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回答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原因

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率部走向井冈山,开辟中国革命史上第一块农村根据地。在这里,他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有声有色的对敌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政权建设。起义部队初上井冈山,为了能够站住脚,毛泽东规定军队要担负打仗、筹款、作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要求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使群众感觉到这支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从而密切军民关系,军队得以生存和发展。1928年初,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了江西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初步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民到达井冈山,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初,毛泽东总结了前段斗争经验,提出对内加强军队建设,特别是党组织的建立;对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造成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6月,红四军取得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已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县东南部。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发展和巩固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为他科学回答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成熟的主观条件。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初期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的力量找到了新的出发点和支撑点。但是,在根据地里,党内和军队内少数有右倾悲观思想的人,却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哪一个人提出来的,而是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同志的一种思想。因为在全国白色政权中间建立红色政权,这在中外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相当一部分人缺乏信心,怀疑红色政权能否长久存在和发展。农村中的红色政权究竟能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这已经成为当时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的问题。

作为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深感自己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1928年5月,在边界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是,当时的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错误地分析形势,认为湖南反动势力十分动摇,于是在6月下旬制定了湘南第二次起义计划,并两次派人到井冈山,要红四军主力向湘南发展。对省委的指示,毛泽东持不同意见,并通过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作出决定报告湖南省委。在决定中,毛泽东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各地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列举六条理由说明红四军不应开往湘南。指出:“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原因是“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他主张:“红四军仍应在湘赣边界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地,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1]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没有被采纳,结果导致八月失败。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它促使毛泽东深刻反思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以进一步科学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而真正全面论证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在湘赣边界中共特委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和他以后向党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论著中。

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是1928年10月4日在茅坪开幕的。毛泽东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即是决议案中重要部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从正面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首先,毛泽东提出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是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客观原因。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在革命转折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中国思想战线发生了一场重要论战。论战围绕着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三种社会势力的认识而进行:究竟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影响?帝国主义是破坏了中国封建势力,还是维持了它?是打击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还是促进了它?争论的中心是当时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参加论战的主要派别有三个:一是新生命派,即蒋介石国民党派,他们强调中国社会已经是后封建主义时期前资本主义社会了;二是新思潮派,即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坚持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三是动力派即中间派,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场讨论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广泛传播有积极意义,还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加科学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也帮助中国共产党认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

当时毛泽东身处偏僻的井冈山,没有也不可能参加这场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然而,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认识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透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不平衡特点的认识,直接同红色政权存在原因一起思考,这正是反映了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水平是何等之高。毛泽东指出,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和豪绅买办阶级各自支持数派军阀,这些军阀之间便接连不断进行战争。毛泽东站在历史的高度,分析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连年不断的战争,认为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最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两种原因。其一,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其二,是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由于中国这种农业经济的特征,必然使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密切,农村可以不依靠城市而照样生存,这也就是说,红色政权可以在农村生存和发展下去。最后,毛泽东得出结论是:“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

其次,毛泽东从纵向分析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只能在湘粤鄂赣等省存在和发展呢?而不是首先出现在川滇以及北方各省呢?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之所以在湘粤鄂赣边界地区发生和发展,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民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从人民的角度看,经过大革命锻炼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在这些地方不仅在革命时期有过工会组织、农会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并没有打教被彻底打散,他们还在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这对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从军队的角度看,毛泽东认为,红军的产生,也必然只是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及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才能分化出来。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都是从改造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的实践中得到启示,袁文才、王佐都是受大革命影响的当地农民武装的领袖,尽管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以灰色的面目出现,但他们的存在和坚持斗争对毛泽东率部走向井冈山和在井冈山安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毛泽东改造袁、王的实践无疑帮助了他深化对红色政权存在原因的认识。然而,我们从毛泽东把大革命的影响看作红色政权存在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已经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已经认识到任何新生事物的发生决不是从天下掉下来。人们只能在历史与现实提供的客观实际的条件下作适当的选择,而不能为所欲为。

再次,毛泽东认为全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些矛盾的斗争、发展和加剧,必然引起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应该说,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红色政权在全国各地的不断产生和发展,各红色根据地遥相呼应,相互配合;另一方面则是党在白区斗争的发展。党在白区的斗争可以牵制敌人,造成敌人首尾难顾的局面,毛泽东充分肯定全国革命的发展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作用。他说:“全国革命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如俄罗斯的1905年至1917年,则小块红色政权之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并没有停顿而是在发展。

如果说,毛泽东把大革命的影响看作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从纵向来认识问题的话,那么,他把全国革命形势看成是红色政权在和发展的条件,则是从横向来认识问题。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则是体现了毛泽东的全局观念。纵横交错,这样也增加对问题认识的力度,增加了说服力。

第四,毛泽东科学分析了正规红军对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的作用。他说:“相当力量正式的红军之存在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个认识是用血换来的教训。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或者没有充分认识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单纯强调做群众工作,结果,当反革命举起屠刀时,共产党则无力反抗。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毛泽东在领导革命过程中注意武装斗争,注意建立革命武装。由于有了这种实践,所以在认识上也高人一筹。他深有体会地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最后,毛泽东强调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她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要紧的条件,”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的生长、发展和曾经遭受挫折的历史,深有体会地说,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之初,为什么红军能够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顶住敌人八九个团多的到15个团的兵力的“会剿”,不仅如此,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苏维埃的组织一天一天发展,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毛泽东对前一个时期党的政策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当时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与敌斗争,创造罗宵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的失败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各个击破;割据地区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这些政策是正确的。而这些政策的提出与实施,浸透了毛泽东的心血。正是党的这些政策的正确制定和实施,才有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和进步。

当然井冈山根据地也经历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这两次失败的共同原因是党的方针政策出了毛病。三月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瞿秋白搞了个决议,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瞿秋白领导的中央,决定撤销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因交通不便消息传到湖南时传错了,说是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并取消前委改组为师委。误传毛泽东被开除出党,因而不能当党代表,只当师长,师委书记由别人担任,师委只管军队本身,对地方的工作不能过问,使军队和地方脱离,失去统一领导和指挥,加之烧杀太多,群众革命情绪受到打击,导致三月失败。

八月失败更是由于党的政策出现了偏差和执行政策的人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当时正处在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党中央和湖南省委却作了相反的估计,并强行命令红军离开根据地,结果导致边界和湘南的同时失败。

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的组织的有力量和其方针政策的正确,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认识到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当初选择井冈山作为落脚点,撇开其他原因不谈,一个重要原因是看到井冈山的自给自足经济,井冈山的小米、南瓜能够给部队提供一定的物质供给。但是井冈山毕竟是一个山区,人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红军要生存发展,红色根据地要生存要巩固要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深深懂得人们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所以他在井冈山根据地的物质不足以保证供应红四军、红五军的需要的情况下(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他同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毛泽东等转战赣南,闽西,目的还是在于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正如毛泽东在1929年3月的报告中,向中共中央提议,在军阀混战时期,红四军主力应“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一大区域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割据与湘赣边界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并强调“这一计划必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稍后毛泽东在他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进一步分析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他指出:“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毛泽东继续分析,除了上述条件和原因,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 (1)有很好群众; (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这些条件中有些是重复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的观点,有些则是根据后来实践经验得出来的新认识。这些深化了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原因的认识。

阐明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一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只有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冒险主义划清界限。毛泽东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科学地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这是他在革命转折时期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