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整合与定型

中华文化的整合与定型_中华旅游文化

二、中华文化的整合与定型

1.夏、商、周礼制文化与百家争鸣

“尧日舜天”时代是在禹（姒文命）的手中结束的。作为姒文命本人来说，他的政绩，他的勤勉，他的为人，使他的统治仍可归于令后人称道的“尧天舜日”的辉煌之下，那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太平盛世。

姒文命最大的功绩，也是最令后人敬仰的，就是他领导人民治洪水。

水，永远是农耕民族手中的一把双刃剑，治理得好，它是水利，是保障人们衣食生存的宝剑；治理不好，它就成为水灾，一把悬在头顶上要命的达摩克利斯剑。治水是华夏民族的第一要务，也是华夏文化的灵魂渊源，是浇铸华夏文化特质的社会模型。

姒文命的父亲崇伯鲧，在舜手下就是个负责治水的官员。但他的运气不好，终生与洪魔搏斗，虽奔波操劳，呕心沥血，却屡战屡败，劳而无功。之所以是这种局面，关键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对水性没有一个彻底的认识，只是从局部，从表面现象看到了土可以堵水，而没有从更高处，全面地、内在地认识水无所不在的本质。所以，他采取了“堵”的方针治水，虽有小获，但终归失败。失败的事实成为小人的把柄，他们趁机诬告他治水不力，还阴谋发动政治叛乱。舜虽然贤明，但在关系到他统治地位的关键事情上，他采取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派人将鲧杀死于羽山（今山东临沂）。这对姒文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他明智地选择了克制，为了天下大众的利益，他忍辱负重，继续向舜帝表示忠心，并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在自己封地——夏部落治水治农。父亲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他治水、治国的道理。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但在治水中悟出了水性，变堵为疏，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国语》卷三《周语下》），还举一反三，悟出了民性，所以他干得得心应手，他的骄人政绩感动了舜帝。

当舜明确表示荐姒文命为自己的接班人，准备“禅让”于他时，舜的儿子商均不服，蓄谋发动叛乱，夺回帝位。为避免不测，姒文命从夏部落（河南禹县）迁往阳城（河南登封东南），所有诸侯皆去朝姒文命，而不拜商均。大势已定，最终，舜帝将统治大权“禅让”于姒文命，是为禹帝，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33年（范文澜《中国通史》说）。

执掌了天下大权的禹帝，没有忘记自己治水的历史使命。为治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身克勤克俭，为民众操心，终于完成了父亲未竟事业，治好了九条河流，即黄河、渭水、洛水、弱水、济水、淮河、长江、汉水等。

禹在治水的同时也致力于治农。正如韩非子所称道的：“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据说他的精神感动了上天，于是派神龟从洛水背负“洪范九畴”传授给大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图洛书”中的“洛书”。

洛书（即九畴），经过后来箕子在《洪范》中的解释、阐述，不仅成为对中国政治影响深远的九条治理国家的大法，而且它从五行、王道、天人关系三方面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可见，禹已经是一个跨入文明门槛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治者了，他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140年，禹将势力沿颍水南下扩张，在淮水中游的塗山（今安徽怀远县）大会夏、夷诸部落众多首领，是为“塗山之会”，以此为标志，夏王朝建立。

禹到晚年时，绝对权威已经建立起来。苗山诸侯大会就是他这种权威的最高展示。当时他召集各诸侯到苗山（今浙江绍兴县、崃县、诸暨、东阳间）开会，计功封爵。大家都听命如期到会，唯有防风部落（今浙江德清县）酋长不把召唤放在心上，姗姗而来。禹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冒犯，加上防风部落一贯自恃强悍，桀骜不驯，喜欢攻伐，对自己是个威胁，于是以迟到为借口，将防风酋长捕杀，以儆效尤。此会以后，苗山改名为会稽山，即“会计”的意思。苗山会议既标志着统治者个人绝对权威的形成，部落联盟已经完成向国家过渡，也暗示着舜禹“禅让”的实质。对禹来说，下一步只是完善国家暴力机器和公共管理机能，而最重要的是怎样保证他的国家思想的贯彻与执行，这就必须在继承制度方面来个质的改变。于是他决定打破名存实亡的所谓“禅让”制，要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从此，“天下为公”的思想被“家天下”的思想取代。

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禹大力建设政权的保证——军队。派人用铜做成兵器。为了神化国家政权，还用铜铸成九个大鼎，作为传国宝器。这时他想的更多的是国家政权作为一种个人所有，怎样能在家族保持更久的问题了。有人发明了饮用的酒，献给他尝，他饮用后感叹到：“酒的确是好东西，正因为如此，将来一定会有人因它而国破家亡”。

禹死前，有心将帝位传给儿子启，但当时传统的“禅让”观念还有一定影响，所以有说禹曾仿效帝舜的故事，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挑选了东夷族的皋陶作为帝位继承人，但皋陶命运不济，先死了。又另举荐东方偃姓之族的伯益为接班人，于是出现了“益干启位，启杀之”的事件。事实是，禹死后，位子还是传给了儿子姒启。至此，从理论上断了“禅让”观念的根。

所谓“禅让”制，初期其实质是军事民主制下推举部落联盟最高军事首领的一种方式。成为联盟首领者，不但要有很强的能力和实力，要有德性，而且还要通过一定仪式，由众多部落首领共同推举或承认，才能确立。这之间的更替就是“禅让”。“禅让”到了“英雄时代”后期就已经名存实亡，后来成为孔孟学说推崇的一种理想制度。

禹死后埋在会稽之山（《墨子·节葬篇》）。他生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为夏王朝实际上的第一任帝王。

但夏王朝统治基础的最后确立和国家统治工具的完备工作则是由启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而完成的。为了使世袭王权为各诸侯所认同，夏启在都城阳翟举行了盛大的“钧台之享”，这是继“塗山之会”后又一重要的朝会。这一朝会，“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这就确定了国家制度下的君臣原则。

公元前1979年，姒启因荒淫过度而死。夏王朝历时近500年，从禹算起共历19位帝王。其中属于姒姓家族之内的有17帝，外姓夺取帝位的两人，也有人将此两人在位的40年称为“无王之世”，不列在夏王朝的帝王之内。这两个人，一个是后羿，一个是寒浞。

夏王朝是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所谓父权制家庭，就是父亲在家庭中“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大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

众邦国组成了夏王朝的天下，所以夏代的国家结构就是王室有“天下”，诸侯国君有“国”，大夫有“家”。在这种由父权制发展而成的国家中，各级贵族组织仍然保持着血缘联系，严格区分姓氏。王室分封诸侯，除保持它出生的姓氏外，又以封国建立新氏，大夫以邑为氏，这就是《左传》所说的“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样在各级贵族之间，就依据姓氏的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这种宗族关系的性质就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及其继承关系，这就是宗法制的形成。

在夏王朝里，除了不事劳动的贵族以外，还有“平民”，即一般的自由民，他们属于各级贵族比较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有一小块土地，有自由民身份，但没有特权。处在社会底层的是“民”，其中主要的是“黎民”，又称为“庶民”或“庶人”。还有泛称为“众”的，大概是农耕奴隶了。

夏王朝奠基的国家基础和社会结构为后来的商、周王朝继承和发展。

为了维护这种家长制为核心的国家机器的运作，夏王朝不但建立了强大的军队，还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禹刑》。但在对抗的阶级社会中，光靠强硬的暴力工具是行不通的，统治者从中也逐渐认识到了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卷一《周语》上）。因此形成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观念，并且通过礼制来实现国家的协调职能，从而在思想文化方面“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礼记·礼运》），使人们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协调相互关系，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实现“小康”之世。所谓“小康”之世，是古人理想的社会形态之一，是继“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后的“天下为家”的阶段，其基本特点是“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国，礼义以为纪”。

夏王朝建立的礼制文化，现在由于文献不足，难以全知。但从商周的继承关系看，还是可以推测出来的，因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夏王朝最后一位帝王是姒履癸，他被后人称为“桀帝”。“桀”就是凶暴的意思，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聩残暴之君。其妻施妹喜也是个帮助他败家的能手，她喜欢听绸缎撕裂的声音，桀就命令宫女在她身边不停地撕裂绸缎，就在这嘶嘶的碎裂声中，夏王朝崩溃了。

