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市场化

一、日常生活的市场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推进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一项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的伟大人类实践。市场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货币、资本和私产。此三者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构成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三个基本经济哲学命题：社会主义与货币、社会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与私产。社会主义与货币、资本和私产相结合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程度的不断加深，不但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也使得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了巨变：由于生活世界越来越货币化、资本化，中国社会逐步走出了私人生活被过度政治化的格局，迎来了一个日常生活世俗化的时代。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如果说前30年人们的生存状态可以用日常生活政治化来概括的话，那么，日常生活世俗化则是对后30多年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一）日常生活世界的货币化

货币是考察人类历史的重要标尺之一。货币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社会生活逐步走向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历史，生活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人们对货币认知的理性化程度，反映出一个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市场化、世俗化的程度。

社会主义社会对货币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进程。青年马克思曾援引莎士比亚的名言对货币发出情感控诉：“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严，老年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17]但是，情感终归是情感，后来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只要交换价值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不致给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18]。

马克思这一著名的货币哲学命题的真理性，一再地被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十月革命前，列宁曾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19]，并断言“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20]。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货币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十月革命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要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做好准备”^[21]，然而摒弃了货币基本职能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很快就遭遇挫折，陷入困境。列宁以一个政治家的理论家勇气正视存在的问题，“新经济政策”随之应运而生。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建立比较正确的货币制度的基础”，勇敢地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大后退：“我们退得很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控买卖和货币流通。”^[22]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由此出现重大转机，获得新生。邓小平对列宁的货币实践给予了极高评价：“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主义的实践迎来第一个辉煌时期，它的基本经验就是货币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货币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命运同样历经曲折与坎坷。新中国成立后最初10年，毛泽东对货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作用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24]在这一时期，货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总体上处理得比较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伟大成就，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在此后20年，一切与商品经济有关的市场要素都经历了“革命大批判”，货币的职能几乎被完全取消，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货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时期，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令世界震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实践开辟了崭新前景。其间货币作为“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牵线人”^[25]，真正发挥了“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的作用。^[26]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确证了一个基本道理：货币的命运连着社会主义的命运，每当货币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反之，只有在货币的作用被认知、认同和运用之后，社会主义方能从挫折中奋起。值得关注的是，货币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不但使得货币成为撬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杠杆，与此同时，货币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日常生活的货币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人们对货币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而如今已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张维迎，在1983年8月20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所引发的巨大冲击让尚处于市场启蒙之中的国人始料未及。该文明确指出：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作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27]。发生在经济学领域中的这个标志性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学界到民间，从机关到学校，讨伐之声四起，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这恰恰说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现代货币意识极度匮乏。由此可以想见，在一个日常生活货币化程度很低的社会中，推进改革开放、培育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的困难程度，是何等之大、之艰辛。如今看来，在当时，尽快祛除极左的货币伦理观，进而帮助人们树立起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金钱观，培育国人以货币最大化为导向的经济理性意识，是我们顺利实施改革开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在艰难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人们金钱观的转变，人们的时间观和空间观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时间观念的货币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时间就是金钱”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最响亮的口号，如今算度时间的经济价值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性行为；空间的货币化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经济特区曾经是中国开辟出来的率先实施“空间货币化”的创举，而由经济特区培育、生发出来的人们的新的生活意识，或者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则可以称为推进中国人日常生活世俗化的第一个步骤，尽管它不是有意设计的结果，却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逻辑必然之中。

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货币化，启蒙着人们不断强化个体的经济价值，使得人们的经济事业观在不断提升，从而对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政治事业观形成一种消解，推动着人们的就业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从改革开放所催生的4次“下海潮”中可见一斑：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辞官创业”为主要特征的下海潮，80年代中期以“倒爷”特别是“官倒”为主要特征的下海潮，90年代初期即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带薪”下海潮，以及世纪之交在股市楼市造富效应的激励下出现的下海潮。如果将这些下海潮放在日常生活世俗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下海潮的出现实际上是人们试图避免私人生活被政治化的一种理性选择，其内里的逻辑则是对日常生活世俗化的一种迎合，是人们日常生活不断走向世俗化的一种真实写照。

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已被深深地镶嵌在货币逻辑之中，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向货币筹划人生，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货币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理性化，整个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这种现象完全可以在马克思哲学的逻辑中得到阐释：货币逻辑消弱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原有社会形态，使得“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逐步得以确立，从而促进了人们的自由个性不断发育成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日常生活货币化是中国公民个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是中国公民社会逐步发育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人们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货币化，国人精神生活货币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快。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货币以其近乎无情的客观性衡量着一切对象，甚至宰制着人们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家园。人们似乎都成了单向度的货币人。这就是说，货币的两面性带给人们的精神张力，使得国人时常感到困惑和迷茫，甚至陷入到一种深度的精神困惑之中。这也是邓小平比较担心的方面：“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但他同时也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28]

在今天来看，邓小平的话就是要求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教育人们，尽快树立起一种成熟、健康的货币经济观、社会观和价值观。特别是在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已进入深度货币化的状态之中，这样的要求变得尤为迫切。

（二）日常生活世界的资本化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存在一个最深层的驱动力就是资本意识的觉醒。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迅速解放了资本的意志，极大地释放了资本的能量。资本意志的觉醒意味着中国开启了一场新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活泼。”^[29]但此后有一个时期，私营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彻底割掉了，直到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之后，沉睡十余年的资本意识才被唤醒。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30]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逻辑起点，就是要以资本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资本在国家经济生活领域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意味着资本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实质性步骤已经完成。

