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世纪的国家文化战略

向：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一体化、现代化浪潮铺天盖地而来。地球村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让世界变小，一方面使人类的眼界变大。在这个时代，任何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事物，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默默无闻、沙里埋金了。21世纪以来，举国上下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华文明走出国门与世界进行交流互动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希望更好地融入世界并推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并在此过程中更加提高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当一个民族要振兴时，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撑；当一个国家要富强时，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我们的国家正在日益走向富强，在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意识到本民族自身有创造性的、独特的文化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交往过程中的重要性，文化自觉意识不断加强和觉醒。

然而，仅仅是有意识，还只是一个开始，文化自信自觉的思想意识应该和具体的文化行动结合起来，才能将文化的影响力真正落到实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之一便是目前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应该说，自2001年开始，中国人越来越多地从国际社会听到一个新的名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百姓，这都是一个陌生的、拗口的名词，但是它却迅速传播开来，成为热门话题。

中国人近十几年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和保护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名录的行动不但家喻户晓，而且各个地方为此争先恐后，“申遗”成风。已被命名的遗产地则大受其益：既获得世界性的知名度，又广进财源，旅游业兴旺发达，可谓名利双收。所以，不管熟悉也好、陌生也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好，一股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旋风立即刮遍全国，这个拗口的字眼也在人们的频频使用中变得可亲可近。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个，中国的昆曲赫然在列；2003年，在公布的第二批28个代表作中，中国又有古琴名列其中。此后，中国书法申遗成功，也使这门古老的艺术重新焕发出生机……

继公布世界自然、文化或自然文化双重遗产名录以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开始进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和公布工作，并不断地公布相关的名录。如此一来，基本形成了对世界各类遗产完备的保护、确认体系。这应该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类对祖先和大自然留给我们的遗产给予呵护、珍惜、保护的一种全球行动。客观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申报、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行动，它唤醒了世界各国、各民族、士农工商等社会各界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识、自觉、自醒，乃至自救。我们也有责任把这样的文化传统继承、弘扬和光大起来，文化自信必须转化为文化行动和全民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强国的理想。大家一起参与、一起行动，珍爱祖先的创造，保护文化资源，科学利用文化优势，打造文化品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这既是我们的文化责任，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王：前面和云驹先生探讨了那么多的问题和现象，我们最终要回到一个共识上：知行合一方为正途。思想意识必须转化为行动实践，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才能落到实处。中国今天的文化软实力如果上升到国家的国策并落实到微观的战略实施中，中国的文化气象将在复兴之后而获更新。

所谓的知行合一，要靠坚毅不拔的毅力往前推进，要在行动中排万难而不断地坚持下去。我们的文化思想应该从空泛、空谈中超越出来，从纯粹知识考据中挣脱出来，去审视现实急需解决的问题，去关注生存所面临的危机。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首先要强调的与其说是“理论思维能力”，毋宁说是“独立思想能力”。“理论思维”固然是我们缺乏的，但首先应该有一种思想自觉性。理论思维如果没有了这种自觉性和独立性，我们的思想就会人云亦云，不得要领，也就没有价值。理论思维如果没有了现实性，我们的思想就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理论思维如果失去了个人性，我们的思想就会成为没有身份、没有激情、没有血肉的学究式的思考，成了空中楼阁，空洞而苍白。因此，如何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如何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如何用自己的嘴巴去说话，如何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如何用自己的手脚去行动，就越发显得重要了。所以，既要锻炼理论思维，也要锻炼其他能力。对中国而言，切不可将思想的能力替换为能力本身，固然思想能力是重要的，但行动的能力、实践的能力、落实和贯彻的能力也同样重要。当代中国不应该再次迷失在纯粹理论思维的道路中，不应该再次丧失对现实的独立思考能力。中国当代的思想家，不缺乏喧嚣与热闹，缺乏的是冷静与凝思，更是积极的、富有成效的行动。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躬自省，究竟人们应该对思想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方法，对事情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行动。要确定一种态度和一项行动，首先需要明白社会境况。

在当今，“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中国的重要现实语境。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当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资本”已经日益雄强，我们的“文化资本”却不容乐观，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而后者才是一个国家成为强国形象的能真正服众的辨认标记。一个世纪以来过分的崇洋西化，使得中国自身的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识危机，在西方强大的话语压力下、在对传统的虚无的批判中，将传统变成一堆垃圾。一种文化没有了存在地基和精神之根，文化就失去了向心力和亲和力。