夏商王朝更替是由“武汤革命”完成的。商王朝的建立者汤，姓子名大乙，又名成汤、成唐，甲骨文又称大乙，高祖乙，有的史书还称武汤、武王、天乙等。汤出身商族。商族是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居于黄河下游，其始祖母简狄是有娀氏（古国名，在今山西运城一带）之女，据说她是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下了契，故《诗经》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商朝最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有如下一些：

一是铸造技术高超的青铜器。商代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礼器、酒器、乐器及其他用具，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

二是商业的发展。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并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交换加强，出现了专业商人。他们“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阙父母”（《尚书·酒诰》），既是长途贩运、从事商业活动的商贾，以盈利赡养父母，也是旅行家。商业的发达，也就有了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贝。在当时，除了真贝之外，还有骨贝、铜贝。在流通中，以五贝连成一串，合两串为一朋，朋就是比较流行的货币计量单位。

三是创制甲骨文字。根据现代考古发掘的整理，商甲骨文字已有文字4000多个。汉字的基本结构，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都已经具备。正是通过这种比较成熟的甲骨文，我们可以与商朝的古人对话，了解到他们熟识、精深的天文知识和比较完善的历法。

四是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商代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民众，都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和管理鬼魂的神灵，甚至崇拜鬼魂居住的山岳和河流。而这种人与鬼魂沟通的手段就是占卜。占卜似乎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占卜往往在祭祀典礼中举行，祭祀也就成了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占卜的专职人员——巫，则成了社会中的特殊成员。他们的活动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料。

商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迁都频繁，而且地域跨度广阔。早在始祖子契被封于商后，大的迁徙就有8次。汤建立商朝后，似乎承袭了这一传统，在496年间又迁都5次（一说是6次），其中最有意义的是“盘庚迁殷”（公元前1312～公元前1285年），历史上通常以此为标志把商朝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迁殷后商朝又称殷朝、殷商。频繁迁都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之外，当然也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还有战争方面的原因。客观上它又是一个中原文化不断整合的过程。

商的灭亡像夏王朝一样是必然的，也应验了禹对酒发出的感叹。商代的贵族都是些嗜酒成风的酒鬼，他们一边用酒祭祀祖先，一边用酒麻木自己的人性，酒使他们残忍和堕落。他们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制度——人祭、人殉，在商朝后期，成百上千的奴隶被当作祭品宰杀在祭祀典礼上，或作为殉葬品被活埋在贵族的坟墓中。贵族们的生活奢侈糜烂到了极点，商纣王则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纣王辛名受，公元前1075～公元前1046年在位。他是个“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的人物，他多次远征东夷，客观上把商朝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淮河、长江流域，对中华古代文化的交流、融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是个好色残暴之徒，他宠妲己，造鹿台，厚赋税，广都苑，到了疯狂的程度。“酒池肉林”、“炮烙之刑”、“敲骨剖心”都是他的创作，其结果是众叛亲离。公元前1066年，周部落率领联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与商纣王的军队决战，商军阵前倒戈，纣王逃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取代商朝的周王朝是由差不多与夏族和商族一样古老的周族建立的。周族的始祖弃的母亲姜源，传说是黄帝曾孙帝喾的妃子。其实那时尚处在母系氏族时代，但从弃开始，攀上了帝喾姬妾，所以，弃应该姓姬。弃在尧时被任命为农师，舜时被封在邰（今山西武功西），他是个农业专家，发明了种稷，后人给他加号“后稷”（有人说这是农官的通称）。

周朝建立之初就大肆分封。据荀子说就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国53个。此后周王朝延续了近800年（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共历41任国王（37人）。但在这800余年中，又以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西周，统治达300多年，周王室处在发展的鼎盛时期，是真正以中央王朝共主资格行使统治权的时期。但这种局面最终因周幽王姬宫湦的腐败而结束了。他最著名的腐败事件就是为博得美人（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后期被称作东周。东迁后的王朝势力急剧衰微，诸侯割据称雄，东周王室已经运作不灵了。所以东周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到春秋中期，因天子只能依附势力强大的诸侯生存，在各诸侯国争雄中，强者往往挟天子以令诸侯，周王朝已名存实亡。公元前607年周定王姬瑜刚继位时，楚庄王就到周王边境阅兵示威，姬瑜慌忙派大臣王孙满去慰劳楚军，楚庄王公开觊觎天子的王位，问象征王室权力的“九鼎”宝器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答曰“在德不在鼎”，是为“问鼎中原”事件。进入战国，周王室势力只到一般中小诸侯的地步了。

公元前256年，秦国在灭了韩、魏、赵等国后，引起了周王室的恐惧。周赧王想与诸侯合纵攻秦，结果反遭秦国的猛烈反扑，赧王病死，分裂的王室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秦夺去了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宝器。

周王朝取代商王朝，但对商王朝的根本制度并没有进行重大的变革，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周王朝的社会文化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宗法制度充分发展，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周武王建立周王朝后，不再称“帝”，而改称“国王”，自称“余一人”，表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国人信“天”，所以周王也被尊称为“天子”。天子之下是贵族（诸侯——封国君主；卿——政府最高级官员；大夫——政府次高级官员；士——武官），第三阶层是平民（自由民，庶人），最底层为奴隶（称人鬲、黎民）。

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语》卷二《国语中》）的现象就是这时形成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成了野心家、阴谋家追逐的目标，统治阶级内部的王位之争伴随着王朝的始终，腥风血雨一刻也没有消停。周王朝为了缓和和解决权力和王位之争，就在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更加严密系统的宗法制度。其组织形式与运作规章非常复杂，简而言之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亲属等差递减制），也就是按母亲的身份和出生的先后将所有的儿子划分为“嫡”、“庶”、“长”、“次”。妻子生的大儿子称嫡长子，其余为次子；妾生的大儿子称庶长子，其余为庶次子。嫡长子是唯一合法继承人，无论其贤与不肖。嫡长子死后，位置由他的嫡长子继承，如果嫡长子无子才能轮到嫡次子。这种宗法制度为后来历代王朝奉为圭臬。

按此制度，周天子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历代的周天子都由嫡长子继承，以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天子的宗庙是全国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祀祖先的场所，称为“太庙”。在太庙中，历代祖先以始祖为中心，按昭穆排列（昭为左，穆为右，第二代为昭，第三代为穆，第四代为昭，第五代为穆，依此类推）。只有天子才有在太庙主持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

天子的弟弟们，称为别子，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建立宗庙和相应的政府机构，分为若干别宗。受封的别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他们的封地和爵位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他们则成为别宗的宗子。但在自己的宗族内，他们又是“大宗”。因为在他的诸侯国内又分封有卿大夫，卿大夫则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帅自己的家族。他们相对诸侯国君而言，又是“小宗”了。如此类推，卿大夫还可以分出他们的宗属，建立起若干个父权家长制家庭，其家长就是士。士尊奉所属家族的卿大夫为宗子。士以下再分就是平民，因为他们与各级宗子的亲属关系已经很疏远了。

这种宗法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族权和政权合一的等级制度，其目的是要协调矛盾，维持共同的利益。它要求各级贵族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这种宗法关系，树立起牢固的“尊祖”观念，尊奉共同的祖先，小宗要以无限崇敬的姿态团结在大宗周围，是为“敬宗”。所以“尊祖”和“敬宗”是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二是礼制的完备。为了强化“尊祖”、“敬宗”的思想观念，必须在外在形式上有一套物化的制度，以保证宗法制在实践中的有效运作和发挥作用。西周初年，“周礼”在周公的主持下制定出来，它是在宗法等级制度的原则上确立起的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统治原则，并创制出各种礼仪。周礼的内容比较广泛，除了有关政刑的各种制度外，主要还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即从祭祀、丧葬、军族、朝觐、盟会和婚冠喜庆等各方面规范了不同等级人们的行为，在这些礼仪中还要具备与之相应的舞乐。这在当时来说，具有很多创新的内容，一旦形成，即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华此时就成了名甲天下的礼仪之邦。由于它对人们的行为起了规范作用，又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文明，加上涉及面广，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孔子非常赞赏周礼，说“周监于准，郁郁乎之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当有人违背了周礼，他就愤愤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毕生立志要“复礼”。所以周代礼乐连同其内在的思想观念，经过后来儒家的发挥，成为了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准则，它也浸润在中国文化的肌体里，渲染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面貌。

