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宁夏诗歌书写的日常化趋向

薛青峰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开始转型，是社会乱象丛生最为复杂的年代。在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时代，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与传统社会的断裂感，“活在当下”本能地成为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书写生存之焦虑，文学的审美观发生裂变，文学的载道功能与传统伦理价值顿然流逝，诗歌成为一种高贵的“游戏”。宁夏的诗歌书写受中国诗坛的影响，躲开了变革，走向日常化趋向，保持着一片洁净，关注乡村的沉寂和苦难，但缺乏大境界、大视野的日常生活的书写，缺乏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真正问题的书写，更缺乏的是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诗歌。

2016年初，我得到了杨梓主编的《宁夏诗歌史》及《宁夏诗歌选》（上下）两部书。连日捧读，第一次集中而系统地阅读了不同时期宁夏的代表诗人的作品。尤其感兴趣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诗坛走向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下宁夏诗歌书写的日常化趋向。

世纪之交的90年代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社会转型的标志，市场经济意识开始觉醒，逐渐渗透社会的各个角落。老百姓的嗅觉投向金钱和物质生活，政治意识开始淡化，消费主义、利益主义为核心的金钱观念、商业大潮覆盖了人们的生活，民众的价值观念发生危机，以娱乐为导向的大众文化兴起，文化走向多元化。文学脱离政治的捆绑，现实主义的主流文学创作开始滑坡，文学价值发生巨大裂变，由关注社会集体转向了看重个人自身的生存处境。文学的世纪末情绪露出端倪，于是，新写实、新历史、新市民、私人叙事、身体写作等文学现象出现。在此之前的1985年，以格非、残雪、余华、苏童等作家为代表，扯起“先锋小说”的旗帜，以反叛性、先导性、流动性、悲剧性的凌厉笔势领导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林贤治说：“9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一座空山。”（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第296页）为什么是“一座空山”？要评说一个时代的诗歌，必须了解这个时代。90年代是中国社会乱象丛生最为复杂的年代。这是因为80年代积累的许多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商品大潮就席卷而来，80年代遗留的社会问题就在物质主义的渗透下逐渐恶化。“官倒”现象日益严重起来，隐性的腐败开始集团化，公开化。金钱与权利结盟，社会公正与平等失去平衡；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剧增，国有企业改制，资产流进个人口袋；“下岗”、弱势群体是90年代的流行语；环境污染，矿难频发，吸毒、艾慈病蔓延。加之互联网迅速发展，大众文化兴起，知识分子出现群体精神失落，漠视社会底层，追逐利益，学术腐败，回避自由、民主、正义等公共话题。作为时代先声、社会重器的文学，在90年代却保持奇怪的沉默，尤其是诗歌无动于衷，出现“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下半身诗歌”，取消责任、取消批判，更不要历史担当，诗歌成为一种高贵的“游戏”。诗人们不是看不到、听不到乱象与杂声，而是刻意回避了这些社会问题。当然，这不能责怪诗人们，在9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精神发生剧变，社会道德发生巨大滑坡，冷漠、苟且、琐屑、奢侈体现了的社会病态，也是这个时期的诗歌衰退的反映。

在宁夏，活跃在90年代的诗人有刘国尧、屈文焜、杨梓、梦也、葛林、马钰、尹乔、邱新荣、导夫、陆占洪、虎西山、薛刚、贾羽、李春俊、马春林、杨森君、张记、殷实、陈继明、马乐群、张嵩、戴凌云、牛红旗、刘敬东、潘春生、冯雄、刘中、白军胜、丁学明、杨云才、陈晓燕、王怀凌、陈晓东、莲子、刘鹏凯、尹农、刘向忠、杨建虎、刘学军、阿尔、胡琴、张九鹏等等。必须说明的是相对于沈浩波、李红旗、尹丽川等人提倡的“下半身诗歌”，宁夏90年代的诗歌书写仍然是一片洁净，仍然关注的是乡村沉寂而苦难的圣土。

