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等人关于道学

一、朱熹等人关于道学、道统的论述

道学，是指儒家的心性之学；道统，是指儒家心性之学的传承系统。道学，就是关于心思向内用功的学问，也可说是关于调整人的心态去符合天的本质的学问。道学和道统的说法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先提出来的。他在《中庸章句序》的开头这样说：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道统所传递的是道学的学问，道学的传递开始于“上古圣神” 。这上古圣神是指尧、舜、禹等人。道学是儒家的关于心思向内用功的学问，最初所传授的内容是这样的：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一共十六个字，载于《尚书》之中。对于这十六个字，朱熹这样说：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经，指的是《尚书》。朱熹上面的这段话告诉人们，道学所传递的道理，在尧传给舜时，是只有一句话四个字，到舜传给禹时，增加到四句话十六个字。在禹以后，这道统是这样传承的：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

（《中庸章句序》）

这十六个字是儒家心性之学的要领，被后人称为“十六字心诀” 。在禹以后，这十六字心诀是在两种人当中传承着。这两种人，一种人是天子（君主） ，另一种人是名臣。十六字心诀的传承有什么意义呢？先看什么叫道心，什么叫人心。对此问题，朱熹解释道：

心，一也，方寸之间，人欲交杂，则谓之人心，纯然天理，则谓之道心。

（《朱子语录》）

明代薛瑄这样说：

道心，即仁义礼智是也。

（《读书续录》）

王阳明这样说：

未杂于人伪谓之道心，杂于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

（《传习录》）

道心，指的是人没有思想活动时的无思无为的心态，这就是人的本心、人性。人心，指的是人在进行思想活动时的有成见、偏见的心态。人在心思向内时的心态叫道心，人在心思向外时的心态叫人心。心思向外的心态“危殆而不安” ，叫“人心惟危” ，无思无为的心态“微妙而难见” ，叫“道心惟微” 。由于一个是“危而有害” ，一个是“微而难得” ，以致人们难于保持“性命之正” ，因此，必须要用精一的功夫，才可以抑制人心而保持道心。性命之正，指的是符合于道的正确的生命存在状态。可是，什么是“精” ，什么是“一”呢？朱熹说：

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中庸章句序》）

朱熹认为，精就是指要保持纯洁清净的道心；二者，指对善恶是非的分别；察夫二者而不杂，意为无分别心，由于不杂，因此说道心是纯洁清净的，而人心是被污染了的。一，就是指要保持道心不改变。本心之正，指符合于天的正确的心态，也就是道心。要时时保持心思向内的心态（道心常为一身之主） ，有事时（动）无事时（静）都要妥善地保持这种心态，这样才能正确地对待相关事物（无过不及之差）。对于“惟精惟一” ，王阳明这样说：

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

（《传习录》）

总之，所谓“惟精惟一”都是指要摆脱人心保持道心，要心思向内不要心思向外。

十六字心诀，是尧传给舜的“允执厥中”四个字发展起来的。对此，朱熹认为：

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中庸章句序》）

十六字心诀四句话，舜所增加的三句话是为了说明“允执厥中”的。允执厥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妥善地把握心内的“中” 。中，是指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心态。这心态，就是本心之正。子思在《中庸》中说到这个中，他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没有喜、怒、哀、乐等感情情绪时的心态就是中，中就是心思向内时的心态。允执厥中是指妥善地保持心思向内的心态。妥善，也可说成勿忘勿助。

为了更好地理解十六字心诀的含义，下面引述庄子的一段话来作对照。庄子说：

虚无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

（《庄子·刻意》）

天德，天的本质，合天德，是指道心，说道心惟微，就相当于说道心是虚无恬淡的，而人心就不能虚无恬淡。德之至、静之至、虚之至和粹之至，就是“惟精惟一” 。无德之邪、道之过、德之失，就是“允执厥中”的意思。可见，上面这段话的意思与十六字心诀的意思是基本相同的。

前头说到“上古圣神”所传递下来的道学精神就是这十六字心诀，这样说的依据来自于《尚书·大禹谟》。下面引用《大学》的一句话，用以说明上古时文化精神的提倡情况。《大学》说：

《康诰》曰： “克明德。 ”《大甲》曰： “顾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 “克明峻徳。 ”皆自明也。

《康诰》、《大甲》和《帝典》分别是《尚书》中《周书》、《商书》和《舜书》里的文章。明德、明命和峻徳都是指人的心性，也就是本心之正的道心。自明，是指自己心思向内用功以弘扬自我的心性、德性。可知，古时的帝王们很讲求这种心思向内自我修炼的功夫。

对于人的自我心性、德性的弘扬，孔子是很注重的。据儒家的说法，道统传承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成了道统的一代传人。孔子的情况与先前的传承者有所不同。对此情况，朱熹认为：