如果说，作为一百年前的“启蒙与救亡”时期的“文化错位”的过激行为尚可理解，那么，经过了中国现代化的80余年以后的今天，还这样粗暴而虚无地对待传统的话，就将在中国崛起的历史性时刻，产生第二次不可原谅的“文化错位”。如果说在全球化、现代性的语境中，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观念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清晰说明，从而出现种种文化误读。那么，在新的语境下，东方文化必须重视呈现中国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我宁肯不要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杰出的政治家在文化上必定有远见卓识，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和构成部分，理应是国家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民族的硬实力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但只要它的“软实力”的元气一息尚存，那么，这个国家、民族的复兴和强大仍可预期。试看中国历史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国虽然一统天下，但最后可以说是灭亡在楚人手中。汉朝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又吸取、延续了楚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汉王朝虽屡经衰落，但仍能起死回生，延续了几百年，汉唐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一直延续在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近现代以来，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但正是在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感召下，中华儿女团结在一起，闯过了一道道难关。而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继续发挥文化的支撑作用。

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迎头赶上，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有些难以适应，从而在经济、政治、安全到心理、自尊上，都感觉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因而产生国家危机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态势和道路产生了种种猜忌。2014年年初，美国《赫芬顿邮报》的子报《世界邮报》在其创刊号上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文中充满了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英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不难看出，西方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去揣测、去想象、去理解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必定会有这样的疑惑与担忧，因为西方文化是一个依托于海洋的、外向型的、倾向于征服性的文化。自大航海时代五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的壮大及其在全球的扩张，始终伴随着血与火的武力征服和侵略。

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以西方为模本，跟在西方后面，学习西方各方面的经验，甚至是全盘照搬西方文化。我们常常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发展走过的道路，以至于今天，西方人到中国来，看到的当代中国几乎是他们曾经走过的历史道路的翻版和复制，中国的大小城市面貌几乎与西方一模一样，走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街头，就像走在纽约、巴黎街头一样，车水马龙，到处都是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国自身的经验和传统并不明显的时候，不管我们如何强调“和平崛起”，都无法打消西方产生“中国威胁论”的怀疑。只要回顾一下西方自身走过的在全世界实行武力征服和侵略的崛起历程，以己度人，西方很容易就倾向于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中推测中国未来的走向与态势。

很不幸的是，我们之前过于注重经济建设，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关注不够，加之在国际上，我们对自身的发展理念、崛起理念和文明理念的宣传，以及传播力度、广度和深度上都严重滞后，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崛起后的发展态势并不明确。虽然中国的历史文明、现实文明和发展文明与美英日法德等老牌的西方帝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没有文化观念、文化形象的认同感，任我们叫破嗓子，也没人会相信你会真的走和平崛起之路。面对经济不断崛起的中国，以前还只是西方在谈“中国威胁论”，现在，连亚洲，我们自己的友邻国家，曾经的好朋友，都对中国产生深深的疑虑，加入到“中国威胁论”的行列之中，由此导致中国的地缘政治文化充满了危机，这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不必要的阻力，增加了有效沟通、交流和发展的成本。

中国模糊不清的文化形象已成为实现中国“大国崛起”的短板，不光是西方世界，世界其他国家也迫切关注着中国面对世界的态度。我们只有在国际舆论中明确树立起不同于西方惯于侵略的“竞争文化”的国际文化形象 ——也就是岳川教授所说的西方的“三争文明”，把我们的“三和文明”用形象的、润物无声的文化力量推向世界。这样，我们才能让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无端猜忌和谴责露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狭隘和险恶用心，同时又化解周边国家对我们的敌意。而这些，历史已经证明，仅靠“硬实力”是无法真正解决的问题。“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老祖宗的智慧早就告诉我们，“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面对世界对中国的不了解，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能不能给世界造成一种文化上的影响，关键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能不能正确阐释中国经验，能不能正确理清中国元素。如何采取积极主动、冷静理性的方式和方法，让西方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向西方传播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用富于创意性的战略战术和行动来逐渐化解他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提升中国的大国形象，实现大国崛起的软着陆，已成为中国崛起和不断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为此，自上至下，从国家、社会和个体各个层面来说，都应该做出审时度势的调整和行动。

