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和农村发展的启示

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没有韩国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韩国国家的现代化。我国正处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关键时期，韩国农村现代化的思路、内容、方法、途径以及现代化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一）正确掌握韩国新村运动的理念和内容。起初，韩国“新村运动”的重点是村庄的建设、改造。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村”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有社区和所居住区的含义，“新村”也就不局限于简单的村落。从根本上来讲，新村运动就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首要的是一场摆脱贫穷的运动，“让我们吃得好，穿得好，住着安全舒适的房子；让我们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让我们病有所医；让我们过着文明的生活，就像在大都市生活一样”。这些现实的目标，让广大群众更有热情和动力积极参加到新村运动之中去。因此，学习借鉴韩国的新村运动，最重要的有点：一是在村一级实施的新村项目；二是培训新村领导人，即新村指导员。

1．村级项目的实施。政府在新村运动之初，主要采取了实物资助的办法。1970年是项目开始的第一年，政府提供给每个村大约300包水泥；在第二年，政府只援助那些村民能够在第一年积极参与的村庄，提供给每个村500包水泥和1000公斤钢筋，而对那些村民不积极参与的村庄不提供援助。这种差别性的援助，促进了原先不积极参与的村庄积极地参与这项活动。从1971—1978年，政府对新村项目的水泥援助平均每个村84吨、钢筋2.6吨。运用政府的援助，村民实施了新村建设项目，主要体现在农民最渴望解决的居住环境的改善上。虽然各个村庄的地形地貌、农业的种类、村庄的基础设施状况有很大的差异，优先解决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差异，但项目在全国33000个村庄基本上都有。这些项目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消除居家的不便。在70年代，韩国农民居家环境仍然传统落后，一般韩国农民的房子只有一个烧火灶台，用起来不方便；附近没有水井；屋顶通常是茅草盖的，会漏雨水；不卫生的污水系统等等。通过实施新村建设，使家庭住房更加舒适方便，村民对改善居住环境更感兴趣，全体村民对新村运动更有热情，同时增进了村民之间的友谊。

二是消除村庄的不便。在村级层次，70年代韩国农家村庄环境有很多不便，如所有道路狭窄，人员、货物的运输非常缓慢；妇女需要到水井里打水，到溪边洗衣服；饮用水不卫生，人们经常死于水传播的疾病。相应的项目实施，如修建进村公路和村内道路，改善传统的饮用水井和村庄排污系统等，使村民感觉舒适方便，有了自豪感并有了信心。

三是消除发展的不便。主要是提高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设施水平，如建造多用途水库，修建灌溉沟渠，修理堤岸，建设供电和通讯设施等。此外，还有村庄和政府都感兴趣的项目，如道路两旁美化，桥梁、防洪堤的建造，河流的净化，植树造林和开荒等。项目的实施改变了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面貌，崭新的农村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2．新村运动的培训项目。新村运动的培训项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今，仍存在新村中央研修院专门培训机构。如果没有对村庄领导人进行集中培训，新村运动就不可能胜利完成。这个培训项目启动于1972年初，也就是新村运动实施的第二年。新村运动实行一年之后，从一份调查农民反映的报告中发现，是否有好的村一级领导是引导村民参与新村运动最重要的因素。于是，政府在水原郡建立专门的新村领导人研修院，对新村运动的村庄指导员进行培训。

一是针对男性的培训。开始的培训仅限于男性，包括五个科目的培训课程：成功农民的案例宣讲；小组讨论；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农作物生产技术；小桥建造、农舍翻修及自来水供应等工程的基本技能。

二是培训对象的增加。后来，随着新村运动的发展，培训对象扩大到女性新村指导员。根据新村建设的需要和妇女的特点，还增加了培训内容，重新修订课程设置，使妇女在新村运动中提到新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培训范围的扩大。再后来，培训又扩大到城市。为了达到全国各界对新村运动的了解和支持，除了对村庄领导人进行培训外，在70年代，绝大多数韩国社会各界负责人都参加了与村庄领导人一起的培训，从国会议员、部长、教授、法官到新闻记者、企业家等。

四是参训人员的要求。各类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与新村运动领导人一起参加培训的人数达到10500人，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吃着同样的食物，住在同一个宿舍。通过培训，增进了他们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了解，消除了与村庄领导人之间交流的隔阂。