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中庸章句序》）

其位，是指政治权位。意思是，孔子虽然没有像以前的那些道学传承者那样有显赫的政治权位，但是，孔子所起到的作用反而更加大。孔子弘扬德性的做法，从远的方面说，是发扬了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所以说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在孔子之前， “十六字心诀”精神是在掌握天下政治的权力人物之间传授的，这些人物不是天子就是国家主要的大臣。权力人物在交接天下政权的同时，将“允执厥中”的嘱托也一并交付了。孔子没有如先前的道统传承者那样的国家政治权位，不能像尧、舜、禹和文、武等人那样做，但是，孔子是将这“心诀精神”当做一种学问事业来向平民进行传授的。因此说，这是“继往圣，开来学” ，功劳比尧舜还要大。照朱熹的意思，孔子之后，其道学精神的传承关系开始转移到了平民之中。朱熹说，在孔子的弟子中， “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 。之后，是由曾子再传给“夫子之孙子思” 。子思为了弘扬“尧舜以来相传本意” ，就结合了孔子的话，创作了《中庸》。可知，《中庸》所阐述的就是关于十六字心诀的道理。子思之后，道统的情况是这样的：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

（同上）

是书，是指《中庸》，推明是书，说的是孟子能够发扬《中庸》一书所表达的精神。可是等孟子去世后，这个道统就“失其传”了。但是，道统失传之后，由于有了子思的《中庸》流传下来，因此等到一千年之后，宋代的程颢、程颐兄弟依据《中庸》的精神，将原先失传的这个道统又接续了起来。对此情况，朱熹说：

然而尚幸此书（指《中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

（同上）

二家，是指道佛两家。似是之非，是指儒家与道佛两家学问事业之间的相同之中有着根本的差异。这差异是指儒家要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与道佛避免参与社会事务的两种不同的事业方式。朱熹认为，道统能够断而再续，就是由于《中庸》的流传和程氏兄弟将《中庸》精神发挥出来两个原因。

宋代朱熹所认为的儒家道统的“路线图”情况，如上所说。可是，在唐代的韩愈，也早有关于类似于上述道统传承的路线图的论述。他说：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原道》）

韩愈所描绘的路线图与朱熹的路线图基本上相同，可是，这路线图所展示的传承关系中所传承的有关内容，韩愈没有具体说明，是否就是“十六字心诀”的精神呢？不是的。我们从《原道》一文中看到，这所传承的是韩愈自己认为的道（“吾所谓道也”） ，这道不是“所谓老与佛之道” 。那么韩愈所认为的道是什么呢？就是讲求“仁义道德”的道。可是韩愈所说的关于“仁义道德”的道与心性之学的精神并不相符合。因此说，韩愈所提出的学问传承路线图并不等于是传承道学的道统路线图。而且，在《原道》一文中，韩愈也没有提到“道学”与“道统”的称谓。

据推测，朱熹所勾勒的道统传承路线图，很有可能是参照参考了韩愈关于路线图的说法后而写出来的。可是朱熹却将韩愈排斥在道统之外，不承认韩在路线图之内。韩、朱二位都认为，孟子之后，那种传承系统便失传中断了。韩愈在《原道》中说，孟子之后一直到他所在的唐代，他所说的那种传承关系是中断了的。他认为，在这中断期间存在的荀子和扬雄，是不够资格成为这个系统中的传人的。至于他本人是否够资格承接这个传统呢？他没有“舍我其谁”式的表态，可是，朱熹是间接却又明确地表示，韩愈是不够资格进入朱所认为的道学传承系统之中的。朱明确地指出，孟子之后，失传的道统在一千年之后让宋代的二程兄弟接续上了。其间没有汉儒唐儒的份儿，而唐代的韩愈当然也没有份儿。为什么朱熹不认为韩愈是道统的传人呢？那是因为韩愈的学说思想与心性之学的精神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下面说韩愈的学说思想与道学精神的差距。其主要的差距是，韩愈不明白孟子的“性本善”的道理。韩愈曾这样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原道》）

这段话的意思是，博爱一切人叫仁，妥善地实行仁叫义，照着仁义的要求去做叫道，自身本来就具有而不必向外求取的叫德。仁与义是意义确定的具体做法，道与德是意义抽象的说法，所以道有君子小人之分，德有凶德吉德之分。如果从心性之学的角度上看，韩愈所说的仁，相当于“特殊的感情” ，是自我本质的一种功能作用；其所说的义，可视为人自我本质的自然流露；其所说的道，相当于与天道相对的人道，这三项的说法与心性之学的内容相差不大，并无冲突。可是韩愈所说的德，概念却很模糊，既说德是“足乎己无待于外” ，似乎可视为人的自我本质，可是又说“德有凶有吉” ，又似乎是指这自我本质有善有恶，这一内容完全背离了心性之学“人性本善”的核心精神。除此之外，韩愈只说到人道而没有说到天道，因而致使人的仁义的思想和行为都失去了依据，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指明仁义的来源，就是韩愈学说思想与道学精神的又一个差异之处。