王：这些年来，中国文化的包容、忍让、中庸、贵和精神在世界上基本上没有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中国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代价就是基督教教徒全世界32亿，伊斯兰教教徒12亿，印度教教徒9亿，佛教教徒4.6亿。因此，美国高参亨廷顿警告说：20世纪末期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21世纪上半叶是基督教文明与儒教文明的冲突。谁是儒教文明？当然是指向中国。美中冲突已经开始，南海居然在美国人嘴中变成了公海，东海同样如此。南海诸国，越南、菲律宾等，还有东海的日本、韩国，包括更加边缘化的印度和其他一些环太平洋国家，对中国采用了“C型包围”。

不妨说，在全球化、同质化让位于差异化小趋势的当今世界，在西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蔓延中，东方文化的发言变得殊为重要。中国文化输出将使得中国现代经验逐渐成为世界的经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将使得东西方共同形成“世界新秩序”，不仅能优化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而且正在取代以前的民族国家体制中的话语运作结构。

对“文化战略”问题的忽略，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者 ——对于“文化战略”问题的漠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几乎成了国内社会科学的通病。严重缺乏人文学者的声音，人文知识与国家文化的整体命运成了自说自话不相往来的两条铁轨，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国家的文化整体命运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关乎盛衰兴亡的国际政治问题。在此情况下，引入文化政治学视角，将人文学关注的领域扩大到“文化战略”领域，不仅有助于加强“文化战略”研究本身的学理性，更重要的是，重构文化、学术、政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为人文研究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战略”更多的指涉恰恰在于文化间的竞争策略。“战略”只能是整体性和前瞻性的。尽管中国文化的衰落或复兴可能对我们当前的生活没有直接影响，尽管可能会被人讥讽为“杞人忧天”，但反思文化的过去，谋划未来的整体命运，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无可逃遁的天命职责。中国崛起在世界文明中越重要，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话语中就越重要。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世界的。

向：当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强大时，对中国的发展，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对文化的发展是会越来越关注的。所以，我们党中央提出文化自觉、文化强国建设，这都是非常及时、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今后发展的目标，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明古国的发展，它的重大的特色，或者核心观念、核心概念，不可或缺的东西有哪些。所以，文化问题是与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肯定不能离开文化发展来谈发展的。

王：中国当前的文化形象在西方应该说比较尴尬。尤其在大众传媒时代，中国形象往往是通过一些体育、影视明星来传播的。在西方人眼中，这些明星或多或少代表了中国人形象本身。这个问题可以分两面来看，后现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所以体育明星和演艺明星走红有其时代合理性。这个时代不是以大英、大中华或者大罗马帝国的趣味为标准的，它们都成了历史，今天是以美国为中心。美国历史很短，只喜欢球星和媒体，好莱坞梦幻工厂，体育明星成了大众饭前饭后的谈资。这个趣味以及由此导致的波普艺术、大众文化影响了全球，使得英国的绅士、中国的文人雅趣都不合法了。

另一方面，带来的弊端是，这种文化只是表面的文化，就像收视率一样，央视最好的对话节目收视率倒数第一，插科打诨的东北二人转、文化含金量很低的节目反而排榜首，这就有个问题。曾经有人问雅斯贝尔斯：大学的精神是什么？他说是思想人才储水库，大学只是静静地蓄势待发，所以要学传统的古希腊知识，为了某个有用的时刻奔腾远去。但今天教育制度和媒体都美国化了，美国是典型不需要储存的，推崇一切当下的消费、玩、开心的国度，一切高雅的艺术都不能欣赏，一切非急功近利的东西都没有价值，一切不能吸引眼球不能兑现的文物都不值钱。这种情况下就是怎么都行，快餐文化就成了今天的主流。

长线的教育快餐化了，人才储备、思想浓缩的老窖酒也被新轧成的扎啤替代，什么好酒都没有了，大学的功能消失了，连带着出现了很麻烦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大学不如商场、大学不如公司，大学生毕业没人要，因为不能马上兑现，走向极端看法就是孔圣人还不如体育明星或演艺明星。这就是用美国逻辑来要求全世界精英文化，其结果就是精英文化没落，人类文化将重新变成草根、没有根底的文化，变成文化的球赛、竞技，人类不再进行文化的传承和精神价值的重新塑造。这个弊端将使人类文化遭到自古罗马以来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在我看来，中国完全不用步其后尘，我坚信孔子的思想在制度、思想观念、国家人格、中国身份方面有不可取代的重量级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如何让中国变得和平和谐亲善，意义重大，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去与西方进行沟通和对话。

