。以时间跨度看，从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到秦统一后的历朝历代，几乎均有分布。(56)尤其是在8.32平方公里的古城内，每平方公里拥有19个文保单位，如此众多的历史遗存，实在并不多见。因此，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也有人惊叹这是“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然而，绍兴城从越都城——会稽郡城——越州州城——绍兴府城直至今天的绍兴市，传承演进，继往开来，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仅在于遗存下来的城址、河道、三山、城墙、墙门、护城河等构筑物，更在于这座城市用了整整25个世纪的创造、积淀、传承下来的城市文化。
勤劳智慧的绍兴人，在创造丰厚的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精湛的非物质文化，并且世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人将城市比作一件艺术品，“一种集合的、复杂的、但又高级的艺术。”绍兴正是这样一座城市。在这里，有越王句践剑、车马神仙铜镜、越窑青瓷那样精湛的工艺品；有古兰亭、沈园、西园那样的园林精品；有书法圣地兰亭、泼墨画诞生地青藤书屋以及后来层出不穷的书画名品；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绍剧、越剧、莲花落那样的戏曲种类等。古城的街巷里弄，还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师爷故事、名人传说、风俗民情，处处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及由此散发出来的文化芳香。据2006年对绍兴城及其周边地区普查结果显示，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3358项，其中民间文学2304项、音乐236项、舞蹈159项、戏剧51项、曲艺109项、杂技与竞技29项、美术101项、手工技艺78项、传统医药15项、民俗276项。(57)而所有这些，又无不都是生长在历史文化名城绍兴机体上的文化基因，是绍兴文化发展繁荣的源泉所在。
更为宝贵的是这种长期流传、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孕育、造就了绍兴特有的城市精神。在绍兴，或许一下子难以找到红极一时、腰缠万贯的巨贾豪富，但绍兴有着流芳百代、震撼人心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通常都是通过杰出历史人物身上展现出来的。如大禹过门不入、为民造福的献身精神；越王句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胆剑精神；陆游忧忡为国、至死不忘的爱国精神；蔡元培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博大精神；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奉献精神等。他们的生平、他们的业绩，以及他们身上涌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不仅受到市民的广泛的认可、肯定、赞扬和崇敬，而且还通过展示遗迹，通过课堂教育，通过口碑传递，世世代代与绍兴人相生相伴在一起，成为市民的主流意识和心灵的最终归宿。“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退。”(58)绍兴则紧紧依靠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撑起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百姓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无私奉献；当事业需要的时候，他可以鞠躬尽瘁；当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他可以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这种精神是绍兴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当然，这种城市精神，既是绍兴传统价值观的历史延续，并且已经发挥和正在发挥着它特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它又不是传统价值观的简单重复，而是自觉地、持续不断地接受着其他外来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从文化的多样性中汲取营养，使之成为一种不断更新的、充满活力的、富有生命力的，在持续发展中具有独特个性的精神力量。由此迸发出来的社会凝聚力、进取精神、创新能力，便是绍兴的文化之魂，是城市发展中的精神支柱。
【作者单位】绍兴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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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2) 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75—376页。
(3)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卷第八《归国外传》。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卷第八《归国外传》。
(9) 《越绝书》卷第八《记地传》。
(10) 杨宽先生在对大量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古代都城的基本结构为：①由小城和大城两部分组成；②东汉以前实行“坐西朝东为尊”礼制，以后转变为“坐北朝南”。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为《吴越春秋》佚文。参见《初学记》卷二十四·城郭；又见《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居住。
(12) 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东汉以前“西城连接东郭”的都城布局观点，主要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如果当时他能看到越都城“西城东郭”的现存实例，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
(13) 朱大渭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一文中认为，“套城是一种重要的军事工程”，建筑的绝对年代，“大多在西晋以后南北对峙时期”。在他列举的37座套城中，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见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9—101页。
(14) 吴松弟：《中国古代都城》，商务印书局1998年版，第27页。
(15) 《史记》卷四十一《句践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
(16) 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八章《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页。
(17) 《越绝书》卷第八《记地传》。
(18) 傅振照主编的《绍兴县志》第一编《建置》，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2页。
(19) 雍正《浙江通志》卷三十一《公署（中）》。
(20) 嘉泰《会稽志》卷一。
(21) 《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
(22) 嘉泰《会稽志》卷一。
(23) 见《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
(24) 《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
(25) 见《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方镇表》、《十国春秋》、嘉泰《会稽志》。
(26) 《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
(27) （唐）元稹：《醉题东武》，《元稹集·集外集卷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95页。
(28) 《宋书》卷八十一《顾恺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29) 《晋书》卷七十七《诸葛恢传》，诸暨恢出守会稽时，晋元帝对他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中华书局标点本。
(30) 《资治通鉴》卷九十四·晋纪十六·成帝咸和四年：“是时宫阙灰烬，以建平园为宫。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
(31) （宋）陆游：嘉泰《会稽志序》。
(32) 《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
(33) （宋）李定：《续会稽掇英集·序》，藏绍兴图书馆。“大府”，指上级官府。李定系明州人，在他看来，绍兴作为两浙东路治所，当然属于上级官府。
(34) 宝庆《会稽续志》卷一。唐时以节度使为大府，亦谓之会府。尤都会。
(35) 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九《祠祀志一》。
(36) （明）徐渭：《府隍神有二辨》，见《徐文长三集》卷二十九。
(37) 见陈桥驿：《论绍兴古都》，载《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85页。
(38) 见（美）乔尔·科特金著，王旭等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9) 赵冈先生研究的结果认为，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如下：战国（前3004）为15.9％，西汉（公元2年）为17.5％，唐（745年）为20.8％，南宋（1200年左右）为22％，清（1820年）为6.9％，清（1893年）为7.7％，近代（1949年）为10.6％。见《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40) 陈桥驿：《古代于越研究》，载《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页。
(41)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卷第十《代吴外传》。
(42) 《后汉书》志二十二《郡国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
(43) 《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五》，中华书局标点本。
(44) 嘉泰《会稽志》卷五。
(45) 民国《绍兴县志采访稿》，见《绍兴丛书·地方志丛编》，第九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
(46) 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第3卷·人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47) 资料转引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48) 姚轩卿：《轩卿随笔》二十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49) 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第5卷《城乡建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400页。
(50) 嘉泰《会稽志》卷十。
(51) 嘉泰《会稽志》卷四记及的唐宋城内市场有照水坊市、清道桥市、大云桥东市、大云桥西市、古废市、龙兴寺前市、江桥市和驿地市等共8市。
(52)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53) 陈友华、赵民主编：《城市规划概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451页。
(54) 历史文化名城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见罗哲文《再论名城保护和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二）》，载2007年6月1日《名城报》。
(55) 见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国发［1982］26号文件。
(56) 见宣传中主编：《绍兴文物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
(57) 李永鑫主编：《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读本·序》，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版。
(58) （美）乔尔·科特金著，王旭等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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