三是科学与文学同步发达。西周很注重贵族子弟的教育，“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必修课。其中“数”的单列说明，科学王冠上的明珠——数学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天文学方面更是成绩显著，“周公测景（影）台”（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是我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确立了二十八星宿，记录了日食（公元前776年9月6日，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观测天象，指导农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方面最著名的是《诗经》，一首“关关雎鸠”，醉倒了几千年无数文人墨客，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都是当时各个阶层人们的真情流露。

四是哲学思想的进步。《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并把它们看作是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表明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周易》演义八卦，实际是从自然界中选取八种自然物（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作为万物之源，并把天地看作是总根源。世界上一切事象的形成发展变化，都是因阴阳对抗的势力交感而成。这不仅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本体观，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值得深思的是，严密的宗法制和繁复的礼制并没有永葆周王室的国运昌盛，西周在武王之后经过短短60余年的“成康之治”（成王姬诵，康王姬钊），就由昭王姬瑕（公元前995～公元前976年在位）开始走向衰落。昭王玩物丧志，为了一只白雉鸡而征讨楚国，结果是“南征而不返”，是一次走上不归路的旅游。其子姬满继位，是为穆王，这是个更着迷于旅游的帝王，他留给后人最乐道的是他西游昆仑，会见了西王母，可算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但他两年巡游，把国库耗空了，到了第十任国王厉王姬胡（公元前877～公元前841年）时，因堵塞言路，引起“国人暴动”，他逃跑出去，不敢回都，客死他乡，导致了“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从此中国历史有了准确纪年，开始了信史时代。到第十二任国王幽王姬宫湦时，在他的宠妃褒姒的玩笑中，他丢了江山，失了美人，亡了性命。

公元前771年，大一统的西周不复存在，但在当时强大的传统心理的制约下，受周王朝宗法制度的直接影响，姬姓家族的王位仍然传递下去，原先被废的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以避犬戎威胁，从此周王室一代不如一代。在戎狄不断侵扰和诸侯的不断蚕食下，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最后只剩下成周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但周天子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的权威还在，于是，强大起来的诸侯纷纷借用这块招牌来发展自己，打击别人。周天子成了各邦国混战中被利用的傀儡，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一个发展与战乱的时代。由于东周王朝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不了重要角色，所以这段历史又叫春秋战国。

这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铁器时代。锐利的铁器，使大地面貌焕然一新。铁犁与牛使农业增产，降低了人们的肚腹之忧，冶炼的炉火烧得更红，手工业产品花样翻新，商贾奔波于道，新兴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社会有了更多有闲暇时间又衣食无忧的人士，人们的文化生活更加繁荣，大脑的思想也更加活跃。在“春秋无义战”的激荡中，思想文化界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们也纷纷登台亮相，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宣扬自己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动人也最值得骄傲的一幕，即“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在思想自主、学说自由的宽松大背景下，各个学派或相反相成，或相得益彰，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浪淘沙，从而形成促进文化发展的合力，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

“百家争鸣”的舞台上，主要学派有道家、墨家、儒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名家、农家、杂家等，总称之为诸子百家。

道家学派。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生卒年月不可考，相传为春秋末年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内）人，作过周守藏史（国家图书馆馆长），熟悉各种典章制度，所以孔子曾专门跑到周去向老子学习礼的有关问题。老子说：你所说的古礼，已经过时了，是陈腐老朽的死物，只是它那空洞的说教还在罢了。还说是君子就要可行可止，不要时代过去了，还抱着古礼不放。人们说，能干的商人隐其宝货，不让别人看见；有才的君子，身有盛德却容貌谦逊，犹如愚蠢无知的人。这就是说，应该有真才实学而不自己炫耀，同时要去掉各种骄气……精彩的回答使孔子十分佩服，回去对他的学生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跑的可以用网捕，游的可以用线钩，飞的可以用箭射。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样乘风云上天的，我今天见了老子，他真是条龙呀！老子很有学问，但并不张扬自己。他在周呆久了，看到了周的腐朽衰败，觉得毫无希望了，决心离去隐居。当他骑着青牛行至边关时，守关口的官员拦住他说：您就要去隐居了，请给我写本书吧！于是老子著书上下篇，是为《道德经》（即《老子》），共5000多字。老子出关后，不知所终。

《老子》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讲了“道”是什么，它是怎样运作的，这实质上是个宇宙观的问题；二是讲了统治者应该怎样按照“道”的原则去治理天下，这实际上是个政治哲学问题。按照老子的思路，“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者也应该无为而无不为，这样达到人道合一，世界才能很好地发展。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一本《老子》只讲了一个问题，即“天人合一”。《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道”是在天地万物之先存在的一个无形、无声、无以名之的超感觉的东西，只好“强为之名曰大”，又叫“道”、“无极”、“无”。故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下万物就是在道的运动中生成的。而这运动是有规律的、循环的，又相互转化的，“反也者道之动也”。他举例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还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就是自然规律，人们要适应它。可以说，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是《老子》的精华。

“无为”是老子政治思想的基础。老子从道的宇宙观出发，认为天得了道，天就会澄清；地得了道，地就会安宁；侯王得了道，就会成为主宰天下的君长。而“道常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里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能妄自乱动，要遵守事物的规律，这样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了。统治者若能遵守这一游戏规则，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运作。所以，老子一再告诫统治者：“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也。”这是老子在动荡的社会转型潮流中对社会的理性思考。他从考察宇宙的形成入手，剖析其发展规律，最后落脚到用这种规律来说明应该怎样为人，怎样为国。

老子以他敏锐的思想，洞察了文明的阴暗面，他在抨击当时社会的虚伪残暴方面比同时代任何思想家都更深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关注，他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反对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去进行种种异化活动。为了协调人们的行为，拯救那个江河日下的社会，老子将“形而上的道”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德”来建设。“德”是“道”的具体体现和作用，“万物尊道而贵德”，“德”构成了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准则，其模式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

老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是关尹（环满），而最著名的继承者是庄子。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名周，蒙（今河南商丘附近，有说在今山东蒙阴县）人。在蒙作过短时间的漆园吏，他还有打草鞋的技术，并时常以此为副业，以补家用。庄子留给后人的著作是《庄子》，但是否出自其手存疑。但庄子的学问高深在当时是有名的。楚威王曾派使者带千金请他出来为相，他却笑着对使者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看来他是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所以他的文章写起来汪洋放纵，光怪陆离，不易捉摸。

庄子非常佩服老子，但他留下的文字比老子多多了。《庄子》共33篇，10万多字。他喜欢用滑稽突兀的文气来表达他的思想，风格幽默，想象丰富，尤其喜欢用寓言故事来宣传道家哲理。他以200多则寓言，把深奥的哲理变成了浪漫色彩四溢的文学篇章。但深入到他的思想深处，就会发现，实际上他是以放纵来掩盖其对前途完全绝望的悲观情绪，是一种颓废社会思潮的反映。他已经没有了老子那种“无为无不为”的坚韧与进取的韬略心计。

在世界观方面，庄子继承老子关于“道”是世界万物之本的思想，但他进而认为，人通过修养可以得“道”，达到“无他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我同一”的境界。这就把老子的“道”，由客观的、独立的、精神的东西，发展成了主观的、精神的东西了。

庄子还把老子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引向了相对主义，进而走向不可知论。其最著名的论点就是“庄周梦为蝴蝶”。在他看来，自己究竟是生是死，是梦是醒，是庄周还是蝴蝶，谁也判断不清楚。

作为一位遨游思想太空的旅游家，庄子提出了著名的“逍遥游”论，追求一种无拘无束、完全自由的遨游，其实质是想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这在充满对抗的现实生活中，难能可贵，也是不能实现的。他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他是个聪明的木匠，其技术名声可以与鲁班匹敌。据说他早年受过儒家教育，并且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跻身“士”的阶层。但他很快放弃了儒家信仰，并成为激烈的反对者，进而创立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小生产者、小私有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在他周围有许多崇拜者，成为其弟子，他们大多来源于下层社会的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并以手工业者特有的相互关系，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团体，有严格的组织，这对后世的“行会”、“行帮”组织不能说没有示范影响。

