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这样的人

引言　有一个这样的人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大概再找不着第二个人像孔子那样，在死后两千多年的漫漫岁月中如此毁誉莫测。

一个人在世时，其毁誉莫衷一是，那是常有的事。但是，在死后先是声誉日隆、直至“大成至圣先师”而独享“圣人”之美名，却在20世纪上半叶被要求为中华民族落入亡国灭种之境地承担责任，又在下半叶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祖坟刨了个底儿掉，就真的是匪夷所思了。更加吊诡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五四运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确实是为新思想、新文化开路所必须；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文化大革命”的“批孔”，却偏偏是为了给“封建主义”那些最肮脏、腐朽的东西招魂。呜呼！这真的是一个说不尽的中国，真的是一个说不得的孔子。

时至今日，孔子既走下了神坛、也脱身于魔窟——这对孔子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是好事，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孔子是谁？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孔子？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孔子的学说能够给予人类的未来以怎样的启示？……但是，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恐怕首先需要弄明白：为什么孔子一会儿是神、一会儿是魔？是什么东西导致了后世中国人在看待孔子时总是戴上有色眼镜，并且变换着眼镜的色彩？

如果不首先把这件事情弄明白，那么，不论我们给予诸如“孔子是谁”以怎样的回答，恐怕都还是一笔糊涂账正如孔子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虽然人的情绪总是在变化中，对于同一个人，有时我们觉得他很可爱，有时觉得有点讨厌，这很正常；但是，如果我们在爱的时候巴不得他与世长存，在厌的时候又恨不得他立马去死，那就叫做糊涂了。

孔子一会儿是神、一会儿是魔，这说明的正是后世中国人的糊涂所以，如果不能把这件事情弄明白，就难免仍然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孔子，虽然只不过是又一次换了眼镜的色彩，却自以为第一次看清了孔子本尊。

比如，在当今非常流行的“心灵鸡汤”式的解读就是一例。所谓心灵鸡汤式的解读，乃从《论语》中拈出一些励志的话语，诸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论语·子罕》）“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等等，然后敷衍些对人生的感悟，以奏“劝善”之功者也。

诚然，“劝善”总是一件好事。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头脑中充满了解不开的困惑，心灵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伤痛——有些是无法向他人言表的，更有一些是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些什么的莫名伤痛，所以，心灵鸡汤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好东西。进而，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够从《论语》中获得心灵的慰藉，这正说明了孔子学说中含蕴着大智慧。

但是，心灵鸡汤式的解读触及的不过是大智慧的皮毛，却很容易误导人把星星点点的皮毛就当成了大智慧，这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这样的误导通往民族虚无主义。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这样来评价孔子的学说：“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1]

那种心灵鸡汤式的解读孔子学说，就是把孔子解读成了“常识道德”的代言人，再敷衍些解读者们对世道人心的感悟，孔子就真的成了“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那么，黑格尔对孔子的评论也就被坐实了。但是，如果孔子学说真的是“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那还有什么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可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岂不成了一地鸡毛！所以，对孔子学说的心灵鸡汤式解读是有危险的，这是一副糟糕的有色眼镜，它是对孔子以及中华文明传统的矮化，它通向民族虚无主义！

虽然心灵鸡汤式的解读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在今天还能满足一些人的心理需求，但是这种“矮化”解读与历史上的“神化”和“魔化”解读一样都是戴上了有色眼镜的产物。

孔子学说中含蕴着大智慧，与老子学说一道范铸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基本格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传统奠定了基础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就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精神传统，就必须回到源头去重新认识和理解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就必须重新发掘和亲近孔子、老子学说中含蕴着的大智慧。但是，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对那些在历史上出现过的种种有色眼镜给予必要的反思，以汲取教训，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戴上新的有色眼镜。

鲁迅在^[2]935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对孔子被“神化”和“魔化”的原因有精辟论断。就“神化”而言，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这是说，孔子被“神化”不过是权势者们玩的把戏，目的是为了给他们的统治穿上一件华丽的外衣，孔子就成了他们扮相威严的工具，“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1其中的道理在于，既然是扮相威严的工具，就不能让一般的民众凑近了看，距离越远、越看不清楚，就越有阻吓的效果，所以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孔子就这样被“神化”了。

“魔化”正好是“神化”的对等效应：如果在权势者们华丽外衣里面的身躯实在太丑陋，这件外衣也就不得不跟着丑陋起来。

到了20世纪，权势者继续玩扮相威严的把戏，袁世凯、孙传芳和张宗昌们居然也搞起了祭孔、投壶和刻经的一套。鲁迅说：“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3]

其实，“五四”时代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也是一种把戏：既然权势者们玩的是扮相威严的把戏，要推翻权势者们的黑暗统治，就要戳穿他们的把戏，让他们暴露出威严扮相下面的魔相。但当时的历史情境是，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冷静而从容的理性思考已绝无可能，为了救亡图存，革命者们就干脆把给人看的扮相与内里的魔相一锅煮，直接把权势者们的魔相涂抹在他们的扮相上，孔子就这样被“魔化”了。

