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风与文风

世风与文风

新闻系统“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改文风。基层走得深不深、实不实，作风转得真不真、硬不硬，对于记者来说，关键是看文风改得如何，是否呈现出“短、新、实”的新面貌。

文风问题不是新鲜的话题，历朝历代几乎都有人谈过。把胡适的那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翻开重读一遍，几乎就是一篇向陈腐的八股文风开刀的宣言书。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即肇始于文风的变革。

我们党历代领导人对文风都是十分重视的。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对党八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批评写文章、作报告时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文风，并要求全党把文风问题同党风问题、学风问题放在同一理论高度来对待。邓小平同志历来注重务实，反对不实风气。针对党的优良文风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现状，他大力倡导并率先垂范开短会、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江泽民同志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明确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一再强调要纠正不良文风。胡锦涛同志同样重视文风建设，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下决心从文山会海中摆脱出来，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

为什么文风问题如此引人注目，因为文风往往能透视世道人心，也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气。“风气”历来是考察民政得失的一面镜子、一个风向标，对全社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引导作用。坏文风的共同特征是“假、大、空”，表现为两大趋势:

一是跟风蔓延。恶劣文风如病毒，具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就是因为趋之者众。“文革”中“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千报一腔现象虽已销声匿迹，但它的实质仍以隐性的方式继续存活着。诸如高层领导一说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则许多官员和商人虽未必明了“文化”的含义，都个个成了口不离“文化”的“专家”，什么玩意儿都往“文化”这个箩里装。我们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什么，有必要将所有的事情都烙上“文化”的印章吗?举办类似龙虾节、螃蟹节、美食节、袜子节、葡萄节、甲鱼节、猕猴桃节、五金节、建材节、竹笋节、木炭节、床饰节、涂料节等等，举办就是了，无非是介绍物(食)品的特性和用途加以推销嘛，大可不必都要加上“文化”的后缀。“螃蟹”且“文化”，真有点让人捉摸不透该如何“文化”，是该学螃蟹张牙舞爪的霸气，还是该用葱姜醋来消化它丰富的蛋白质?我们需要的是拿出有创意的解决问题之道，而不是将一种概念当作时尚的标签到处贴。但有的官员、商人和所谓学者，似乎不说“文化”就显得“没文化”。这种简单地跟风表态式的风气，与当年的“小抄”与“大抄”又有何异?难怪有人戏谑:“再这么下去，离喊‘厕所文化’不远了。”

二是伪劣盛行。文风既坏，往往会渗透到各个需要文字表达的领域。新闻媒体无疑是一个重灾区。在新闻报道中，虚假新闻不绝。缺少可靠信息源的传闻，报纸也敢刊登。你敢登，我就敢转载，也不到新闻源头去核对，以讹传讹，混淆视听，败坏媒体声誉，贻害新闻公信。眼下温州出现一些企业主被“高利贷”逼走的事情，立马就有“温州向央行求贷600亿元稳定金融”的误报问世。有的媒体尤其是网站忘记了新闻的基本要素，“疑似”、“可能”、“据传”这类字眼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为吸引眼球，未曾发生过的事件也敢凭空编造，没有“完美”结局的“好事”也能像戏剧一样把它编完整。一件普通寻常事，在有的记者笔下会被妙笔生花到让人“敬仰”的思想高度。

文风决不仅仅是文风而已，其实是社会风气、官场风气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文化表现形式。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也就没有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清新文风。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文风不正、会风不正问题。总结、报告、理论文章，还存在长、空、假现象;一些基层干部只会讲上级的话，讲别人的话，不会讲自己的话，不会讲解决实际问题的话;有的领导干部刻意追求辞藻的华丽、语句的工整对仗，反而弄巧成拙，妨碍内容的准确表达;有的同志主持会议，总是喜欢狗尾续貂，先是概括主讲人讲了几个部分，什么内容，再谈几点体会，最后提些不需要提的要求，诸如认真传达、组织讨论、深刻理解、贯彻执行等等。全是正确的废话、多余的套话。谁都明白听领导报告当然要消化理解，自然要贯彻执行，还需要你啰嗦?人家报告讲得好好的，你再复述一下，难道领导没有讲清楚，或者听众没有听明白?

官场会风不正，知识界同样文风不端。在学术研究领域，“抄”风肆虐，不仅“抄”观点，连原文也敢居为己有。抄袭者的脸皮越来越厚，抄而不承认，抄而不道歉，一抄而再抄。在文学艺术界，则表现为跟风复制，什么好卖，什么畅销，就模仿什么。官场小说热销，则同一题材小说纷纷出笼;一部《明朝那些事儿》受追捧，一系列《××那些事儿》很快便充斥书店、书摊;在各种新书的研讨会上，空话连篇、胡乱吹捧的阿谀溢美之词滔滔而出;在文学创作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的去个性化。我们在阅读甲与乙作家或丙、丁……作家的作品时，发现他们虽然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写出的作品叙述风格却惊人的相似。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把丰富的语言表达都简化为最通用、划一和抽象的陈套，缺乏个性和感染力，读来索然乏味。

作为对客观实在反映的新闻报道，很多时候也真的客观反映了这种不良的会风和世风，结果把自己也害进去了。加上部分记者业务功底不深，采访作风不实，思考能力不强，更容易弄出一些内容干瘪、文字虚胖的东西来。反过来满纸套话的新闻报道也诱导了陈腐文风的滋生蔓延。这是不良的官场作风、不良的学术之风与不良的新闻文风互为因果的关系。我至今闹不清“考量”、“给力”、“负增长”等等这些词，到底是谁传染给了谁。汉语词汇丰富多彩，为什么这些词一出现，许多同义词、近义词都消遁了呢?有道是，第一个把女人比喻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如花的是庸才，可好多新闻报道就老喜欢当庸才，拾人牙慧。

坏文风最大的危险是贻害青少年。看看报纸、电视中有几个中小学生的讲话是活泼生动、富有个性的。做好事总是因为“学雷锋，为他人着想”;努力学习肯定离不开“学好本领，长大建设伟大的祖国”;作文写老师便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写妈妈必定是“慈爱、勤快、无私”。不能怪下一代，因为我们——他们的长辈，给了他们一个“套子”、一种“模式”、一副相同的“腔调”。每当看到孩子们真诚的“撒谎”、刻板的答话，总不由地想起40多年前我写“新学期新打算”时，每回忘不了写上“为世界革命而……”的话，心中生起无尽的悲哀。

孩子放学后贪玩忘了回家，向家长撒谎说留校“做值日”、“做作业”，长大后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坏处，而坏文风则有可能会影响其一生。最近我在审看一个副刊版面时，发现某文一位自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学生”作者非常感激母校，因为“幸亏那里的老师和同学没有歧视我这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后代”。怪了，在粉碎“四人帮”已近20年，改革开放已经10多年后的90年代中期，怎么可能会让“四类分子”的孙辈有“被阶级歧视”的恐惧和“低人一等”的感觉呢?究其原因，是因为现在报刊上怀旧文章很多，读来很动人，于是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也想赶赶并不属于他的“时代潮流”。其实，这个作者就是被坏文风残害的一个“套中人”，是说大话、假话已成为很多人“集体无意识”的一个代表而已。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