墨家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墨子》一书中。书不是墨子自己写的，而是弟子们记录墨子言行的集录，共存53篇。墨家学派的思想体现了下层人民善良的心地。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他既反对“大攻小，强攻弱”的兼并战争，又反对强凌弱、富辱贫、贵傲贱的阶级压迫。著名的有墨子与鲁班斗法的故事，体现了小生产者厌恶战争、要求平等、希望安居乐业的愿望。墨家学派还保持了劳动群众重视劳动，主张“节用”、“节葬”的优良传统，认为“不与其劳，获其实”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浪费。墨子还主张“尚贤”、“尚同”。“尚贤”就是要求打破“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卿世禄制，将政权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做到“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墨子·尚贤》）。“尚同”则是要求人们与统治者同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墨子·尚同》）。可见“和平、平等、博爱、节俭”是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为了使这一思想得以实现和贯彻，墨子否定了天命，但保存了尊天事鬼的宗教外衣。他的上天和鬼神都不是欺压老百姓的，而是监督天子和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公平的，可见其用心良苦。“三尺头上有神明”就成了老百姓警示权力犯罪的经典文化。

儒家学派。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排行老二，祖上原是宋国贵族，因内讧逃难到鲁国。其父亲叔梁纥64岁时与颜家少女“野合”生下他，指小山名为丘。孔子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他热衷于“儒”者（丧葬乐队）的吹吹打打。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且身高有力，是个标准的武士。曾作过季氏的家臣，任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乘田”等小官。中年后，进入鲁国上层，任中都宰和司寇等职。因与国君相处不融洽，去职后主要从事教育。但他念念不忘当官，周游列国，到处游说，不为当权者赏识，晚年后又回到鲁国。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光都打发在与学生的讨论中了。他把经年郁积于心中的悲观情绪与政见在课堂上抒发出来，臧否人物，评论时事，很有自己的见地。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论语》中。《论语》也不是孔子所著，而是他的弟子们将其言论整理而成，其宗旨是协调社会人伦关系。由于其思想精辟深刻，宣扬王道政治，故被后人誉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是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思想构成了儒家学派早期的思想主体。

作为政治家，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什么是“仁”？“仁”从人从二，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孔子给它下了两个最主要的定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就是要求作为一个仁者，应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是仁的极致，甚至可以称为“圣”了。孔子还认为统治者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日》）。孔子主张“爱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的伦理思想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的。

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复礼”。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社会处在动荡之中，一切都在变革，孔子看不惯，“觚不觚，觚哉觚哉”就是他心灵的感叹。所以他一生以维护周天子的统一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的事业为己任。他通过对夏商周三代历史进行分析，认为三代的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一贯的，并可以世代不变地延续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必须恢复周天子的权威，结束诸侯、大夫、陪臣僭越擅权的局面，要恢复周礼的统治秩序，使君臣父子“正名”，各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安定，统治的稳定。统治者要想“正名”，光靠政治手段的“政”、“刑”是不能完全奏效的，还必须要“以德治国”。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的一生都致力于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三天没梦到周公，他就惶惶然，说要死了。

孔子还相信天命。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认为人在天命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但孔子对鬼神却持存疑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这种态度可能与他的政治立场有关。在他看来，在天上就是“上帝之命”，在人间就是周天子之命，至于鬼神则不是正宗，敬而远之也就可以了，而对于怪力乱神就不值一提。这种思想对后世文人影响颇大，使他们在赶考的旅途中可放心大胆地投宿破庙烂寺之中。

作为教育家，孔子的影响更大。他推广私学，对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学在官府”制度起了积极作用。他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破除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的界限，具有平等思想。在教学实践中，他强调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在学习态度上，强调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在学习方法上，他提出“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举一反三”。在教学方法上，主修“因材施教”等一些至今仍行之有效的方法。

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以“六经”为主，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书都经过他收集、整理删定或改编成为教材。他说：“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可见，他把“六经”当作从教治国的重要工具。

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思、子张、颜氏、孟氏、漆雕、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氏之儒，其代表人物是孟轲（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年）。

孟轲，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小时候孟母为使他受到好环境的影响教育曾三迁居所，断机杼以教子。长大后他曾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的门下，可以说他是通过子思继承孔子学说的，他的言论又被他的弟子编成《孟子》一书。

孟子将孔子的“仁”学推及于政治，提出了“仁政”思想。“仁政”的基础和终极目的是要使“民有恒产”，即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房前屋后种有桑树，家中养有鸡、狗、猪等家畜，吃得饱，穿得暖，50岁以上者能穿上丝绸衣服，70岁以上者能吃上肉，遇到灾荒，不至于饿死。

由于此时周天子的地位已经衰微了，所以在孟子的脑海中产生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无论哪一国的国王，只要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就可以取周天子而代之，成为全国的共主。这种“民贵”思想在后来封建专制走向顶峰的明代，是被删除在正统思想之外的。

“仁政”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其哲学基础则是建立在“性善说”上的。孟子认为，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端”。“四端”继续发展就成为“仁”、“义”、“礼”、“智”，是为“四德”（《孟子·告子上》）。

法家学派。法家学派是当时一种激进的改革派思潮，其代表人物在战国早期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后期有韩非。

韩非（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韩国人，后投奔秦国，他是能言善辩的诸子百家中唯一的特例，因为他有些口吃。但他的思想锋芒毕露，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著述集中在《韩非子》一书中。法家思想的很多方面是与儒家对立的，比如法家反对儒家的“克己复礼”、“法先王”的保守思想，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当今变化的现状是合理的，韩非为此说了个著名的故事《守株待兔》，认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法家对儒家的“仁政”也不以为然，主张君主专制。韩非综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等思想，认为要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法”、“术”、“势”缺一不可。“法”指制度法令，“术”指国君操纵臣下的手段，“势”指国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将三者结合起来，就能加强中央集权，从而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法家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反对儒家孟子的“性善论”。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有欲望就不能不追求，大家都片面追求自己的欲望就不能不发生争斗，发生争斗就使社会秩序紊乱。法家据此认为，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是建筑在利害矛盾的基础上的。民众不可能心悦诚服地被统治，人性与礼仪也总是相违背的，要使民众循规蹈矩，只有用暴力加以压迫。韩非说：“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

韩非的思想深得后来的秦王的赏识，但他命运不济，当他从韩国到秦国后，遭到同是法家的老同学李斯的妒忌而被杀害。

法家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所以法家的理论也就成了历代统治者手中的利器之一。尽管汉代以后儒家“礼治”成为独尊，但事实上，统治者是双刃在握，儒、法交替，对子民是恩威并用。

阴阳家学派。这个学派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夹杂一些宗教、巫术和迷信，用以解释他们日常所接触到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和神学的思想体系。

“阴阳五行”观念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产生。“五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甘誓》中。甘誓是发生在公元前2196年的一件事，当时夏启称帝，有扈氏不服，夏启就征讨有扈氏，在甘地誓师，发表讲话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无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里提到了“五行”，却未作任何解释。最早解释“五行”的是箕子（约公元前1173～公元前1080年），他的著作被收在《尚书·洪范》中。按箕子的解释：“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甜。”可见“五行”就是五种物质，水的作用是滋润和向下，火的特征是燃烧和向上，木的特征是可以弯曲也可以伸直，金的特征是可以顺从也可以变化（通过冶炼加工），土的特征是可以种植和收获庄稼，这五种物质还分别具有咸、苦、酸、辣、甜五味。“五行”说是中国最古老的物质构成的学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春秋时期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其哲学意义，但阴阳家们则把它神化了。

至于“阴阳”说，正式见诸于文字是在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国语·周语》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就是中国最早关于“阴阳”与“气”的观念，这个观念后来被《老子》和《易传》继承和发展。本来作为一种世界运动规律来看待的“阴阳”、“气”，但到了阴阳家手里，又被神学化了。