资本意识的全面觉醒，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大规模变迁，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生存理念和交往方式。中国社会转型得益于资本力量的牵引，整个经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进程大大加快，公民社会在资本意识的启蒙之下悄然成型。这一切就像一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悄悄的革命。事实上，这场无声的革命既是资本意志不断得到贯彻的根本需要，又是资本逻辑向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渗透的必然结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日常生活世界的资本化。

首先，资本培育了国人的理性计算精神。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政治的算度远远超过对经济的算度，那么在后30年，由于资本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经济算度则远远超过政治算度，这种经济理性计算精神，在静悄悄地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去政治权威化的同时，也慢慢地孵化出一种崭新的商业精神，改变和形塑着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导向的资本化的日常生活世界。

其次，资本开发了国人的欲望。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个人欲望是严格服从于集体意志的，在市场化时代个人欲望则被认为是驱动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改革初期，为了激发个人欲望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甚至制定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鼓励和刺激人们的致富欲望，加速个人生活资本化的进程。

再次，资本促进了国人现代性的生成。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资本的产物，资本人格的形成，则是人类走向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度非常忌讳“资本”这个概念，因而代之以“资金”称谓。如今资本的人格化已成为共识，资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不断抽象，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不断经济符号化，无不打上资本的痕迹，体现着资本的意志。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它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正是有了资本意志的觉醒和驱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才愈发趋向现代，国人的现代性品格才得以逐步成型。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资本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和人们生存状态的历史巨变。但是，如果放任资本逻辑的泛滥以致模糊了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它也必将放大经济改革的负效应，从而可能引发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矛盾。其中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那些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公共物品和必需品的过度资本化所导致的潜在的社会冲突：医疗卫生的过度资本化带来看病难、就医难；教育的过度资本化导致教育功能的异化、不公；房地产业的过度资本化导致“房奴”和“蜗居”现象的扩大化；权力的资本寻租和资本的权力寻租带来社会不公；等等。其次，资本增值对消费社会的依赖所带来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痛苦转型，由于受到资本化的强力驱动，人们不得不对自己的消费观念作出调整，迎接一个消费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消费社会的建设又面临着严酷的资源环境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得不在资本化驱动的消费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张力之下，呈现出某种紧张状态，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三）日常生活世界的私有化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产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产物。这是私有产权与社会主义能够结合且必须结合的理论基础。邓小平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在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私有产权的存在是必然的，保护私有产权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职能。我们通过修宪明确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对“物权”进行专门立法，进而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明确提出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31]，其根本理由就在于此。不理解私有产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这种必然性，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不可能真正理解改革作为一次革命驱动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的深层动因，同样不可能理解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世界不断私有化的真实内涵。

就经济制度变迁而言，中国经济改革不仅使国有经济更具活力，而且也为私有财产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宽广的活动空间，私有产权的激励机制得到充分发挥，企业家个人才能作为一种私有产权不但得到承认，而且被空前地释放出来，整个经济体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财富创造竞相迸发。就社会生活秩序变迁而言，财富被创造的过程也就是世界生成的过程，改革开放的财富创造史，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图景，而且孕育着一个日渐成熟的中国公民社会。

应当承认，这个日渐成熟的中国公民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生成，有着相同的经济制度逻辑，归结为一点，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和保护。没有对私有产权的承认和保护，就不可能有成熟良序的公民社会，不可能有当下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相对独立性，而正是这种独立性才使得公民个体与国家公权力保持着必要的张力，进而羽化出一个相对自主的私人生活世界。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32]这就是说，私人财产是所有个人免受控制的生活基础，也是个人自治赖以植根和获取营养的土壤。在当代中国，日益积聚的私有财产在不断地为公民个体创造着相对自主而较少受国家控制的私人领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空间被迫不断压缩，从而形成对政府意志的限制。这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得以不断推进的深层原因，也是公民社会不断成长和日常生活世界持续私有化的内在动力。

在当代中国，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私有化程度的不断深入，深刻地改变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认知方式，从而为国家政权实施公民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改革之初邓小平亲自处理“傻子瓜子”事件引发的深刻思考，城市扩张拆迁过程中的“钉子户”现象在当代中国频繁上演，“失地农民”的命运受到广泛的关注，“超女”现象也引发的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思考，“许霆案”引发的社会思考远远超出了对司法正义的考量而成为一种社会学现象，“范跑跑”现象所透发出来的个人至上主义所引发的全社会争论，从几位普通的深圳公民仿效美国“进步时代”（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公民预算运动”而推动的“公共预算之旅”所透出的税收宪政诉求和个体公民宪法责任伦理^[33]，从“郎顾之争”引发的“国退民进”到现如今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出现的“国进民退”大争论的标志性转折，等等，所有这些都透发出今日之中国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私有化所带来的强力冲击。

同样不可忽视，就像货币和资本一样，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私产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私有产权培育了个体性，从而推动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个体性又容易带来社会生活的原子化，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个人财富的创造和累积，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急速地促进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翻新着个体公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同时历史也昭示我们，凡是私人财富集聚的地方，总会存在贫富分化和分配冲突，这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一个痼疾。医治这个痼疾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在“财富的逻辑”基础上建立“财富的伦理”和“财富的政治”，以社会主义制度来保证财富不逾越道德底线。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财富的基础是对自由劳动时间和人类文明的窃取，而财富创造的终极意义在于使“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34]。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一再地强调和倡导社会主义财富观：“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坦白地讲，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35]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促使我们不能不反思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私有化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如经济理性主义、经济实用主义、经济发展主义、经济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等。

总之，改革开放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无论是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市场化都是一个核心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市场化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一场真正的启蒙运动，它内在地要求重估一切价值，政治化的日常生活世界不断走向解体，政治的权威性不断被消融，信仰的范导功能不断被弱化。我们已经迎来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世俗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