向：对，我们应该抓住各种文化契机，主动地同西方对话。这种对话应该是一种互动式的、有来有往的交流和输出，我们的国家、政府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社会各个层面和我们的普通民众也应该共同加入到这个自觉的文化行动之中。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民的文化自觉，进而有助于我们民族自信力和凝聚力提升。季老非常有先见之明，他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身份和发展方向有了不同角度的思考。

在亚洲，日本和韩国很早就明确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而英国、美国等国家更是将文化战略渗透在其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各个方面，文化产业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推广、宣传其主流价值的重要工具。我们也应该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国家层面提出“文化兴国”战略。在“拿来主义”之后，我们要打开国门，以新的面貌“走出去”，实施“文化兴国”的战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完善，也契合了世界发展潮流。现在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将战略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实实在在的文化行动。

王：确实，大国崛起不是靠一个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就能实现的，中国梦需要有一个落实的行动过程。我认为，文化创新和可持续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性政治经济文化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在基本实现科技一体化、经济制度并轨化以后，文化和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的一个突出问题。可以说，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的同时，文化建设变得非常关键。当前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崛起的前提下，面临的首先是一个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问题。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重视，才可不断输出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中国文化历经冲击而不崩溃，还有强大的向心凝聚力，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而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优秀的人类文化精神。

从经济到文化，可以说，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我认为，最近十年应该是中国全面制定文化战略，开始着手行动起来，进行世界的文化联盟和文化输出的时代。如果中国失去了这个机会，被动挨打就是肯定的。因为国际不允许一个重兵和重军事的中国的崛起，只允许重文化的中国的崛起。此时，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去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历史中的位置。当然，发现是困难的，因为要认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自我。所以古希腊的谚语就是“认识你自己”，这是最困难的。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文化自信与自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快速积累的精神基础。

中国不能仅仅强调经济的崛起，如果在军事上和文化上很软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认为，没有文化的凝聚力，我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就将出现问题。一般人认为科学无国界，知识也无国界。但是，从事知识和从事科学的人是有国界的。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没有真正化为自己的东西，才出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在经济起飞之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东方文化？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崛起速度越快，文化越弱，军事越弱，我们遭受战争的可能就越大。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时间和机遇。如果抓不住时间和机遇，中国的崛起将遥遥无期。这个时候一定不要触发战争，否则，中国就如《孙子兵法》所云：“渡河过半击之，必灭。”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军事的军队，还需要文化的军队。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引起人们的重视，美国将中国的定位从“远东”转到“近西”，美国开始重视当代中国了，也说明中国崛起是谁也挡不住的。30年来，中国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90年代的“经济中国”时代，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进入新世纪“文化中国”的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新世纪的国际化平台上，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

如果说，20世纪初中国的任务是如何“开窗”而让“西风东渐”，那么，21世纪中国的任务是如何开门，让中国文化精神走向世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加入自己的声音，并通过主流话语对自身的历史经验加以重新编码。关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使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重建民族精神，从而在世界文化的总体语境中加入中华民族的声音。无疑，这是一种东西方跨语际话语运用的全新尝试，一种对东西方话语、范式互相冲突、互相渗透的历史回归。

向：所以，要行动起来，扩大我们的文化的传播渠道、影响力度，非充分发挥国家的顶层设计和动员力量不可。近些年来，让大家感受最深的文化事件就是在短短十来年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陌生到熟悉、再到社会热点的过程。遍查五千年的汉语史和中国文化史，还没有任何一个名词概念或某种文化类别、遗产形态，有这样迅猛的普及与传播。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公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作为一种神秘、独特、罕见的遗产类别进入我国文化语境。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中国政府即批准加入此一国际公约，成为世界上第6个加入国。这一举措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迅速传播，成为全民性话语。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和公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界定指导规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局性政策法规文件。2006年12月2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的整体框架之中，做了专章阐述，明确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等。这个通知的公布和下发，标志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的提升，成为国家的公开政令与各级政府必须遵循与执行的政策与规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从全民性话语进一步深化为全国性、社会性的文化行动和各级政府的执政行为。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首批公布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7日，国务院再次发布《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的通知》，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0项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147项……这一系列的举措，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民族和全社会，特别是在广大的民间与民众中成为关注关心的焦点和热议的话题。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认定与公布的这一文化行动，将一向以来被认为是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口头的、大众通俗的、古的老的旧的、非主流非官方非时尚非现代的文化提升为世界级别的、人类共享的、历史传承的、民族精神之根的、世界丰富多样性的基因与武库的高度来认识、评价和抢救保护，在中国迅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全民性全社会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甚至可以说，中国民间文艺界专家学者奔走呼号几十年，磨破了嘴、跑断了腿、写秃了笔、费尽了心，也没有达到和掀起如此巨大的文化浪潮，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文化行动，却几乎是一夜间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陌生化的、拗口的、别扭的、怪异的、新鲜的、罕见的、时尚的、欧化的名词，其自身也居然在短短数年间与最广大民众的文化对接，传遍全中国各个地域、各个行业、各个民族，成为21世纪初以来最壮观的文化奇观。这足以见证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文化行动的作用之大，影响之深远。