日常化书写的另一种说法是“个体化叙事”。我们从乌尔里希·贝克的著作《个体化》里可以知晓他的“风险社会”和“个体化主题”的理论。我的理解是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与传统社会的断裂感。“活在当下”本能地成为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书写生存之焦虑，文学的审美观发生裂变，文学的载道功能与传统伦理价值顿然流逝。在全国诗坛，诗歌书写平民化呈现出来，即书写日常琐碎的生存状态。吴思敬说：“诗人们以平民化的眼睛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琐屑遮蔽下的温馨，揭示平凡覆盖下的生命价值，从中发掘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吴思敬《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那么，20世纪90年代宁夏诗歌书写的日常化趋向如何呢？这个时期的宁夏诗人“一般都是在90年代后陆续活跃在诗坛上的，他们注重诗歌的性灵、旁观与超然之表达，对时代政治之表现则相对较为淡漠，显示出来的则主要是一种超然型人格”。这是评论家荆竹为《宁夏诗歌选》写的题为《宁夏诗人人格类型摭论》的序言中的一段话。“超然型人格”倒也是对这个时期的宁夏诗人的一种新评价。在社会转型期，躲开“宏大叙事”，宁夏诗歌注重书写的日常生活，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这是必然的。

所谓日常生活，就是出门七件事。“载着家庭的重负，拉着事业的长纤”。宁夏著名诗人肖川发表在1983年第6期《诗刊》上的《中年的船，没有港湾》一诗预告了宁夏诗歌书写的日常化趋向。但老一代作家书写日常生活，呈现的诗意更多的是反思情怀。如高深在《父亲的崇拜》一首短诗里书写了农民父亲的每日劳作，“老实巴交的父亲／把土地看成生命／一个虔诚的农民／播种一辈子五谷杂粮／耕耘他那份土里刨食的命运”。在任何年代的社会转型期，农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依然如旧，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命运转型。岁月变迁，美丽消失，遗忘成为常态。张涧在《我记不起你的姓名》里感慨“昨天骤然相遇在街头，／窈窕的腰身竟会如此龙钟！／只有秋水般的双目／还存在着当年的生动，／你看了看我，／我照出了自己！／我，我不愿记起你的姓名，／愿你和我一样，／把我忘得干净”。诗人让日常岁月的磨损给人心里留下无限的沧桑。马乐群的《水窖》诗意地呈现西海固地区水贵如油的困苦的日常生活状态，“雨水在这里集结／四壁中间积蓄着欣慰／想不到点燃黄土地血性的／竟是这融化了的冰雪／肯定不会忘记干裂的疼痛／连沉沉的睡梦里／都有水滴／在轰鸣在呜咽”。

《年轻的太阳谷》是葛林的诗集选本，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流溢着饱满的生活热情，诗意化的生活情节使他的诗耐读、生动，如《好鸟》《一口井和一个农场的诞生》《采莲》《种树的人》。说到乡土书写，陈晓东的《山里人》《补衣的母亲》《老农》是生活底蕴很厚重的诗作。冯雄的《铁匠铺》书写了在乡村慢慢消逝的农具，杨建虎的《一头牛的孤独及其他》书写了乡村衰落的忧伤。乡土在尹乔的笔下是“被屠刀切割下来的一块瘦肉”，于是他的书写就有了诗意的疼痛——“时间不会衰老／当一道道门锁被打开／我们的孩子也要上学／也要学习饥饿痛苦和死亡／学习做一片乡土／将自己泡在碱水里／然后等待夏日的炼火／将自己变成会飞的鸟”。（《乡土》）日常劳作的艰辛，都是为了后代，让孩子们乘着鸟的翅膀飞离乡土，这是前辈对后代的希望。

