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说理”的逻辑

高明勇

一直以来，我对徐贲很关注，除了工作往来的缘故，更多的是因为我们都关注公共生活的构建。在“公共生活”的视野中，他先后出版过《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等论著。如果说这些论著是关于“公共生活”的“认识论”的话，那么他的新著《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则是关于“公共生活”的“方法论”。换句话说，作为公民，如何通过学习公共说理，来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构建。

公共生活的范畴很大，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徐贲的“公共说理”更多侧重于公共生活中的公共话语空间，而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生活的“重灾区”之一。相关案例很多，远近都有，远的如这两年屡见不鲜的“微博对骂”“微博约架”，包括“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李泽厚语）下的众声喧哗。

就近的例子，比如就转基因食品问题，方舟子、崔永元利用微博进行多轮“激战”，当事双方“嘴仗”一度升级，围观者更是群情激奋，由于二人都有忠实粉丝，因此演变为上千万粉丝的“混战”，喧哗不止，粗鄙之语不绝于耳，暴戾之气弥漫网络。

最新进展是海淀法院已经收到方舟子（原名方是民）诉崔永元名誉权纠纷案的起诉状，且已对该案进行立案审查。法律的归法律，说理的归说理。方舟子是知名的科普作家，崔永元是知名的电视主持人，两人辩才素有闻名。孰是孰非，自有公论，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两人在“辩论”中谈及“语言与逻辑”，并将此作为科普是否有资格的一个重要标准。

“语言与逻辑”，就是“表达与思维”，其实点中了公共说理的关键，按照徐贲的解释，“说理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公共话语特征的思维与表达形式”。

当下的公共说理，面临严重的危机：本该是理性的话语表达，却变成粗鄙之语，本该是基于逻辑推论的思维方式，却让位于蛮横的暴戾之气。

动辄扣有色眼镜、贴标签、戴帽子，往往容易忽视问题的本质，流于争吵乃至对骂，不管什么议题，到最后一地“五毛”，漫天“脑残”，不了了之。

基于这种“公共说理”的生态，无疑，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更显珍贵，尤其是在“培养有效思维”“学习理性话语”方面提供的方法与思维。

徐贲认为，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逻辑，尤其是形式逻辑，只是公共说理的最表层部分。”

然而，公共表达中不注意逻辑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不久前舆论在关注中国矿业大学一位被称作“学神”的学生，据报道，“他说他从小就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所以读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和“读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吗？前者或许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

不少孩子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成绩却未必如意，而让“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原因很多，也许并无兴趣，完全是父母逼出来的。

不管是这位“学神”，还是采写的记者，可能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一书中，徐贲把谬误分为三种，情绪性谬误、形象性谬误和逻辑性谬误，而这个“学神”的例子属于“逻辑性谬误”，划为“推不出”的一种，即“逻辑跳跃”。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细心观察，不讲逻辑者随处可见。

这十八讲中，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徐贲提出的两种“提防”，一种是提防“逻辑谬误”，一种是提防“宣传手法”。

关于“逻辑谬误”，他提出了五种，分别是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循环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

关于“宣传手法”，他提出了十种，分别是人云亦云、谩骂、偏见、势利、老百姓的话、吹嘘、“科学”根据、证词、恫吓战术、株连。

面对这些“逻辑谬误”与“宣传手法”，徐贲专门介绍了“图尔敏论证模式”，利用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六个环节，来辨析与提防。

不过，逻辑推论需要不断训练，内化为一种文化教养，练就提高判断能力的双眼，穿越谬误，穿越迷雾。

当然，徐贲的新著《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是一次写作《有效思维》中国版的尝试。

《有效思维》是英国逻辑学家L.S.斯泰宾写的一本小册子，写作的动机就是“英国人是不讲逻辑的”。

L.S.斯泰宾说：“我坚信，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它没有由于无意识的偏见和茫然的无知而造成的曲解。我们在思维中的失败有时候是由一些错误造成的，而如果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可以消除这些错误的。”

不过，“有哪一国人能说是真正讲逻辑的呢？”

《有效思维》一书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牵头翻译的，徐贲的疑问是，“凭吕先生的见识和文字、逻辑思考功力，凭他对中国无效思维的深刻观察和沉痛感受，他为什么不直接为中国读者写一本关于有效思维的书，而偏偏选择翻译呢？”

我曾在《一个评论员的“秘密书架”》一文中对《有效思维》大力推介， 其实我也有和徐贲同样的顾虑：“有效思维”的观念适合中国，但书中的例子并不适合中国人阅读。

关于“有效思维”，不得不谈到殷海光，他在《逻辑引论·怎样辨别是非》中曾提出：“个别经验的知识不是有效推论的保证，逻辑规律才是有效推论的保证。”“真假系统与对错系统各自成一系统，不相影响。”当下的问题却是“事实”与“看法”经常被搞混，并且缺乏“说理评估”。

这两年也有一本畅销书，叫《罗伯特议事规则》，提出一套规定细致、行之有效的议事规范。在美国，这套规范通过一系列的程序，使各种意见有条不紊地表达出来，用规则来压制冲动，找到求同存异的地方，然后按照规则表决。

问题是，“议事规则”无法解决当下公共生活的种种危机。原因就在于，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一靠议事规则，二靠文化教养，当很多人还缺乏规则意识的时候，似乎启蒙一种文化教养更合适一些。

当下社会对“公共说理”的需求前所未有，徐贲在美国大学教授说理写作已有二十多年，关于公共说理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尽管如此，我只能抱以审慎的乐观，原因不在他，而在公共生活的积弊重重，难言乐观。

附1: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作者：徐贲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附2：

【“公共说理”小词典】

批判能力扫盲

哲学家罗蒂说，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两种启蒙（扫盲）教育，一种是“文化扫盲”，另一种是“批判能力扫盲”，公共说理应该是兼及文化与批判能力的一种教育。

图尔敏论证模式

图尔敏是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说明说理特性的非形式逻辑论证模式。包括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六个部分。可用以避免自身，或发现他人在说理过程中的某个或某些环节出现问题或谬误。

塔西佗陷阱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对于任何一种权威来说，丧失信誉的后果是严重的，民众不再相信一种权威，不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

戈德温法则

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在1990年时提出，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这个法则先是用于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

附3：

【徐贲作品录】

徐贲一如既往地使用轮廓分明的语言，细致准确地分析饶有意味的生活现象，不断重申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价值，也不断修正、拓展、磨砺着我们——他的读者的理性。他所有的文字，都蕴藏着动人的公共关怀。我们都能在他平直、冷静，同时又精巧的理论支撑的言说中，感受到他对建设有尊严的公共生活的内在热情，感受到他构想合理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以及他描述理想的“人”时的人文情怀。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

《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

《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

《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