作为我国伟大农耕文明的结晶和愿亿中国农民的精神家园，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精神文化价值。我国农耕文明具有八千余年的漫长历史，我国以高度发达的农耕社会为核心的封建历史延绵了两千多年，这是举世罕见的文明奇迹。民间文化遗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口口相传、代代相承。我国拥有人类全部历史全部形态的口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任何一种民间文学和艺术样式，都在它的历史单行道上走向了顶峰和极致。我们也不缺乏任何一种递进发展的文化样式。我们有傩戏、木偶戏、皮影戏和千姿百态的戏曲，乃至昆曲和京剧。我们有中国式的绘画，也有独特的书法艺术。我们有全套的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寓言、谚语、谜语甚至对联，直到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我们也有剪纸、年画、刺绣、风筝、泥塑、陶瓷、玉器等等精湛的民间手工艺。我们的传统节日斑斓多姿、五彩缤纷、尊天敬地，娱人娱神，和睦邻里，传承审美。它们如今依然在中国民间有着活态传承，见证着中国文明的伟大与辉煌。

王：我们本身有着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现代社会进程中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导致我们的文化也受到质疑和冲击。如果是完全白手起家，从零开始，那么，中华民族永远跟不上西方。我们只能在世世代代坚定的、和谐的文化当中去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创新。未来世界谁都不敢打核大战。我认为，中华民族和谐思想可以让人类共享。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中国文化从来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文化是一种对等交流的东西，近代中国科技和制度一度落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学术就一无是处。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本土精神，并可对人类未来发展尽一份文化重建之功。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科技现代化的同时，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盲视主义”，进入到当代中国“文化发现主义”的精神自觉层面，再到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的“文化输出”时代。所以，文化创新变得非常重要。

文化创新遭遇的一个强敌就是中国的文化失败主义，这是对内而言。对外而言，中国文化形象模糊不清，甚至危险可怖。内部的虚空与外部的游移不定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创新是要培育一片生态世界，阳光与雨露，内部的协调和团结，外部的蒸蒸朝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新的文明时代将是一个后传统的时代，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比如和合文化等观念依然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精神作用。中国的文化创新也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逐步发展，随着文化世界观的逐步拓展，中国文化艺术将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从体系创新、范畴创新，到文化创新，时代给中国的最大的使命就是建构中国文化精神和重塑中国形象。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须在文化创新中向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并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话，将20世纪的“全盘西化”转化为21世纪的“中西互体互用”。

中国经济资本的崛起是任何国家都挡不住的。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的平衡意义。二战之后的美、日、德都在中国之前，变成了世界前三强，而中国从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妄自尊大，就变成了这三个国家的对手，后面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八国联军”当中，中国是比较孤立的一支。中国在掉下低谷后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这种复苏使得中国的身份变得空前的复杂。一会儿是“中国落后”、“第三世界”、“中国的环境污染”等等，一会儿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中国分裂”等等。

我坚持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科技，也不在于我们的经济，更不在于我们的军事，而在于我们的文化面目不清楚了。这就说明中国的“文化资本”还不丰厚，需积极进行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通过经济崛起与文化创新、文化输出来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大国地位。

向：非常庆幸的是，国家的高层、决策层已经注意到文化的重要性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伟大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还首次采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一系文化继承创新发展的目标与任务。