为什么写诗？是需要倾诉，还是因为稿酬；是因为良知，还是需要功名；是需要道义，还是因为自娱；是因为宿命，还是需要爱情；是需要记录，还是因为自由；是因为尊严，还是因为心灵……陆占洪的一首短诗《出书》能解答写诗的日常化心灵与世俗荣誉的关系：“名字站在书脊上／左邻右舍都是大文豪／一个瘦弱的名字／竟与泰戈尔挤在一个书架里／我不敢抬头仰望巨人／尽管是同样型号的铅字／还是觉得自己渺小／一次次低头／我发现一个秘密／泰戈尔站在书上／而我还走在大地上”。乡情、乡土、乡恋、乡愁成为诗歌书写的日常化题材，几乎每个诗人都在这个题材里漂流过自己的感情。虎西山的诗歌创作是佼佼者，他在《山地》一诗里说：“兄弟们都没有离开山地／他们不写诗／他们娶妻生子／延续了山地的香火”；在《那个春天》一诗里，诗人说：“爹和娘很忙／那个春天我学会的歌谣／比背会的生字还多。”这些诗句清新，意味悠长，幽默诙谐。陈继明的《在异乡》则写出了怀念故乡的寂寞感：“雷声从熟悉的地方滚来／眉上落下儿时的雨／然而不不回去／让心被异乡充满充得更满。”薛刚的《羊皮筏子》《二牛抬杠》都是这个时期诗歌日常化书写的典型。王跃英的《你就是那个梅》、莲子的《单人牢房》、伊农的《三月的桃花树》是这个时期优秀的爱情诗歌，给人温馨、凄然和青涩的感觉。必须提到的是黄河流经宁夏，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黄河，宁夏诗人抒发对母亲河的情怀，是再自然不过了，贾羽的《九曲黄河》，气势磅礴，诗情画意，可谓上乘之作。“北方，噘起小嘴就是一阵风暴”。（《北方》）宁夏风沙多，自然环境粗糙，而沙枣树是这粗糙的自然环境中最常见的树木，马春林的《沙枣树》写出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情致与情怀：“让江南爱她高雅的茉莉吧／让中原爱她名贵的牡丹吧／我是高原之子／我爱雄浑、坦荡／我敬仰的沙枣树。”宁夏又是盛产煤炭的地方，煤炭诗人张记的一首《煤炭树》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情感。

描摹自然风物，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张嵩的《飞翔的鸟》写环境污染，自然生态遭受破坏，鸟儿失去家园的怅然；冯雄的《青草谣》书写土地荒芜的景象；戴凌云在《鸟的家园》里说鸟返回家园，看到的是“巢已被它们占领”，这种强烈的失落感令人震撼。他们的日常化书写透露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悲悯情怀，这是一种超越。在诗人刘中这里，贺兰山如塞北大地上的一顶草帽（《草帽之歌——献给贺兰山》。写自然风物，诗人安奇的诗性审美十分独特，诗人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以抒情主人公“我”的游历视野，审视大地上的事物，书写人格化的山川江河，如在《野园集》（十二首）里对人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的倾诉。诗人赋予生活经历中的山脊、星辰、胡杨、古寺、林涛、秋蝉、啄木鸟、灰鹤、野鸭、蜻蜓、山鹰、雪莲、庙宇、湖泊、荒漠、旷野等自然景象以人的情怀，反复吟诵，诗境不断在眼前涌动，因为这些意象象征生命的自由精神。

生命叹息，岁月流逝，诗意的日常生活需要发现，孟虎在《感怀岁月》里写道：“偶尔有空对着镜子看一眼自己／发现胡子越来越密头发越来越稀／才知道我人生的道路已经从春到秋／而成熟的果子在哪里／我始终没有找到。”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宁夏诗歌书写呈现日常化趋向时，杨梓的诗歌创作是一个特例，他另辟蹊径，走出自己独特的诗歌创作之路。杨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夏史诗》的创作，历经十年完成了西夏王朝和党项民族的史记，成为宁夏诗坛上独特的诗歌现象，很有研究价值。以上选析的这些诗歌还多多少少与世道人心有关，但多数诗作脱离现实生活，给人以凌空蹈虚之感。