虽然我们今天必须高度肯定“五四”时代革命者们的伟大历史功绩，但同时也必须坚定地指出：这仍然是“把戏”，把孔子当作扮相威严的工具是把戏，直接把权势者们的魔相涂抹在他们的扮相上也是把戏。虽然这两种把戏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的古老智慧——天道好还，“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老子·第30章》）玩把戏者终究会被人当作把戏玩；但是，是摒弃一切把戏的时候了，是通过冷静而从容的理性思考去重新审视我们的精神传统、重新发掘和亲近孔子、老子学说中含蕴着的大智慧的时候了。

在“神化”和“魔化”都丧失了信誉以后，“人化”的解读境域就敞开了。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在先”地把孔子当作是一个人，然后再尝试着去回答诸如“孔子是谁”等等问题。对于孔子和中国人，这都是莫大的幸事，因为把孔子当作是一个“人”，意味着我们平等地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当作了“人”。历史表明，对孔子的“神化”意味着权势者拒绝把普通老百姓当作“人”，对孔子的“魔化”则意味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丧失了自信和自尊，他们觉得与西方人相比，自己低人一等；这就是孔子说的：“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在“神化”与“魔化”之间的是“人化”，是为“从容中道”，“人化”了的孔子表明中国人终于开始变得自信和从容了起来。

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对孔子“矮化”就是“开始”的印记。一方面，虽然孔子是“人”，但是其为人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为学是“致广大而尽精微”，其中含蕴着大智慧，却不显山不露水，极易被错当作“常识道德”；另一方面，用“人”的方式来解读孔子之为人、为学简直是极其罕有的事情。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造成的恶果之一是，中国人忘记了“智慧”是属于“人”的东西，丧失了用“人”的方式来理解“智慧”的能力，所以，当他们重新尝试着用“人”的方式来解读孔子时，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在先”的“人”只能是“常人”，所以他们解读出来的孔子也就成了“常人”，孔子就这样被“矮化”了。

然而，对孔子的“人化”解读境域毕竟敞开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叩问、揭示、亲近和拥抱孔子学说蕴含着的大智慧。但是，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用“人”的方式来解读孔子时，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在先”的“人”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的这个“样子”有历史根据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免戴上新的有色眼镜，就必须首先对自己的前提给予批判的反思，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并且牢牢地站稳。

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那些在思想史上享有过赫赫威名的人——如宋明理学家以至于孟子——是不能立足的，因为宋明理学家把对孔子的“神化”推至极端，正是以孟子为立足之地的这里，不妨稍微追溯一下孟子“神化”孔子的手法，就能看到这个立足之地实在有点不稳。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在孟子看来，“圣人”是在处理人伦关系方面做到了尽善尽美的人，就是家庭道德的完美楷模，所以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在《孟子》一书中，通过诸多细节的雕刻，舜和曾参作为“孝悌”的完美楷模被打造了出来，但是，孔子之为“圣人”却完全不同，孟子甚至丝毫没有提及孔子的“孝悌”事迹。事实上，关于孔子处理家庭内部人伦关系的史料非常稀少，根本不可能从中构造出一个“人伦之至”的孔子。那么，孟子又是根据什么把孔子称作“圣人”的呢？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所谓集大成，意思是圣人中的圣人。孔庙曾经遍布中国大地，其主体建筑称为“大成殿”，这个名称就出于孟子的这句话。但是，在这里，孔子之为“圣人”却不是因为在处理人伦关系方面做到了尽善尽美，而是他对待“出仕”的态度或者原则，也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应该当官时就当官，应该辞官时就辞官，应该接着干就继续干，应该立刻走就马上走。虽然这其中贯穿的一个“时”字确实大有深意，但这是关于做官的学问，与“人伦之至”完全不同。可见，从孟子开始，对孔子的“神化”就是一件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事情。

在历史上，用“人”的方式来解读孔子之为人、为学是极其罕有的事情，但正因为罕有，所以更弥足珍惜，其最可推崇者就是司马迁。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4]司马迁虽然接续了孟子的评断以孔子为“至圣”，但是其立论根据却既不是“人伦之至”，也不是那些做官的学问，而是可知可徵的事实——“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其“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则明明白白地透露出与孟子的不同。

但是，即使是司马迁这样以“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为怀抱的伟大史家，也还是没有涉及“智慧”；他把“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之间不可思议的反差突显了出来，但是没有想到从“孔氏书”中去揭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也就是说，太史公的“想见其为人”缺失了非常重要的一环——智慧。

但无论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这个问题有了答案，这就是太史公的“读孔氏书”——我们只能从《论语》开始并且从太史公缺失了的那个环节开始——从“智慧”的纬度去“想见其为人”。

【注释】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等译，第119-12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2]《鲁迅全集》（第6卷），第3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鲁迅全集》（第6卷），第328-3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第六册），第1982页，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