当时讲“阴阳五行”的有两派。一派是五行相生说。五种要素是什么关系？最早在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太史史伯提出过五行相杂构成万物的思想。到春秋战国时，则主要是相生、相胜说。相生说如《礼记·目令篇》中用五行相生说来解释四季的变化，要求人们按照天地四时的变化来进行农业生产，这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但阴阳学家们进而将一切人事都来附会阴阳五行，推算祸福。有人将“东南西北”与“青赤白黑”相配，反映出五行相生的顺序，即木（东方、青色）生火（南方、赤色），金（西方、白色）生水（北方、黑色）。这四方是行动的方位，再加上土（中央、黄色），就构成了完整的五行相生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种五行相生观对后世影响很大，连汉代巨儒董仲舒也接受其观点。

一派是阴阳相胜（克）说。公元前511年，晋国的史墨最先提出“火胜金”，后来又提出“水胜火”。《黄帝内经·灵枢经·经脉》中，则总结出了完整的五行相胜观念：火胜金，水胜火，木胜土，土胜水，金胜木。而齐国人邹衍则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创立了“五德始终说”。他认为黄帝是土德，夏禹是木德，商汤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而将来代周的一定是水德。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用了这个说法，把秦朝定为水德（崇尚黑色）。这种学说被引入政治，形成了神秘的历史循环论，虽然滑稽，但却为后世历代帝王和文人奉为圭臬。

阴阳五行说的发展不仅影响到中国两千年来的各种术数，也影响到中国的哲学、政治，乃至科学技术的发展。

纵横家学派。人们说春秋无义战，周天子的权威和影响，在各个诸侯国的争霸中被抵消、磨蚀殆尽。经过五国争霸走马灯式的表演后，进入战国，战争就更频繁，更混乱，更无准则可言，一直打到七国争雄的局面出现。由于动荡的社会和战争的需要，培养出了一批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为战争推波助澜的人物，这些游说之士中，最著名的有张仪和苏秦。他们在秦国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各助一方，分别进行合纵、连横活动。他们的游说之词为游说之士传习、运用，这些人被称为纵横家，现有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这一学派的主要著作。

兵家学派。如果说纵横家是在摆布诸侯争斗，兵家则是在致力于如何驱使兵士厮杀，这也是战国时代社会需求的产物，频繁的战争使军事学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战国时兵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膑，著有《孙膑兵法》。长期以来人们把不准孙膑与孙武的关系，有将其混同一人的。其实孙膑是孙武的后代，齐国人，其《孙膑兵法》一直到1972年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被发掘出来，从而确定了孙膑与孙武的关系。孙膑治理军队很有一套办法，著名的有“斩姬督军”。其指挥作战的实践能力和谋略都十分高超，庞涓被伏就是例证。在孙膑的军事思想中，提出了寡可胜众、弱可胜强的辨证军事思想。他还强调进攻战略，强调灵活运用战法，体现出卓绝的军事艺术。

战国时著名的兵法著作还有很多，如吴起兵法、商鞅兵法、庞涓兵法、信陵君兵法、尉缭子等。

名家学派。是主张辨别名实关系的思想流派，其出现也是时代的产物。自春秋以来，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经历着急剧的变革，一些过时的事物和社会现象有名无实。旧的称谓已经不能适应层出不穷的新的内容，而很多反映新事物、新制度的“名”（名称、概念）与旧事物、旧制度的“实”（客观实际存在的事物）之间不相符合而矛盾迭出，而且这些新的“名”，很多还没有得到公认。更有些新的事物、新的社会现象出现后却没有相应的“名”，有实无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百家争鸣的学术界就出现了一股围绕着“名”、“实”关系而展开激烈争论的名辩思潮，其中涌现了大批以察辩为专长的人，被时人称为“辩者”或“辩士”，汉代则称之为“名家”。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基本上属于逻辑学的范畴，即主要从名词、概念的分析辩论中，探讨判断、推理等思维的规律和方法，用以驳斥论敌，论证己见。但他们中很多人在辩论中追求概念游戏，往往流于诡辩，成为诡辩论者。名家的代表人物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7位，著作共36篇，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人：邓析、惠施、公孙龙。

农家学派。作为农耕民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自然会出现农民的政治代言人，这就是农家学派，他们尊奉神农氏为农家之祖。战国时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许行，其思想以主张“君民共耕”而著名。许行没有忘记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好时光，主张人人劳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平等，反对不劳而获，反映了农民向往一个没有剥削、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要求和愿望。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是一种空想，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孟子深不以为然，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通义也”。此观点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但许行的“君民共耕”思想也同样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这就是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历朝历代的帝王在每年春社日（或正月）都要举行一次亲自扶犁耕田的仪式，意在与民共耕，劝人重视农桑。

杂家学派。杂家学派形成于战国末期，也是秦国统一中国政治进程在思想学术界的反映。杂家的思想特征是“兼儒墨，合名法”，这个揉面团的人就是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内）的富商。他不仅是个杰出的商业投机家，而且是个有见识的政治投机家。由于他大胆地投资“奇货可居”的秦国人质子楚，得到的回报是成为秦国的相国，进而成为秦国实权人物。为了创立一个能实现统一大业的指导思想，他当了一回主编，招集门客共同编写了一部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书——《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共26万字，计160篇，实际上是将各家思想学说做了一个大拼盘，该书就成了杂家的代表作。不过应该看到，《吕氏春秋》反映的杂家思想有自己的特点，是个综合创新的成果，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特点：一是能超脱门户之见，博取各家之长，能客观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二是承认真理不可为一家独占，认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吕氏春秋·不二》），“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吕氏春秋·用众》）；三是有自己的创新体系，在哲学思想上对老子的道进行改革而加以推崇，在政治和伦理方面则更多吸收儒墨的内容。

诸子百家的争鸣演绎出中华历史上罕见的群星璀璨的时代，不仅活跃和发展了学术思想，启迪了人类的见解智慧，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擦出不少耀眼的火花，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中，各家学派都关注社会民生问题，并在争论中相互吸收、渗透，整合发展互相联结的一面，逐渐形成了中华文化中比较系统的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道德观以及文艺观、审美观等社会意识形态，并且凝聚出自强不息、兼收并蓄、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丰厚基础。

2.秦汉大一统，中华文化的整合与定型

公元前221年，神州大地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秦。它以咸阳为中心，权威随着交通向四方辐射，东至大海，西抵青藏高原边缘，南达岭南，北到阴山、河套、辽东一带。这巨大王朝的缔造者就是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巨大的成功使他内心的激动和成就感无法抑制，觉得自己功盖三皇五帝，于是将“皇”“帝”合二而一，编成了一顶至高无上的皇帝桂冠戴在自己头上，自称“始皇帝”，并希望子孙世代相继承。从此开专制文化之先河。

首先，秦始皇为自己制定了许多个人专用的文化符号，如把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印”称为“玺”，还把一般人原来都可使用的“朕”规定为皇帝专用。总之，想尽办法把自己打扮成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为此还制定了一整套尊君抑臣的朝拜仪式和文书制度。

其次，秦始皇在思想意识方面，没有自己的新东西，他是个实用主义者，诸子百家的思想，只要有符合他的需要的，就拿来现用，但他的目的却十分明确，且只有一个，就是巩固封建专制政权。他从阴阳家那里借来五德始终说，自以为秦属于水德，以水克周之火，于是以黑色为正色，数字尚六（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他从齐鲁儒生那里捡来“封禅”学说，公元前219年到泰山顶上去祭祀上帝，是为“封”；在泰山下小山（梁父）祭祀地，是为“禅”。封泰山，禅梁父，表示自己是出于天命。此例一开，以后的帝王登基，生怕得不到上天的保佑，争相仿效，成为定制，于是“奉天承运”成了中国帝王文化的核心内容。

第三，在政治上，秦始皇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专制国家机器，中央政府设三公九卿（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九卿：廷尉、内史、奉常、典客、郎中、少府、卫尉、太仆、宗正）。地方设郡县制，分全国为36郡，郡下设县，县下有乡，乡下有亭、里。县令及以上官吏皆由中央任命，无不俯首听命。皇帝的政令，通过三公九卿，可一竿子直达郡、县、乡、亭、里。这种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化政治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主要文化特征，它既繁荣了封建经济和文化，也严重桎梏了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为了适应大一统政权的需要，秦始皇还在经济上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公元前220年，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帝国公路——驰道，东到燕齐，南到吴楚。公元前212年又修建了从咸阳向北进入鄂尔多斯，再跨黄河，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的直道，向南则于公元前218年开始凿灵渠，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使船运可过岭南达到珠江三角洲。旅游交通方便了，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秦始皇还统一了车轮距、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但更重要的是统一了人们的思想，所以秦始皇不惜留下千古骂名，做出了历史上罕见的惊人之举。