所以，今天来看诗歌的日常化书写，除抒情之外，没有更深层的思想，而诗歌仅仅抒情是不够的，向生活要诗意，是向诗歌要深刻的思想内涵，显然，故乡抒情、乡土眷恋、童年记忆、旅游感怀、母爱亲情、伤感爱情、自然风物等书写除给人轻和浮的情绪之外，没有思想上的震撼。当然，诗歌最重要的任务是表达感情和感受，但是没有思想内涵的感情和感受总是空中的云朵。让人遗憾的是有的诗人为了追求诗歌的高深与神性，故意写让人读不懂的诗，为写诗而排列诗句，诗歌书写成为诗人圈子里作坊，写自我，那些自我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虚妄呓语，自我情绪与这个激荡的时代无关，与普众的生活无关。这样故意脱离生活、脱离时代、故弄玄虚、无病呻吟的诗到现在还在大行其道，在各类刊物上竞相发表。许多青年诗人在模仿，用诗歌的桂冠吓唬读者，可见诗风的堕落。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诗明白如话，常常要听听老妪的意见。时下，许多诗人自命不凡，哪有这样的心胸啊。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转型时期，在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时代，宁夏的诗歌书写受中国诗坛的影响，没有热情呼应，而是躲开了变革，钻进了日常化的狭窄胡同。我同意林贤治的观点，他说：“是时代创造了文学，同时，文学也创作了时代。然而，令人纳闷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有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人才辈出的诗歌时代并没有到来；尤其是现在，不但没有产生大诗，诗坛反之更显散漫、空洞和颓靡了，这是怎么回事？”究其原因，是中国诗歌缺少人文精神，更缺少独立自由精神，形成一种僵化的赞语诗风，宁夏诗歌也不例外。长期以来，诗人们“把社会与政府混为一谈”。（托马斯·潘恩：《常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第3页）在中国，尤其突出。“个人是从属于集体的，权力意志代表个人意志，权力就是真理。”诗人带着镣铐创作，没有自由精神的勇气和胆识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到了90年代社会转型，商业主义、拜金主义和大众文化占据了社会生活，老百姓终于可以睁开眼睛聚敛财富，诗人们只好在日常化的小视镜里浅吟个人情怀，诗歌书写自然成为一种文字排列、玩弄辞藻的技术活儿，词不达意、内容空洞、精神萎靡、思想飘忽的诗风成为必然。由此，诗歌缺失灵魂，缺失对社会道德的普遍关怀，无病呻吟，无法给读者提供精神上的慰藉。毕竟，日常生活只是自己脚尖前的那点尘埃，诗人没有悲悯情怀和改造社会的价值观，就不会写出关怀人类命运的诗作，也不会诞生气贯长虹的大诗人。“诗歌的话语是具有延续性的，它也始终在回避套话和重复。没有套话和重复，这正是艺术的推进器，是艺术有别于生活的主要特征，而生活的主要修辞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恰恰就是套话和重复，因为生活永远是从零开始的。”（约瑟夫·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218页）这样来理解诗歌书写的日常化趋向，就明白了诗歌话语迎合了一种世俗娱乐，无法深入诗的本质，丧失了诗歌对社会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到这里，我可以做出一个结论，日常生活不是写得太多，而是写得太烂、写得不够，而缺乏大境界、大视野的日常生活的书写，缺乏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真正问题的书写，更缺乏的是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诗歌。还有，宁夏的小说在全国很有影响，但诗歌没有突出表现，这主要是宁夏诗人应该彻底改变感觉良好的写作状态，建立自我反思、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意识，才有在创作上突破前行的可能。“因为当一个人写诗时，他最直接的读者并非他的同辈，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驱。是那些给了他语言的人，是那些给了他形式的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503页）伟大诗人就是这样诞生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本文系宁夏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资助“现代性视野下的宁夏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NGY2014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