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生口语表达技能

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机会参加一些研究生课程的沙龙或者是研讨活动。这也要感谢我们的课程设计老师Graham,他会在这些教育管理专业的活动中,替我们选择一些适合的活动,帮我们申请加入。今天16:00—17:15的TESOL研讨会又是一次绝好的学习体验。

在来之前,我们根据教授发来的资料进行了了解与准备,今天的研讨会主要是由爱大Joan Cutting博士主讲。Joan Cutting博士是爱大教育学院课程研究与发展系高级讲师,研究生项目主管,硕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模糊语言、学术英语(专门用途英语)、体裁分析。今天她要与学生们探讨的是不同的文化(cross-cultural)对语言产生的影响。

走进会场看到好多中国学生,我们备感亲切,据了解他们都是TESOL专业的学生。TESOL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是“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的缩写,中文翻译是“对外英语教学”,教学对象是英语非母语的学习者。我突然感觉自己从事的职业也应该属于TESOL的范畴。TESOL证书课程内容已经被全球100多个国家的8000多所学校认可。在北美及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国家,大部分的高等学校认可TESOL证书课程,通过测评考试后,可以获得TESOL相关资格证书。TESOL证书持有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英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其含金量大、认可度高,可以作为国际公认的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书和英语教学行业职业资格的权威国际证明。所以,近年来TESOL课程也日渐走俏,申请国外知名大学的TESOL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在爱大的TESOL专业,中国学生就占了很大的比例。今天参加研讨会的学生中有一半是中国学生。

很想跟这些来自家乡的年轻人多聊几句,但他们显得有些拘谨,也不愿意过多搭理我这个老乡,也许是因为自己专业的教授上课,比起我这个旁听者要紧张很多的缘故吧。Joan Cutting博士讲座的主题很明了,她推崇语言教学的实用主义,她前期做了关于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语言的表征变化的研究,通过研究证实了她的观点,她甚至还关注到了这些不同所引起的消极态度。此次研究是通过对她的一组学生的日记分析得出的。她在自己的研究生团队中选择了3名来自我国大陆的学生、3名来自我国台湾的学生,3名来自日本的学生以及3名来自欧洲的学生。通过对这些学生的日记语言的分析,她有很多新奇的发现。这位风趣幽默的老师读着从学生日记中摘取的片段,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并把问题抛给在场的学生。她展示了几个典型的例子,比如中国人往往不太喜欢表达感谢,很少说“thank you”,而欧洲人就习惯于不停地说“thank you”。她还幽默地补充,感觉欧洲人都有点虚情假意。她还提到中国人往往会在谈话中聊一些比较私人化的信息,比如家庭、收入等,以表示对友人的亲近,但是这些对欧洲人来说都是个人隐私,往往不愿意在公众场合提及。日本人在谈话时总是喜欢指责对方的不足,这让欧洲人很受不了,甚至感到生气。送礼物的经典桥段也再次被她提及,中国人接受礼物时往往会说“no”,而欧洲人则习惯拿到礼物后迫不及待地打开,然后表示喜欢与感谢。她风趣地说这一差异总让她感觉欧洲人好像有点贪得无厌,但她觉得及时表示感谢、表示喜欢并没有什么不好。在讲述这些案例的同时,她也表示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表达感谢。这些语言表达上的不同,其实就是文化的不同,因为对这些差异的不了解,就会让人产生某些行为不礼貌、没有教养、比较粗鲁等印象。最后,Joan Cutting博士对前面案例的分析数据进行了总结: 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较喜欢间接(indirect)的语言表达方式,而西方人的表达方式更加直接(direct)。她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鼓励自我表露、自我批判的语言表达。对于从事TESOL职业来说,了解文化的差异和语言表达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

听完她的演讲,我有很多不赞同的地方,也许是提到中国文化,提到中文的缘故吧,我的中国心就无限膨胀,很想补充对博士提到的几个中国特色案例的理解。但是作为旁听生,在对于课程内容不够了解的情况下过早发言,害怕有些冒失,我期待着在场那么多的中国学生可以说说我们的文化,解释一下差异的原因。讨论与提问时间开始,抢先发言的是欧洲面孔,她向老师质疑以学生日记的形式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结论的可靠性,因为每个人在书写的时候有时并不会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大胆的质疑,真让我打心眼里欣赏,这样的质疑甚至有种挑战权威的感觉,我期待着Joan Cutting博士的反应。只见她没有半点尴尬和愤怒的表情,用朋友式的探讨口吻进行沟通,她说这些结论是通过很多篇日记进行抽样语言分析得到的。这位女生继续质疑,就算是很多篇日记,也不能完全保证其中不包含带有目的性的写作。看起来真有点不依不饶,旁边的大胡子男生马上补充,建议教授在实验时不要告诉被试对象研究的内容,只是选择一些话题和场景让他们自由写作,这样结果会更真实些。Joan Cutting博士稍微想了一下,然后从包里拿出纸和笔快速地把建议记下来,并像遇到知音似地赞叹男生的想法。男生的提议引发了在场欧洲面孔的更多的提问和建议,只是在场的中国面孔一直保持着沉默与冷静。一直到,有一位欧洲面孔提到中国人往往喜欢加上“非常”这个词表达自己的感受,Joan Cutting博士面向一个中国学生确认是否如此时,才听到了中国学生的第一次微弱表达。实在忍不住的我,在欧洲面孔不断抢着表达的间隙,抓住了一次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Joan Cutting博士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差异让人赞赏,但是对于差异背后的原因的探寻也应该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明白了为什么有这样的语言差异,才会更多一份理解与尊重。这样差异才不会简单地被认定为不礼貌或者粗鲁。最后,我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说“谢谢”,因为我们更习惯于把这份感激放在心里,等待着有机会回报,有一句古话“大恩不言谢”,体现的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气质与内涵。

说完这一通话,我如释重负。让我感动的是,在我慷慨激昂地表达观点时,Joan Cutting博士一直拿着笔认真地记录。在结束时,她说了声“谢谢”,还幽默地补充说“希望你别觉得我虚情假意”。

继续听着欧洲面孔的发言,我也陷入了思考: 他们如此积极坦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学生默默地听着,接受着,也许也在思考着,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教育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在这里参观的小学课堂,孩子们可以随意走动、随意发言。每个孩子都被鼓励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提出质疑,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场合的限制。而国内的课堂,一间教室40多个孩子,下课走动都显得拥挤不堪。一节课40分钟,半数孩子都不一定能轮到发言的机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崇尚尊师重教,聆听也体现着一种尊重。而这里的文化崇尚自由、个性,表达自我就是尊重生命的体现。虽然欣赏自信发言的欧洲学生,但也一点也不责怪认真聆听的中国学子,他们一路走来背负的压力、责任、艰辛远远要超过这些金色头发的同学们。

TESOL这个职业,肩负着语言与文化传递的重任,从关注不同语言的差异到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就是迈开了关键的一步。我很欣喜,来时的困惑,好像在这里找到答案了。对于语言教学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比教授语言更重要的是应该去了解它的文化,比较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样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也就多了一分兴趣,更多了一分宽容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