第五，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不知道是想讨好秦始皇还是真的想复辟旧制，竟向秦始皇提出分封诸子的建议。开始，秦始皇也还是一副大度的样子，让大臣们讨论，于是引发了李斯与淳于越关于郡县制与分封制孰优孰劣的一场口水之战。激烈的语言刺激了李斯狭隘的性情，于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性悲剧发生了。在李斯的鼓噪下，秦始皇丧失理性地批准了李斯的极端手段，一把火烧掉了除医、农外的所有有思想的书，活埋了多嘴多舌的儒生才士460余人。秦始皇这一愚蠢的做法，以为能从此让人闭上嘴，杀鸡儆猴，意在维护自己专制制度的权威。其实，残暴往往是一种十分怯懦的心理表现，也是他必将迅速垮台的先兆。故后人做诗曰：“坑灰未冷东山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是对他极大的讽刺。这一烧一杀，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恶劣的。钳制舆论，迫害文人，成了专制君主的家常便饭。封建知识分子也就成了皇权的点缀品，思想文化也被强权玩弄于股掌之间，失去了往日的生动、朝气和富于个性。

第六，建筑长城。秦始皇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一方面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主动出击，一方面积极防御，将赵、燕、秦三国的旧长城连接起来，通过巨大的工程，建筑起绵延起伏、雄伟挺拔的防御工事。这在当时军事上有它的合理性，但它也反映了秦始皇一劳永逸的防御思想，同时修长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十分巨大的，以至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就成了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对秦始皇暴政的控诉。

当然，长城的修建在技术上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爱好和平、厌恶侵略的善良心理。所以长城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价值。

秦始皇喜欢旅游。统一中国后，他就开始了踌躇满志的全国巡游。在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10年间，他先后五次出游，最后死在巡游途中的沙丘（今河北平山县附近）。

秦朝虽然祚运不长，仅仅短短的15年，但它是中华文化完成整合，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为中华的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序化奠定了蓝本。

中华文化的最终定型是在汉代。

秦始皇暴卒沙丘后，宦官赵高、丞相李斯、皇次子胡亥相互勾结倾轧，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阴谋。先是李斯、赵高、胡亥合伙杀了太子扶苏，接着李斯被赵高、胡亥腰斩，再是胡亥被赵高强迫自杀，最后赵高被子婴处死。秦王朝就在这种倾轧中把一个江山玩完了。当然推倒秦王朝大厦的直接作用力是一场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伐无道，诛暴秦”，“天下云集响应”（《史记·陈涉世家》），连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也“持孔氏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陈胜、吴广起义的“张楚”政权虽无结果，但“其所置王侯将相竟亡秦”（《史记·陈涉世家》）。最终推翻秦王朝的是项羽、刘邦。

项羽，出身于楚国旧贵族，为名将之后，但在秦王朝他是个亡命之徒，随叔叔项梁避罪吴县。项羽自小有万人敌之志。陈胜“奋臂为天下倡始”时，他们叔侄即杀会稽郡守，响应起义。

刘邦，一个市井无赖之徒，虽作了秦王朝的亭长，但在天下大乱的潮流中，他杀县令，聚众起义，投奔了项梁、项羽。一时间，反秦洪流汹涌澎湃，六国旧贵族也乘机而起，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公元前208年，项羽在巨鹿一战以“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从军事上奠定了秦朝灭亡的基础，也成为反秦斗争中的英雄和领袖。正当项羽与秦朝主力鏖战之时，刘邦则从砀郡出发，直抄秦王朝的老底。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率军至灞上，接受了子婴的投降，秦亡。

接下来近4年的楚汉之争，一介武夫的项羽终究敌不过已有相当政治头脑的刘邦，一支《垓下歌》伴随项羽走完了英雄末路，无颜过江东，自刎乌江。而刘邦则高唱《大风歌》，开始了一个新王朝。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庶民建立的王朝。最初他们坐在一起执掌朝政时，像一群暴发户一样，毫无君臣规矩，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场面。刘邦只当过小小的亭长，左膀右臂的两个相国萧何、曹参也仅在秦朝的县级衙门内混了个小差事，大将军陈平更是个屠户出身，韩信少年时曾沦为乞丐，黥布、彭越原是盗贼。这样的庶民皇帝、布衣将相，打江山时称兄道弟，坐朝廷时，不仅平起平坐，还在朝廷上饮酒吃菜，拔剑击柱，甚至争执打架。后来张良觉得这样太不成体统了，于是建议制定朝纲，并找来儒生孙叔通，模仿古礼和秦仪制定朝仪制度。刘邦接受了皇帝的称号，并开始接受大臣们的叩拜，心里非常受用，喜形于色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在政治制度上，他犹犹豫豫，既继承了秦王朝的郡县制，又想学周的分封制。在政治思想上，他就更没有经验和心机了。出于本性，他是非常厌恶儒生的，有客人戴着儒生的帽子来访，他都会毫不客气地拽下人家的帽子当尿壶往里面撒尿，常把儒生骂为“竖儒”、“腐儒”。打败项羽后，他曾明确表示“为天下安用腐儒！”但刘邦在儒家不屈不挠的说服下，也开始认识到马背上可以打江山，但马背上不一定能治江山。于是他让陆贾总结秦朝丢掉江山的原因。陆贾写了《新语》，历数秦朝专用刑法的暴政，认为这是秦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提出新王朝要“行仁义，法先王”。不过陆贾这一帮儒生是经过风雨、见过历史的，他们反对法家的苛政，但也并不把儒家当教条，也不排斥其他学说的有用成分，而是主张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而治”。这比较对刘邦的胃口。所以从刘邦开始，汉初几代皇帝都选择了一种能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应运而生。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社会的自身选择。因为经过秦末的暴政与战乱，人民渴望有一个宁静安定的生存环境，他们厌恶暴政，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也难以承受苛捐杂税，就连天子也“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刘邦只是敏锐地、现实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已。

黄老之学，是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糅合的统称。黄帝学说应该是道家中的一派，它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是黄帝学说不仅讲道，而且讲法。它与老子学说结合后，形成黄老之学。其特点就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统一王朝的统治秩序，在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前提下，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少折腾老百姓,就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达到“玦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新语·圣德》）。

积极推行黄老之学的重要人物有汉初的几位丞相，如曹参、陈平等。黄老之学推行的直接结果，一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人民得到了实惠；二是国家机器的“禁网疏阔”、“务在宽厚”、“刑罚大省”，使人民处境宽松，得到好处；三是节俭治国，休养生息，使国家积累了财富。这一切不仅形成了“文景之治”的局面，为汉武帝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也为两千年封建社会自我调节提供了一种修复机制的蓝本。

经过汉初半个世纪的恢复期，汉王朝的政权得到巩固，开始进入了发展期。这时它必须要解决潜伏着的内忧外患两个方面的危机，即和亲的效力退化，分封的离心力增强。于是，“有为”思想开始抬头，大一统的集权政治也从儒家（改造过的）那里找到了共同语言。

16岁的少年皇帝刘彻上台后，就开始思考治国之道和天人关系。血气方刚的少年不喜欢“无为”，而向往“有为”，于是，他连下三道诏书，征求有识之士策问古今。儒家立即逮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断上书，最后演义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董仲舒一手造成的，而是有过程的，是历史的产物。汉武帝登基之初，年纪小小，有那心无那识，他也是在诸子百家中挑选适合自己的治国思想利器。最初是采纳了丞相卫管的建议，罢黜了一些专治法家、纵横学说的贤良。后来又启用田蚡为相，田蚡“好儒术”，他看皇帝喜欢行事，乘机把不研究儒家经典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甚至把曾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黄老之学也挤出了官学之外。然后以优厚待遇招揽儒生数百人进入政府，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实现了董仲舒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河北广川人（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是个孔子迷。早年钻研孔子学说，有“三年不窥园”之美誉。景帝时他就任过博士，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一生有著述123篇，现存《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3篇和《春秋繁露》82篇。