特别让我们这些文人感到振奋的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文化强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已经排名第二了，但是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我们的综合指标有若干个指数要在世界排名可能是100多位甚至是200多位，有些数字是非常非常远的。所以，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不会是单一的某一个方面。如果一个方面崛起，其他方面一定要同步跟进，一定有一个整体的状况，或者有一个龙头引动拉动带动全面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核心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当我们的经济、当我们的政治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时，国际上最后看的是我们的文化。当然，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留下东西，还是我们的文化文明。我们古代被列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我们古代留下的辉煌的一页，竖立在那，永垂不朽，谁也取代不了。所以，将来的历史还是看你的文化的创造。

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对本民族文化的挖掘、保护和创新。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大众化、最活态化、最传承化的民族民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发展史来考察，可以发现若干重要的文化定律。比如，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在民间文化生活中，是几千年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关于各民族同根同源的神话，至今保持着它的神圣性、至上性，并且在各民族人民之间代代口耳相传，长久地影响、引导和强化着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团结的意志与观念。

同时，还要结合我们现在的情况，包括我们国家提出来的文化发展的思路并把文化发展放在一个很高的战略地位，结合全球化出现的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热潮，把文化多样性放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不能回避的课题，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保护变成一个全球共同的文化行动。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时代的变迁，理念的变革，文化价值观的转换。这方面也要加以认真的梳理。要看到中间重大的变革和历史背景。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认真阐述清楚的东西，阐释清楚以后人们就能够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这需要从学理上来梳理。如果我们盲目地跟着这种保护运动，那就还是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只有我们认识了整个运动的价值和意义，它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文化的保护的利益，对全人类的文化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清醒地认识优秀文化遗产的价值，才能清醒地开展和从事服务传统文化保护的工作，也才能更好地融入全球的共识、全球共同的文化行动中，而且还能够超越一般的艺术形态的不同，超越国家制度的不同形成一个全球共识，让它既有利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又有利于全球共同的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应该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这样一个重大的文化变迁和时代变化。

王：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时代给了中华文明新的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以大文化视角审视当前世界文化的“游戏规则”，探讨中国文化主动参与“游戏”的可能性。同时，也不放弃对于规则的修改权。《礼记·中庸》有言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文化事业要发展，文化战略须先行，被动应对绝对不行。

毫不夸张地说，“文化输出”是一个文化战略问题，明白人才能意识到其重要性。我们不可能军事输出，不可能政治输出，也可能像早年“四大发明”那样科技输出，但我们的文化是可以输出的。后殖民主义，包括之后的生态文化主义，都强调东方可以屏蔽西方的一元独霸、霸权主义、单边话语，使得对话温馨、多元。东方带有女性化，西方的强悍带有雄性化。这个世界仅仅是男性中心主义是不合适的，需要女性的东方的柔性浑厚、和谐共生、多元并存、以退为进的方式。这个说法后来慢慢得到一些朋友支持。最近有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人说：“世界就是世界的，不存在东方和西方。”这是错的。“世界是世界的”，这是黑格尔的一元论和整体性思维，这在后现代面前早已土崩瓦解了。这世界东西方都没法“区分”开的话，那德里达[1]的“差异”性如何理解？他区分得非常非常细，还不仅仅是东方，中东、近东、远东，远东当中的中国、日本、韩国，韩国的各个民族，中国的56个民族，区分得非常细，怎么能说世界是世界的？这是为谁说话呢？典型的西方单边主义！

有人认为，西方没有文化输出而风行天下。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在福柯[2][3]和德里达之后，任何所谓的历史必然性都应该接受我们的质疑，西方真的没有进行特意的文化输出么？他们的文化是自然而然地被全球认同的么？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任何既定的结构和中心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西方人自觉的文化输出达到的结果。至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有效地文化输出，这其实涉及经济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文化输出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后者并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甚至在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赶超中国之前，他们的文化输出就开始了。可以说，在现代以前，文化输出早已经存在。

历史上许多大国兴起的同时必然借助一整套文化战略巩固并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英国在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同时，也将英国文化、语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文学艺术渗透到了帝国势力所能达到的每一个角落。在殖民地，英国用殖民教育培养了一批本土的英语精英阶层，时至今日英语也是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化扩张成为了英国政治扩张的重要支柱。法国则从路易十三时代起，就将文化称霸与称霸等量齐观，法兰西优雅的礼仪与文质彬彬的气质，使其成为欧洲风尚的准则。1635年路易十三时期的首相黎塞留创立了法兰西学院，其目的就是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和文化。法国对于自身文化控制和推广工作的高度重视，使法语在18世纪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的社会语言，无形中又强化了法国作为“文明标准”的国家文化形象。

