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质是什么？

一、韩国农村建设模式：新村运动

韩国是除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外，农村建设卓有成效的一个国家。韩国大力建设农村始于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新村运动不是一场政治运动，是在农业萎缩、农村衰退、社会颓废的大背景下，农民得到政府、学界和城市居民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而发起的自助、致富活动，也是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成功尝试和具体实践。

1.韩国建设农村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韩国启动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但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加快的时候，政府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工农业、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现象。造成国内粮食和供应加工业的农产原料严重不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与市民相比，韩国农民收入低，生活艰苦，居住简陋，导致大量青壮年农民不愿意在农村生活，纷纷进城谋生。受这些状况的影响，农村的伦理、社会秩序、自助自立精神、勤俭节约、信任的风尚和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逐渐恶化。^[1]为了扭转这种社会局面、平衡工农业发展，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下决心把农村开发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开展名为“新村运动”的农村建设运动。

2.韩国农村建设的做法

(1)建设思路

首先，成立相关研究机构，负责农村建设的舆论宣传、规划和领导。为推进“新村运动”，韩国1972年成立了专门的农村建设研究院，确立了“勤勉、自助、合作”的新村运动宗旨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新村运动目标。通过培养新村运动的指导员、成立社区新村学校，对农民进行新村运动教育。该研究院于1990年改名为“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开展的新村运动教育内容侧重对国民的精神训练，不分职业、年龄，从国会议员、内阁部长到社会各界领袖都要与新村运动指导员、农民骨干一起，参加内容、形式都相同的农村建设技能培训。参加培训的学员都集体住宿，并穿统一的制服，执行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行动。中央研究院的新村运动培训收到了直观、生动、互相教育、相互启发、互相鼓励的效果，为新村运动全面实施打下了社会基础。

其次，将改善农民的精神素养作为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质就是振奋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国民的上进心，冲破贫穷与灰心丧气的过去，积极投身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开发运动。“新村运动”的重点在于“精神启发”，始终将“勤勉、自助、合作”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加以启迪，唤醒国民，克服小农固有的懒散、易于满足的陋习，培养勤俭节约、自主自助、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良好社会风尚。韩国“新村运动”的组织者、指导员，甚至基层单位的工作骨干，在运动中身体力行，努力工作，不计报酬，团结合作，自信自强，对“新村运动”的开展及韩国农村现代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韩国学者In-Jong Whang认为，“新村运动”就其目的来讲，它“并不是被设想为提高经济生活水平，为农民提供以前不曾享受过的舒适的乡村现代生活”，而是旨在通过对农民的价值观的改造，使得农民的精神素养的提高与其生活水平的上升同步进行。^[2]

再次，按村庄类型进行建设。韩国新村运动初期，政府设计了20多种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工程，如桥梁、公共浴池、饮水工程、洗衣池、修筑河堤、乡村公路、新村会馆等，让各地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当地需要的项目，政府免费向各村发放一定数目的水泥和钢筋支持这些项目。1973年，政府开始对不同情况的乡村进行分类，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3]一类是基础村，建设内容是继续改善生活环境，培育自助精神；二类是自助村，建设内容是改良土壤，疏通河道，改善村镇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农业收入；三类是自立村，建设内容是发展乡村工业、畜牧业和农副业，鼓励和指导农民采用机械化、电气化、良种化等先进技术，指定生产标准，组织集体耕作，建立标准住宅，修建简易供水、通信和沼气等生活福利设施。^[4]

最后，分阶段建设。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第一阶段，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畜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第二阶段，扩散阶段(1974—1976年)。在这一阶段，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自来水设施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第三阶段，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第四阶段，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订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资、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第五阶段，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盎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5]

(2)确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第一，改善农村公路。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村运动发起后，很多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里选出男女各1名担任新村指导员，妇女活动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改善住房条件。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资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第三，农村电气化。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第四，农村自来水工程。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第五，推广高产水稻品种。新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第六，兴建村民会馆。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了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让妇女会在村民会馆进行公开交易，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约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3.韩国农村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

(1)重视理论研究，在新农村建设初期，成立新农村建设研究院，进行理论研究、舆论宣传和规划设计。(2)先建农村精神，以精神启发为重点。(3)分类建设，把农村分为不同类型进行区别建设。(4)树立农民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和意识，鼓舞韩国农民积极向上和奋发进取的主人翁意识和勤劳致富的精神。(5)充分发挥农协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韩国就有1500个基层农协，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农协给农民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化肥、农药、建材、家电等生产生活资料，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