汉武帝三次下诏举贤良问计天下时，董仲舒三次上书应对，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在这三策中，他根据自己悉心研究孔子编的《公羊春秋》，阐发儒家思想，其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统”、“天人相通”。为保证政治上的大一统，相应地提出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用意是想假政权的力量禁止其他各家学说竞争，用儒家的思想来保持政治上的大一统。这个建议正合汉武帝集权思想的胃口，因为当时要走秦始皇“以刑去刑”、“严刑峻法”的道路来巩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的老路，肯定行不通；继续用黄老清净无为之术已很难应对外有强敌内有分裂的局面。而儒家学说所提倡的“以德去刑”、“德治”、“仁政”等思想，对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大一统的集权统治秩序是极为有利的。于是汉武帝欣然采纳了董仲舒这一建议，由此开创了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的先河。

这里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此时“罢黜百家”并不是禁绝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仍然存在，尽可自由研究，只是不能由之讨得功名而已。这是汉家的大度，也是儒家竞争的胜利。二是这时的儒家已经不是纯粹的孔孟之学，它是被董仲舒等汉儒改造了的，是适宜当时统治者和社会需要的儒学，它是走向神学化的儒学，同时又杂糅了阴阳家、法家、道家和谶纬迷信的大杂烩，变作儒教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其说是董仲舒等汉儒的成功，不如说是政治家汉武帝的巨大成功。利用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这是每个为君者都知道并致力于的事情，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法家教秦始皇用政治力量来控制意识形态，秦就采取高压手段，结果一败涂地。汉武帝则换一种手法来统一思想，以仕宦之路来引诱读书人乖乖地进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温柔之中，为后世的帝王作出了经典之作。当然，为讨出路的儒生也穷一生精力，报效知遇，为皇权创造理论根据，后世儒家道学、理学、心学都是这样发展出来的。

在董仲舒时，他在天上人间（世界观与伦理学）最大的创造则是“天人相通”与“三纲五常”。

“天人相通”具体表现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些专利都不是董仲舒的，战国时阴阳家就玩得很熟。但以“天人相通”为依据，建立道德教化伦理体系却属于董氏的商标。他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拿过来，一本正经地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思想。他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他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皇帝，皇帝就是代表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受命之君，天义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所以人民要服从皇帝，服从皇帝就是服从了天。当然，天也会通过种种奇异天象来警示皇帝，如果皇帝过分残暴，也会受到天的惩罚。天是为人民而立皇帝，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皇帝要是遵守天道，当得好，就让他继续当下去，否则社会就会把皇帝拉下马。这看来是对皇帝的威胁，但董仲舒立即又给皇帝吃了一个定心丸，按他的“天人相通”的天命学说，他把人分为三类，即圣人、中民、斗筲（木桶，才识短浅之人），这三种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圣人之性，近于完善，不用教育就是善的，这是上品之性；中民之性经过教化可以成为善的，这是中品之性；斗筲之性教化了也不会是善的，这是下品之性。上品、下品都是少数。皇帝当然是上品中的上品，这么好的皇上谁又会反对你呢？最广大的民众是中品，只要以教为本，通过教化就会使他们成为善者良民，是很好统治的。坏蛋总会有几个，那就把他们关起来。所以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在具体伦理道德方面，他为掌权者制定了“三纲五常”。

董仲舒从维护神权、政权、族权、夫权这四权出发，利用阴阳五行说，精心制造了一个“三纲五常”的秩序结构。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它是处理封建社会中三种主要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的哲学思想就是阴阳学说的阳尊阴贱，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所谓“五常”是指五种行为规范，即仁、义、礼、智、信，并认为“五常”是与“五行”相配的，也是天道五行所决定的。“五常”要求个人修身处世以仁爱、正我、礼制、仁智、信用作为行为规范。董仲舒要人们相信，“三纲五常”是天的意志所安排的，人们只能奉行而不能违背，不然就会遭到天意的惩罚。

“三纲五常”体系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封建伦理道德的定型，此后两千多年没有多大变化，一直雄踞思想宝殿。

应当看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作为一种基本国策确定了下来，但他和他的历代继任者都并不完全依赖儒学。尤其是汉武帝，好大喜功，在政治上他经常采用咄咄逼人的法家做法；在宗教方面，他仍然崇尚道家方士；在学术上也能做到态度宽容。所以，在汉朝，儒学的旗帜是竖起来了，但其他的思想流派也在滋长。佛教能在两汉时远涉流沙，立足中原就是很好的例证；道教随之兴起，谶纬迷信泛滥也都是佐证。

经过春秋战国的繁荣与争鸣，秦汉的整合，华夏文化的主体最终得以定型。受之规定而形成的一套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文化制度以及伦理规范、价值取向，都体现出华夏文化的实质特征和精神面貌，并为后世传承、遵循。

3.楚越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贡献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华文化的造就也是一个多种文化融合的过程。其中不仅有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还有以稻作文化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楚文化和越文化，以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这三大区域文化孰优孰劣，在春秋战国之前生产力水平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是难分高下的。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没有刻意去比较的，只是居住在黄河流域的诸夏部落在逐渐融合为华夏一体时，为区别其他部落，才把周边的民族泛称为夷、狄、戎、蛮。这些称呼本无贬低之意，所谓夷，是人持弓的象形，并非贬义词；蛮虽带虫字，但在当时人看来，虫不过是动物的总称，如大虫、长虫，人自己也当然是虫——裸虫；狄虽为犬旁，但狗可以是图腾，这在古代是很平常的事。诸夏各个部落在融合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差异也不比与夷、狄、戎、蛮的小，以至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而他们都成了华夏的圣贤。而作为蛮夷人，也并不认为自己就矮一头。汉代赵佗据岭南自立，就自称为蛮夷大长老，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就更自豪为蛮夷之邦。可见当时华夏与周边的夷、狄、戎、蛮的区别只在于不同的文化和民俗而已。在逐渐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也在交融。两汉以后，华夏文化在中原牢牢地立稳了脚跟，占据了正宗的地位，这才开始以高位文化的姿态对待蛮夷文化，提出用夏变夷的口号。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蛮夷地域的越、楚文化为华夏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和活力，他们所做的贡献最大，从而使华夏文化在向中原文化的发展中永葆其青春和包容性。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原文化是南方长江、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双源养出、合二为一的。

越族，古称百越，分居在东夷与南蛮之地。越族按地域又划分为东瓯（今浙江南部沿海地区）、闽越（今福建沿海一带）、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雒越（今越南北部，又叫京族、越族）等。司马迁说：“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勾践一称伯。然余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史记·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自从大禹治水以后，江南沿海一带土地肥沃，并得鱼盐之利，经济发展。到春秋战国时，吴越文化已经是一种骄人的区域文化。据说周太王的儿子太伯、仲雍建立了吴国，后来吴国的越族人无余称王创立了越国。吴越早期历史比较沉寂，直到春秋末年，他们才挤上争霸舞台亮相，也曾风光一时。公元前6世纪末到5世纪初，吴王阖闾执政，以伍子胥和孙武为文武双臂，国力大振。公元前506年，曾联合唐、蔡大举攻楚，越过大别山于柏举（湖北麻城）大败楚军，并乘胜追击，五战五捷，攻下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只是没想到自己的老巢被越国攻占了。公元前496年，阖闾兵败身死，其子夫差继位，反攻越国报了杀父之仇，然后回头北上称霸中原。越王勾践则“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竟咸鱼翻身，于公元前473年兴兵灭吴，夫差自杀，越国继而北进，称霸中原。

随着中原争霸，如水的越文化也渗入中原华夏文化。它将江南的典雅润泽、清丽媚人之质融入燕赵雄浑悲凉的文化气氛之中，使中华文化多了几分柔润和韧性。公元前334年，楚攻杀越王无疆，越国灭亡，越文化成了楚文化的一个部分，继续对中华文化起着作用。而闽越、南越则在汉武帝的统一中与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