时至今日，西方自由、民主、法律、平等观念连同上帝、耶稣这样的精神信仰已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从公元7世纪以来西方人持续不断文化传播的结果。历史上基督教曾经四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公元7世纪唐太宗时期“景教”[4]的传入；第二次是13世纪元朝“也里可温教”的传入；第三次是16世纪末，明代万历年间，以沙勿略为先驱，以利玛窦为中心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第四次就是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来华。可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几经反复和中断，却从未放弃过。

在实践层面上，我认为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文化借助全球化的契机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可口可乐、麦当劳、微软、美国大片几乎无孔不入，而亚非拉的原生态文化却丧失了抵抗能力，只能逐渐边缘化或者被改造；非但如此，在WTO、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内部，奉行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也几乎是美国国内法律的翻版。有意无意之间，美国文化的逻辑已经改造了人类的思维、情感、认同、审美、交往甚至家庭生活。美国用“三片” ——薯片、芯片、大片 ——策略就征服了世界。这“三片”在IT界、媒体界、影视界无疑是一场革命。这“三片”是美国全球做大的一个模式，包括他的文化输出，都是大规模的。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美国花了多大勇气来做它的文化宣传。十多年前，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首次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这让我们看到其在大国形象宣传方面的不遗余力。

与美国相比，迄今为止我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的比重还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文化战略应该有一批真正的人来做。而且，中国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应该重新制定，制定大国20年文化方略和方案，否则就有问题。我相信，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局面会有所改观。

十几年前，我提出“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的文化理论构想。这一理论的核心关注就是中国身份、中国形象、中国立场的合法性问题，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我们五千年的古老文明能够重新“发声”，并对中国当前的发展发挥持久深远的作用。中国应该从整体上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古代精品文化的输出极为重要，如四川的三星堆、湖北的编钟、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等，皆为上品。我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传统我有四重态度。第一就是看看我们两千多年的文化，哪些已经变成死的僵化的文化，就坚决抛弃之，诸如裹脚束胸等。第二要用另一只眼睛去看，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们的硬盘需要整理一样，需要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第三，可以看看两千多年的文化中，哪些是可以弘扬光大的、还有生命力的文化。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死掉以后，她的精神仍存是不可思议的。第四，就是要看哪些文化经过与西方思想碰撞以后变成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不仅滋养中国，还有可能变成世界的共识框架。我们还需先从头做“知识考古学”[5]的工作。因为不懂得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本源，就不会知道自己文化的未来。就像尼采所说的，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和“塞入”意义，一种就是“取出”和消费意义，有人永远只懂得向这个世界“索取”，而不是“塞入”。

中国迫切需要“自我发现”和主动输出、主动传播，这种“发现”就需要总结文化深层内容，并熔铸在具体的文化翻译和思想阐释工作中。就文化输出而言，有人问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输出，这其实是想说明只有“高势位文化”才可以输出。我想问，为什么西方人不远万里到中国去看云南丽江？丽江文化难道比现代的北京或者西方还要高势位吗？难道人类就不可以有怀古之忧思吗？我们去看的古罗马文化就比现代美国文化具有高势位吗？“文化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面对一个强大的西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它，中国是与人为善的，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是富于智慧和温文尔雅的。通过我们积极主动的文化输出，他们会知道中国文化是一种可以多元对话的平和的文化。正如李济所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的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背景上面，它的光辉才显得更加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东方文明绝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应该，也必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文化应该有益于世界和人类，这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坦率地说，当代中国文化的输出有四个重要维度：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对当代性文化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文化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将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输出中国现代思想家学者的思想，从而使世界真正在价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与思想意蕴。“发现东方”的思想在东方主义话语中有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即反对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不断坚持“中西互动观”。中国不是任何“他者”的文化附庸和话语倾销地，相反，在新世纪西方有可能从东方思想中获得新的整合性话语，中国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边缘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世界史是一部文明的历史，更是一部文明间的历史。古往今来文化间彼此交流与融合从未中断，这种交往也绝非偶然的、孤立的、个体的行为，而是隐含着策略的、主动的、群体的要求。大凡国力强盛的民族，从不讳言学习他者与拿来主义，以汉唐之气度，有张骞出使西域前后中西植物、器物等方面的广泛交流，唐代万国来朝，中国人在拿来的同时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玄奘在求取佛经的过程中也不忘向印度翻译传播中国的《道德经》等典籍，鉴真东渡后则义无反顾地将唐文化的精髓传至日本。文化的输出从来不会给文化原产国造成损害，文化财永远散之不尽，只能越散越多，日益扩大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向：说得好！只有文化财才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越散越多，越散越能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我们也知道，现在国际上对我们的文化也开始特别关注。好莱坞大片中开始出现正面的中国元素，频频向中国示好，并且美国已发行了多套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邮票。近些年来，每逢中国的春节前夕，美联储都会发行一批生肖钱币来应景，这跟我们国家近些年来注重向海外进行文化输出和扩大传播的力度有很大关系。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海外对中国文化有了一些较好的反应。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的正面元素的影响力比以前更强、更多了，我们可以日益感受到世界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好奇与期望。奥运会不仅仅是一次体育盛事，对中国来说，更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行动。在奥运会这个举世瞩目的舞台上，近距离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形象，为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塑和文化输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中国传统的春节文化在海外日益升温，日益从华人华侨的节日向国际性节日发展，日益从文化交流和文化功能向文化、经济、政治多功能发展并在推进和谐世界方面发挥作用。其中与我国政府和民间采取有力措施，逐年加大运用春节文化平台开展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推动春节成为国际性节日的努力分不开。2010年春节，我国有关部门举办了系列的“欢乐春节”活动，在美国、英国、德国、泰国等42个国家举办65项海外春节文化活动，收效非常明显。借助春节文化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形象，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和谐互动。