心性之学认为，由于有天命（天的赐予）才有人的心性，这天命是指天道，这层意思叫“天命之谓性” ；人的心性就是德（得之于天，叫道德、德性） ，照着德去做事待人，就是“率性之谓道” ，这里的道是指人道；这德如果发挥、表现出来就是仁与义等道德表现（包括道德理念和道德行为） ，这一道理就是“德性者，仁义礼之根株”这句话的意思。因此，儒家的心性之学的内容是，先有道（天道） ，后有德（这德正是“足乎己无待于外”者） ，有了德，才会有仁（道德理念） ，有了仁，才会有义（道德表现）。对于这样的因果顺序，儒家很清楚，道家也很清楚。比如，孔子这样说：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儒家是很注重这个先后顺序的。《大学》说：

物有本来，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道家虽然提倡道德形上化，反对儒家过分讲求道德表现的做法，但是，对于道、德、仁、义之间的先后因果关系却是和儒家一样，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比如老子这样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这个情况来。可是，韩愈却没有将道与德、仁、义之间的顺序和因果关系理得很清楚。比如，他曾这样说：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原道》）

“仁义道德”一词是韩愈的创新。从上面他对仁义道德的解说来看，他并不明白人的道德（自我心性）和仁义（道德表现）的来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史上曾有人批评韩愈的学说思想为“无头学问” 。由于他不曾理清道德仁义之间的关系，没有搞清人道的来源，因此才会提出“仁义道德”这一说法。

对于韩愈学说中“仁义道德”的说法，《厚黑学》一书的作者李宗吾这样说：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都是顺着顺序说的。韩昌黎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存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就算是弄颠倒了。

（《厚黑大全》）

韩愈并未把握住孔孟心性之学的要领，朱熹在关于道学道统的论述中并没有将韩愈放进道学精神传承的路线图中，是有相当理由的。有人将儒家道统道学之说的树立归到韩愈的身上，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不过，韩愈提出了类似道统路线图的说法，却可算是最早的。

孟子之后，道统失绪、道学失传，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心性之学没有明显的实用意义。政治权力者，特别是战乱年代的政治权力者，尤其讲求功利，好急功近利。由于政治势力的影响，儒者就追求实用，放弃了道学。比如秦与秦以前的儒者为了实用，走上了法家之路，汉代的儒者为了实用，走上了对于人文政教伦理纲常作推行研究的政术之路和学术之路。为此，孔孟的道学传承事业到战国后期就中断了。对于汉时道统失绪后的情况，南怀瑾的见解是这样说的：

迨汉武帝尚儒术，诸子百家之流，如百川之于江海，而一尊于儒，皆讲习六经，明体达用，于人文政教之道外，初非有标新立异，自命得孔孟心学不传之秘者。自董仲舒以下，精疏博证，浸成为训诂之学，历代传习，固非所谓心性理气等玄妙之旨。时至北宋，儒家之学，忽有理学崛起，谓得孔孟以来心法，大变从来讲学之趣，遂成为儒学一途。

（《禅海蠡测》）

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提议的“独尊儒术”的“儒术”并不是“孔孟心学”（即不是“心性理气玄妙之旨”和“孔孟心法”） ，只有等到北宋，才是正宗的儒家之学。这个说法与朱熹所说的一样。

宋代二程兄弟将失传了千年之久的道学传统接续下来之后，接下来的传承者就是朱熹。二程中程颐的学问与朱熹的学问合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也属于心思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说程氏兄弟承接了失传的道学精神是对的，不过，在二程之前，另外还有人也是讲求心性之学的。对此情况，明儒薛瑄这样说：

自孟子后，知孔子者鲜矣，至周、张、程、朱乃知之。

（《读书续录》）

知孔子者，是知道孔孟心学要领的人。这样的人，在程朱之前尚有周、张。周是周敦颐，张是张载。

与朱熹同时的陆象山，其学问可称为心学。心学也属于心性之学，而且这心学的心思向内用功的特点比理学的还要更加突出。明代王阳明的学问也属于心学，陆象山的心学与王阳明的心学被合称为陆王心学。而其中王阳明学问中的心思向内用功的特点尤为突出。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被后人合称为宋明道学。有人认为，宋明道学的兴起，是由于宋明诸儒受到当时道佛两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禅宗思想的影响之故。这是说道学家的学问思想是学禅宗思想的结果，有人认为，孔孟时期，儒家没有明确的用功夫的方法，直到宋明时，道学家主张存诚主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在模仿禅宗。其实，宋明道学的源头在孔孟心学，孔孟等人的欲仁、戒慎恐惧、率性、求放心、尽心知性、存心养性等说法，就是指心思向内的用功实践。至于具体明确的关于功夫方法的论述，却的确是没有的。儒家人物出入于老佛，受到禅宗的影响，也确实是难免的。总之，宋明道学的形成，有内因的作用（孔孟的影响） ，也有外因的作用（道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