（二）深刻认识韩国新村运动的成效和特点。韩国在60年代经济起飞以前，经济发展缓慢，一直是落后的农业国。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人均GNP只有67美元，在1962年也只有87美元（按1975年价格计算），是世界上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但韩国自1962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获得巨大成功，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1980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1598美元，1995—1997年期间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2004年人均GDP达到1.4万美元。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现代化方面，从1970年开始，通过走韩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之路——新村运动，迅速扭转了当时拉大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成功促进了韩国农业转型和农村现代化。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新村运动被公认为韩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从成效和特点上总体评价，我们可以为新村运动给如下的定性：

1.新村运动是一场以村庄为单位、财政投入少、开展及时的乡村建设运动。韩国大约有33000个左右的村庄，新村运动把这些村庄作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涉及到制约农村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村庄道路的改善，农民住房的翻新，自来水、农村电气化、改良新品种的引入，农家的节俭运动，村庄会堂的建设，村庄事务中妇女的参与以及村庄领导人的培训等等。实际上，新村运动已成为一项农村发展的综合性工程，大大缩短了韩国传统农村向现代化转变所需的时间。新村运动所用的国家财政资金很少，政府主要给村庄资助了水泥和钢筋两种物资。在1971—1978年期间，通过各种新村项目，政府提供每个村庄约2000美元价值的水泥和钢筋。如果我们了解到韩国一个村庄大约有80户家庭这样一个事实，那么8年多时间2000美元的水泥和钢筋这样的数目是很小的。新村运动是适合时宜的运动。1970年代早期新村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土地的价格和农村的收入还很低，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没影响到农村的土地价格和农村工资水平，政府没有一分财政资金用于所需的土地和劳动力。土地通过农民自己把村庄道路两边的部分土地捐给村庄，劳动力由村民自己贡献。因此新村运动成本相对较低。如果推迟到80年代以后，农业劳动力短缺可能会阻碍村庄项目的实施，而且村民可能也不会无偿捐献土地，乡村基础设施的发展可能会因此延迟，农村现代化所需的财政资金也会大大增加。因此，适时的实施新村运动工程，为政府节省了大量的财政资金。

2.新村运动是一场通过物质文明建设带动伦理精神建设的运动。新村运动通过具体村级项目的实施，不仅在物质上改善了农民生活居住环境，而且在精神层次提高了农民的生活伦理。据有关资料，1971—1978年间平均每个村庄得到改善的道路是2600米；修建小桥的总数是70000座，平均每个村庄2.1座桥；改善的河岸总长度大约7800公里，每个村平均改善的河岸长度为238米；新村项目建设的水库共有24000座，每个村平均0.7个；农村电气化的比例从1970年的20%增加到1977年的98%，农村点油灯的景象开始消失。农村饮用水系统也得到了改善，从70年代后期开始，大多数农户从他们的住处得到方便卫生的饮用水，改变了农村地区靠家庭主妇头顶运水的传统习惯；传统的茅草屋顶开始消失，代替的是瓦片屋顶；道路改善促进了对动力机械的引进，韩国传统水稻生产在1980到1990年间大部分已经实现了机械化。通过新村运动，随着贫困落后村庄的改变，农民思想伦理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宿命的“我们不能做”转变到“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做”的态度也增加了韩国人民的信心。在当时的背景下，新村运动是与“贫穷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做不到”等守旧悲观观念对抗的一场运动。这是一场战胜了悲观主义的运动，是一场把自己当作生活主人来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运动，是一场通过社区的进步找到价值和成就的运动，是一场精神革新的运动。新村运动树立的“勤劳、自助、合作”精神转化成农民良好的生活伦理精神。这种良好的国民精神，提高了韩国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为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说，新村运动是一场综合性农村治理运动，不仅促使韩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帮助韩国人民树立了自信与合作等良好的精神道德风貌。

3.新村运动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行政渠道对新村运动进行的协调、服务、培训、指导，倡导用“勤劳、自助、合作”精神建设新农村。政府通过国家内务部，在道（省）、郡（县）、面（乡镇）这一套行政机构来推动。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农民积极、广泛地参与新村建设活动。村庄的参与程度，虽然第一年村民积极参与新村项目的村庄只占全部村庄中的一半，但从第四年的1974年开始，全国所有的村民都已经积极参与新村运动了。随着新村运动向城市推广，城市街道兴起适合城市的新村运动，如让家庭附近的街道保持洁净，排队等候公共汽车，垃圾倾倒前先装入塑料袋中，保持公园和野餐地清洁卫生，参加街区会议以熟悉街坊四邻，在道路两旁种植树木和鲜花等等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新村运动，从根本上提高了全体国民素质。