当一个民族要振兴时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撑，当一个国家要富强时它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中国政府也开始借鉴、学习国外的文化政策，如依照德国的歌德学院，创办了“孔子学院”，教外国人学习汉语，希望更多的外国人通过学习汉语来了解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之后的文化问题开始有了更为明确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

其实，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开始在文化方面着力，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被海内外誉为新中国的“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198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对我国大多没有文字只有语言、没有书面文化只有口头文化、没有作家艺术家只有民间文艺家的少数民族而言，这个通知的工作重点就是搜集、整理、研究他们的民间文学。1984年5月，中国民研会联合国家民委、文化部又发出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全面启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开展了全国规模的抢救与保护行动，由周扬任总主编，马学良、任英、林默涵、周巍峙、钟敬文、高占祥、贾芝任副总主编；钟敬文、马学良、贾芝分别任三套集成主编，共搜集民间文学资料逾40亿字。几十年过去了，这一浩大的国家文化工程日益显现出它的伟大功绩。

30年的抢救行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30年前的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就是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批准的，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邓颖超、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代表，给民间艺人以崇高的荣誉，胡耀邦、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会见代表。三套集成工作由中国民协和国家民委、文化部联合主办、部署、实施，其工作力度之大，各级党政部门投入之多，全国覆盖之广，史无前例，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情形了。21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明确写入了保护优秀民间艺术、重要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和文化部、财政部等主持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被列入中国文联品牌工程。党的正确领导和一个日益强大的祖国是我们抢救行动长期开展、持续实施、不断深化的根本保障和强大靠山。

只有通过国家立法和行政层面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投资与支持，只有通过政府决策、政策制定等高层宏观指导，开展一系列行之有效、有的放矢的文化行动，并对全民文化生活、学术发展等方面引发一系列的变革、变化和转型，进而采取一系列可行的、长期的海外文化输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才会真正形成自己的独特魅力。

[1]①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 年 7 月 15日—2004年10月8日），法国著名哲学家，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2]①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著名思想家，著有《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他主要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权力怎样通过话语权表现出来，并配合各种规训的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福柯的思想对当代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凡是想理解20世纪后期现代性的人，都绕不开福柯。

[3]①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著名思想家，著有《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他主要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权力怎样通过话语权表现出来，并配合各种规训的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福柯的思想对当代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凡是想理解20世纪后期现代性的人，都绕不开福柯。

[4]①指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即东方亚述教会，唐代正式传入中国，译作景教，又称之为波斯景教、大秦景教。是从希腊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年创立。元代时对基督教各派的总称。

[5]①由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首先提出，即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福柯的考古学特别关注话语、知识、科学之间的关系，他将“知识”界定为一种话语实践，对话语进行描述，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本领域中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进行描述的系统、确定的界限、建立起来的对比和对应关系不以古老的历史哲学为依据，其目的是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