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与中华文化

第一节　道学与中华文化

民族文化的形成，是民族在其生活区域内一种长期性的历史创造和积累。如此，民族区域自然条件的不同，民族历史的不同，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自然就会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使之各有特点而不会相同，这就是民族文化在个性方面的具体体现之根，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有所不同的原因。中华文化由于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种形成单元性区域内形成的，所以，对中华文化就远不能以一种“汉文化”来看待，中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人种性质特点的古老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唯物辩证哲学（也就是道学）产生极早、普及极广、影响极大的国家。从文字创造、民族语言、文明历史进程，到古老的政治生活、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都受到这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华文化就显现出了一种博大精深的特点：中华文化以道学理论为灵魂，道学理论以文化为载体，而富有深刻的哲理蕴涵。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此种特点的就比较少。比如，在全世界产生哲学较早的古代国家中，还有希腊和印度。希腊哲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在此以前没有一位哲学家和哲学著作，这不要说比伏牺八卦、《连山》《归藏》《周易》产生的时代晚得多，而且也在姜尚、伯阳父、管仲等人之后，基本上是与孔子同时代；至于印度哲学家的出现，则是在公元前1世纪，已远在中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了。不仅如此，在希腊的古文化中，所反映出来的是唯心主义的多神崇拜，并由此而产生了极其丰富的神话故事。相反，在中国的古文化中，则重视的是忠实述史，且提倡秉笔直书，总结成败，以为后世之鉴。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多少神话流传。而秦汉以后所编的神话，则多是附会在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之中，纯粹的神话很少。以上是就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不同地域历史文化相比较而言，其所存在的整体性的不同特点。具体到中华文化自身而言，则并不都是精华，而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精华与糟粕的形成，是既各有其根源，又在实际历史传承中交相杂混在一起的。

我们已经指出过，唯物、辩证、求实的科学理论，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指导思想；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是一切奴隶、封建等各种形式的独裁政治根源性的思想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前后产生过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思想、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两种不同的理论是，以伏牺八卦形式为载体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它的历史经典是《连山》《归藏》《周易》这“三《易》”。其中的《周易》是周代奴隶制独裁统治者，对原来的中国古典哲学经典进行改造，以其卦画推行卜筮，进行“神道设教”，以其用之于实行愚民的。当然，中国古典哲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文字这种思想语言的载体后，亦有过不少以纯文字形式撰写的哲学论著。只是这类本来就产生数量不会很多，又在漫长的历史上很难保存，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其残存的少量先秦纯文字哲学论著就基本上绝世。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1973年从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发掘出来的业已失传了2000多年的《黄帝经》。由于秦始皇下达烧书令时，明确规定了卜筮书不烧，所以《周易》便得以存世；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汉代以前未形成有系统的理论，其最早的东西就是夏禹自己搞的那篇《洪范》。《道德经》是李耳用割裂、颠倒、歪曲的手法，利用《黄帝经·道原经》篇，以贩愚民哲学的东西，秦始皇就是按其“愚民”、“绝学无忧”的理论进行焚书坑儒的。真正形成较有系统的主观唯心论，就是以《春秋繁露》为代表的封建神学理论。由于中国有着唯物辩证哲学与主观唯心的封建神学理论并存的实际历史，有些晚出的哲学著作大都有唯物、唯心两种观点相混杂的情况。

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一种是五帝时代的民主“大同”社会制度；另一种是夏代以来长达4000年之久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制度。而奴隶制、封建制这两种社会制度，都是君主独裁政治制度，从本质上没有区别，奴隶制、封建制只不过是一种独裁政治在历史发展中的两个阶段罢了：前一个是后一个的开启，是后一个的初级阶段；后一个是前一个的一种发展性继续，是前一个的高级阶段。

由于中国古典的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辩证唯物哲学产生，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的历史上，它不仅浸润了中华民族的语言，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文字富有哲理而极具规律的产生，更直接导致出现了五帝时期建成一个长达400多年的民主社会制度，由此而影响到了中华物质文化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奠定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基础；奴隶制、封建制的历史相加是4000年左右，但是夏、商、周三代，并没有形成有系统的为其奴隶制君主独裁统治服务的理论，三代实行愚民统治，主要靠的是鼓吹和推行占卜。三代之际，虽然传统的中国古典哲学受到了奴隶制统治者们的抵制和封杀，但此种哲学在文人学者中还可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流传，不然，为什么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一下子就出现了不少运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比较自如的学者。真正形成较有系统的为君主独裁统治服务的神学理论是在西汉，到现在为2000多年。虽然，封建独裁统治者们都在竭力鼓吹神学迷信思想理论，但是自西汉以来，在中国思想理论方面，也还是唯物论与唯心论并存的。反映在历史文化上，在唯物辩证哲学思想与五帝时代的民主制度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在精神文化方面，就多为精华；而主观唯心主义的神学理论，以及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所产生的思想文化方面，就多为文化糟粕。所以，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唯物论还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在历史文化上，也还是精华的部分占主体。

由于存在着各种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原因所致，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中国历史上所存在过的奴隶制、封建制君主独裁政治制度，并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上还曾经有过五帝时期的民主大同社会制度。同时，又不知道在中国的久远历史上还产生过“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的唯物辩证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并深深地影响过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形成，这就客观上导致了在批判传统历史文化时，发生了该批判的实际未批判（如李耳的《道德经》），而不该批判的则大批特批，一批判就长达近一个世纪（如对孔子思想的批判）。这种客观的情况，就给我们正确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了思想混乱，不知道什么是该继承的，什么是该扬弃的。如果对这些历史的存货不进行重新清理与盘点，势必又会出现过去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一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就连好带坏一起端了出来，甚至连裹脚布也供奉起来当宝贝；一讲批判封建历史文化，就连传家宝也同裹脚布一起扔掉。这种极“左”与极右，都对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利。

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既有其个性之异，又有其共性之同。任何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是在不断地进行着变化的，在这种历史文化的变化之中，大多是从崇拜迷信于不知不觉之间，向着唯物、求实的科学方向发展。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只不过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变革，自然也存在着一个起点不同、变化快慢之分的问题，存在着主动变化与被迫改变的问题。有的越变越丰富多彩，有的则趋向单一化，还有的国家在文化上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盲目地吸收，其文化的变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个性……民族历史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运动着变化着的，而变就存在着变好与变坏的两种可能性。因为历史上就存在过由坏变好和由好变坏这两种不同的实例。

历史文化的变革，实际上就存在着应当继承什么、扬弃什么以及发展什么的问题。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政治、经济发生大变革的世纪。在21世纪，全世界伴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交流、融合、发展为先导，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变革。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乃至相互取代的大变革早就开始了。在未来如何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以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以适应中华民族实现历史性的伟大复兴的需要，就不能不进行研究，作一点探讨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