4.新村运动是推进农村现代化带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运动。新村运动是在农业转型、农村与城市差距逐渐明显的背景下实施的，与农业政策有密切联系。韩国从1968年起对大米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即政府从农民手中高价收购大米，然后再低价供应给城市居民。这一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直接刺激了大米生产。同时，从1971年开始，在全国推广了高产的“统一”号水稻。由于大米产量的增加、价格的提升，农民的平均收入大幅度提升，从1972年的1025美元增加到1977年的2961美元，全国大多数村庄在新村项目实施的6年间，收入几乎增加了2倍。韩国政府在1968年开始实行农业收入增长专门项目，推行农业生产专业化，增加农民收入。1968年在全国约90个地区实施，建立了蚕桑生产区、蘑菇生产区、塑料大棚生产区、苹果生产区、奶牛生产区、肉牛生产区、牡蛎养殖区、板栗生产区等农业生产区域，提高了农产品专业化、商品化程度。由于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远远快于产量增长。据有关资料，1970年韩国农村家庭平均收入只有城市家庭收入的75.6%，从1974年开始，农村家庭收入每年都超过城市家庭收入，而且持续到1985年。

5.新村运动是提高外迁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群众运动。在实施新村运动中，一些村民学会了木工、土木建筑等技能甚至还包括指挥协调的能力。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参加过新村项目建设的村民，大多数到大城市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因此，农村劳动力人口也从1970年的1440万减少到1990年的670万，20年里整整减少了一半。可以说，新村运动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外迁农村劳动的素质。

（三）有效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开展新村运动，韩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社会矛盾缓和，城乡一体化初步实现，农村物质面貌和农民精神状态大大改善。目前，我国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在同样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小规模生产环境下，我们更需要借鉴韩国新村建设的有效做法。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高新农村建设的组织化程度。韩国的新村运动，政府是启动者、组织者、资金提供者、制度制定者。在我国，针对强政府、弱社会的现实，在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能忽视，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起步阶段。必须将新农村建设上升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国家现代化战略高度，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确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的管理对象、内容等进行详细规定；通过规划先导、投入引导和政策指导发挥作用，制定科学的建设规划，让公共财政真正向农村倾斜，逐步加大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

2.体现农民主体地位，调动新农村建设的普遍积极性。韩国新村建设中，以农民为主体，最大限度调动了农民参与新村建设的主动性；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真正发挥了农民在筹集建设资金、选择建设项目、监督工程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在我国，应切忌违背农民利益搞新农村建设，特别是起步阶段，尽可能从农民最关心的事情抓起，让农民感受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好处和实惠，让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在转变认识的同时，还要培育造就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给农民一个平等的自我发展空间和机会。

3.注重开展全员培训，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水平。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型涉及整个农村文化系统创新，是一场非常艰难的农村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历程。必须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把塑造新型农民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来解决；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注意发挥农村知识分子的作用；注重农民文化素质提高，用先进文化塑造农民；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用科学技术武装农民；注重提高农民道德法律水平，用文明风尚熏陶农民。

4.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要素流动。韩国在新村运动中建立了各种设施，如公共活动中心、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医疗站和村办企业等，由于缺乏长效维护机制，无法正常运作下去。实践证明，缩小城乡差距，并不能仅仅靠政府投入和包办。韩国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过度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思想。我国新农村建设要吸取韩国的教训，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即使是政府投入的公共产品，能够实现社会化运营方式就不要由政府经营，调动农民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

5.建立多元投资支撑，强化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保障。韩国在新村运动中建立了以国家投入为主体、各种社会投入参与的多元化农业投资体制。我国新农村建设涉及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属于公共产品范畴，长期以来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不足，造成严重滞后的局面。必须加大政府投入，确保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完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大力推行财政省直管县体制；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贷款抵押担保制度，允许农民用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贷款。

6.积极推行村级治理，找准新农村建设的最佳切入点。韩国新村运动以村庄建设为着力点，方法和措施上值得借鉴。我们应该明确，了解农民的愿望与迫切需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条件。农村各地情况差异显著，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尤其是要从村庄的实际出发，进行有重点建设。进行入户调查，了解农民在农村发展中的需求次序；同时需要适当分类，明晰政府职能作用发挥的边界，确定哪些由农民自己解决，哪些可以合作解决，哪些需要政府解决。村庄改善要从实实在在的项目做起，只有以项目为纽带，才能团结村民，提升道德水平，创造和谐农村。

2010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