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的孤立

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人一直奉行着一种自我强加的锁国政策。日本人不准离开这些岛屿，他们甚至不得建造能到大海里航行的大船。除了少数荷兰人和中国人外，外国人是不准进入这个国家的。对西方来说，日本依然是一部高深莫测的天书。反过来说就不那么对，因为日本人了解欧洲要比欧洲人了解日本多得多。日本人闭关自守的政策并非单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起码在最初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

与欧洲人的早期接触首批欧洲人——在一条中国帆船上的三名葡萄牙人——据称 1542 年即已来到日本。在往后的大约一个世纪里，日本与外界往来频繁。日本人流露出一种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强烈欲望，他们从后者手中获得时钟和地图，学会印刷和造船，还习惯了吸烟和食用马铃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耶稣会会士向他们传教，结果数以千计的人信奉了基督教。日本人不仅到荷属印度尼西亚旅行，甚至到欧洲旅行。事实证明，日本人比别的亚洲民族更善于接受欧洲思想。但在 1600 年过后不久，政府开始迫使基督教徒转入地下活动，并在 1624 年和 1639 年先后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驱逐出境。到 1640 年，除了少数在严密控制下获准留在长崎的荷兰人外，所有的欧洲人都遭驱逐。从 1640 年到 1854 年，这寥寥可数留在长崎的荷兰人，成了日本与西方世界唯一的通讯联络渠道。

自我孤立和后来又放弃这种政策，都起因于日本政治事态的发展。日本历史与欧洲历史显出一种奇怪的相似之处。和欧洲一样，日本在一个封建战争时期之后，跟着就是一个政府专制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内和平是由一种官僚政治来维持的，其中行将没落的武士阶级仍然被看作是社会的一个特权阶层，同时一个由民族商贾形成的商人阶级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并更加坚决地要求得到其应有的地位。

德川幕府将军在首批欧洲人来到这里时，日本列岛因各藩侯之间的战争和敌对，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之中（日本人分别组织在这些藩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川家族夺得全国的控制权，接任了“幕府将军”一职。这“幕府将军”实际上是一种利用天皇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军事领袖。世袭的德川将军的统治是在 1603 年奠定基础的，并一直维持到 1867 年。最初那几位德川将军根据大量证据断定，在日本的欧洲人，不管是商人还是传教士，都在参与列岛上封建的，即各藩侯之间的政治活动，甚至企图通过帮助基督徒或同情基督徒的日本人夺取政权来统治日本。为了建立他们自己的王朝，平定和巩固这个国家，确保日本不受欧洲人的渗透，头三位德川将军开始动手消灭基督教徒，同时采取一种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不相往来的僵硬政策。

在德川统治下，日本享受着和平与安宁，这是多少世纪以来第一次长时间的和平。德川将军们完成了把天皇从政治上分离的部署，逐步为他树立起一个神赐的和传奇似的人物的形象，过分庄严和远离这个世界的喧闹。于是天皇被幽禁在京都，与世隔绝，全靠幕府有节制的供给得以继续存在。德川将军在江户（后称东京）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宫廷和政府，并且像路易十四把贵族们带到凡尔赛，彼得大帝强迫他那些粗野的贵族在圣彼得堡修建市内住宅一样，德川将军也要大封建领主和他们手下的武士每年至少有部分时间住在江户。

军事独裁幕府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是通过一种军事官僚政治，即军事独裁来维持的。由于大封建领主（他们被称为“大名”）在大都远离江户的地区内对他们管辖下的臣民还保留着大量封建特权，这部令人生畏的国家机器严密地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些大领主及其家臣（武士）没有进一步的战争去打扰他们，遂变成把大量时间消耗在江户和其他城市里的土地贵族。作为一个有闲阶级，他们逐步养成新的嗜好，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收入来供自己挥霍。他们靠压榨农民得来的收入，就在从商人手上买东西时被花掉了。

阶级分化由于迎合了政府和贵族的需要，商人阶级大大地膨胀起来。日本在 17 世纪开始向货币经济过渡。许多领主深深地陷入商人的债务之中；而好些武士的行径与当时法国和波兰的小贵族一样可笑，穷困潦倒但又死要装门面，其实除了社会地位以外，他们已无异于一般人。和旧制度下的欧洲相同的是，法律也在阶级间划有一条明确的界线。贵族、商人和农民在税收待遇上是有差异的，并且会因为犯法者不同受到的惩罚也不同。一个平民所犯的罪行对于一个武士来说是可以赦免的，或者玷污荣誉的事会使一个武士受到惩罚，但对于一个平民却无妨。武士有权随身携带两把剑当作一个阶级标志，在理论上可以砍死一个无礼的百姓而不会引起进一步追究，虽然幕府在实际上约束了这类暴行，但比起旧制度下的欧洲君主政体来，这里在法律和正义上的进展要小得多。在经济方面，商人和手艺人生意兴隆，一派繁荣景象。1723 年，江户已经是一个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到 1800 年更超过一百万人，江户比伦敦和巴黎还大，有美国最大的城市二十倍那么大。1800 年之后，有的商人已经能够用钱买到武士的头衔，旧的阶级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世俗化与神道尽管是蓄意地自我孤立，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未因此一成不变。在智力生活上也是如此。在幕府时代，像佛教这样历史悠久的宗教对许多人已失去有效的影响，致使日本以它自己的方式经历了一场与西方相类似的思想上的“世俗化”。在个人行为准则上重新开始着重于“武士道”，这种非宗教的精神学说旨在颂扬荣誉和忠诚这样的武士德行。随着佛教的没落，对神道的崇拜复兴了。作为日本自古就有的宗教，神道认为只有天皇才是名副其实的天的儿子。关于历史方面的研究和写作活动十分活跃，就象在欧洲那样，人们对国家的过去产生一种强烈的兴趣。历史记载与神道一样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幕府是篡位者，而湮没无闻地被放逐在京都的天皇，才是日本生活中一切至高无上的、永恒的事物的真正象征。

与此同时，通过长崎这点缝隙，西方思想还是缓慢地渗透进来了。18 世纪中叶，将军德川吉宗准许进口西方书籍，唯有与基督教有关的除外。少数通晓荷兰语的日本人开始译介外科医学、解剖学、天文学和其他学科的荷语书籍。1745 年，第一本荷日词典编纂完成。有条不紊的荷兰人在尽可能地满足这里对欧洲制品——表、玻璃制品、天鹅绒、毛织品、望远镜、气压计——所表现出的一种渴求。日本人对西方政治倒不是一无所知的。在大多数勤奋好学的西方人对日本内部情况仍是一窍不通的时候，一个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只要他愿意，就能够了解法国大革命的一些思想，或者知道谁是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