楚文化是随着楚国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远古时，太行山以东有祝融八姓，据说虞以前的陶唐氏就是祝融八姓之一。他们以凤鸟为图腾。但到了夏商时代，祝融部族受到夏族和夷族的两面夹击，被消灭过半，只好迁居南方长江流域。他们的一部分得以保存。殷人称祝融部落为荆，意为荆山丛林部落。西周时，周成王封荆人残部酋长熊绎在楚蛮之地，从而正式出现了“楚”这个国号兼族名。楚人与当地三苗（“三苗”是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的古代苗族，春秋时其一部分与祝融部结合，一部分则迁居湘西，向云贵高原发展，还有一部分沿长江东迁到浙江、福建和广东一些山区，这就是后来唐朝所称的畲族。向两广南迁的苗族与越族融合演化为瑶族）融合，创造了荆湘楚文化。

熊绎时的楚国十分狭小，仅仅方圆50里地，真正是“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年》）。熊绎在中原诸侯面前根本讲不起话，周成王在岐阳会盟诸侯时，他还没有资格成为正式盟员，虽然列席会议，却被打发去烧火做饭。但楚人并不自暴自弃，他们韬光养晦，致力于自己的开疆拓土，以江汉—洞庭平原为基础，并在周人的不经意中慢慢壮大，还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的序幕，先后臣服了楚蛮、百濮、巴人，控制了群舒、淮夷、扬越等族。

楚人的作风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终于问鼎中原，成为霸主。在200多年春秋舞台上，楚国以江汉流域为巩固的基础，整军经武，开疆拓土，向南向北同时突击，先后兼并了大小四五个国家。战国时期，楚人的攻势仍然凶猛。公元前344年，楚攻灭越国后，把边界东推至东海之滨，尽收吴越故地。这时楚的地理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西北达到陕西东南部，西南到今广西东北部，西有黔中、巫郡，东北至今山东南部。中国大一统的事业，可以说楚人已经完成了一半。从文化概念上说，楚文化以湘荆为主干，已成为我国南方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从政治概念上说，楚在春秋曾为五霸之一，在战国也是七雄之一。故有人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政局，实际上是围绕着楚人北伐和中原诸侯国联合抵御楚国北进的斗争轴心展开的。”（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中国最终的统一大业，是在秦楚相争中完成的，只不过是历史的天平向秦始皇倾斜，使他成为幸运儿，坐收楚国之功。但此时，楚文化已经深深烙进中华文化的机体中。秦楚之争，谁胜谁负，还不能以秦始皇的登基称帝做决定，当时就有人说，只要楚国还有三户未亡，而最终亡秦的仍会是楚人！果然不出所料，最后亡秦的还是楚人，这说明楚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

楚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物质文化层面看。楚国有着悠久的考古文化和夷夏兼备的文化特征。以水稻为基础的楚文化圈，是水稻种植的发祥地。在今湖南道县已经发现了1万年前的水稻遗物化石，而汉水流域也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已经具备了稻作文化的特色。楚人根据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创造了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还总结南方蛮夷、扬越、淮夷的经验，创造了“筑陂灌溉”的稻文化耕作技术，是为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的运用（最著名的有楚庄王时，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思陂，在今河南窝城附近）。在冶炼铸造方面，楚人后来居上，首创了青铜器铸造工艺中的失蜡法和漏铅法。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是战国时期楚文化发展到高峰的标志，尤其是一套编钟，堪称国宝。楚人的冶铁技术和铁器的广泛应用，也往往领先于当时各国。楚人其他手工业生产也都以工艺精湛、技术先进、造型独特而闻名。楚文化的物化表现形式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创造性和包容性，因为其本身是多种蛮夷文化的聚合，所以从不排斥外来文化，但也不是盲目照搬，而是从自己的需要，从自己的审美标准出发，将传统精神不断融入博采百家的创新之中。

二是从精神文化层面看。楚国虽是蛮荒之地，但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滥觞之地。炎帝教民播种五谷，遍尝百草，最终死于南楚。他这种为人类献身的伟大人格深深地铭刻在南楚大地，并向中华大地传播。舜帝以孝道教化天下，勤政为民、天下为公的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在对世界的认识方面，楚人贡献了以“道”为基本范畴的老庄哲学，它由鬻子、老子和庄子一脉相传而自成体系。“道”的辩证思想“反”，可以说铸造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里程碑。若没有“道”，中国文化的发展不知该怎样走向，怎样书写。在文学艺术方面，楚人推出了自己乃至世界文坛浪漫主义的开山鼻祖——屈原，无论是他光耀千古的抒情自传《离骚》，悲愤陈词的短章《九章》，风格清新典雅的祭神歌《九歌》，还是他问天问地、问神问鬼、问日月星辰、问风云雷电、问人间现实的《天问》，他“魂兮归来哀江南”的《招魂》，都体现出了他积极的浪漫主义情怀。屈原所建立的楚辞，成为中国先秦诗坛上与北方黄河流域《诗经》并立的两座高峰，并称“诗”“骚”。而骚体诗歌，无论有无音乐伴奏，均既能低吟慢唱，又可引吭高歌，非常适合于抒发深沉激昂的感情。故而随着楚国的扩大，楚辞之风很快弥漫在中原文化之中。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从“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莫不是楚辞、楚声。“四面楚歌”虽然唱倒了西楚霸王，唱出了一代刘汉，但楚辞、楚歌却让世代如醉如痴。

三是楚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色彩。楚国是山的故乡，是水的故乡，这里山峦秀丽，险峰叠嶂，云雾变幻，江河奔腾。人类生活其间，不可能不发幽思之情。所以自“三苗”时起，这里就信鬼、尚巫、好祭祀，凡祭祀必有巫师作乐，伴以歌舞。因此，民间歌舞成了楚人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进入中原作战，随周人伐纣时，他们也在军中前歌后舞，作神弄鬼，更不用说在荆湘大地，处处弥漫着巫风神韵，显示出与中原文化的极大不同。在这里，绿水的柔情，青山的深奥，白云的空灵，最能激起人们联翩的思绪，从而在文化创作上孕育出浪漫主义的情怀。故有人说，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氛围，和北人严肃紧张的态度形成对照。在他们的神话中，崇尚的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他们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大禹，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的神话里没有人面虎身、张牙舞爪的刑神，有的是身披落叶，张着孔雀盖和翡翠钺的命运之神。楚人的神祇不稀罕腥膻，中意的是那蕙肴兰籍和桂酒椒浆的芳香。在楚地沟通人神关系的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彩衣姣服的巫女（樊树志《国史概要》）。反映到其文学创作中，正如明末清初学者刘师培所说：“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纪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多言志，或为抒情之体。”（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当然，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但自然环境在自然经济时代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对异质文化特征的形成和保持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楚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差异是明显的，仅以《楚辞》和《诗经》做一对比就可一目了然。从形式上看，《诗经》中的诗，以四字为定格，每章结构简单明晰，反映了一种产生于井田制土地上的四平八稳、略显单调的思想；《楚辞》则打破了四言体的束缚，代之以参差错落的，更为灵活、自由的句式，反映出一种溪流婉转、跳跃山涧、出高山、过峡谷、充满奇特想象、感情丰富的思想。从内容上看，《诗经》侧重于描写现实生活，从各个方面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楚辞》则以浓烈的感情探索了天地、神鬼、日月的奥秘，夸饰恣肆，抒发胸臆，将诗歌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从风格上看，《诗经》更多的以民歌的风格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表现，诗歌中所描绘的山川原野、日月天地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偶有神的出现，也不过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的化身，角色平实，少有阴阳古怪、神奇变幻的气息，显示出朴素、质直的风格，为后人树立了现实主义的楷模；《楚辞》则吸收了“三苗”民间诗歌的精华，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辞藻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发展上古神话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之更完美，这主要体现在它表达了远大的现实理想，充满了坚忍的斗争精神，运用了丰富的奇异想象，采用了多种夸张、象征手法，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推上一个全新的阶段。

楚国从熊绎起，到负刍亡国，祚云绵延长达900年，积淀了深厚的区域文化，到春秋战国，楚文化随着楚声已闻达四方。其发展的迅速，除了其在政治上拥有半壁江山，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既有“下里巴人”一人唱万人和的群众基础，又有“阳春白雪”的高品位的标志性作品。

也正是楚文化的先进及其基础的先进，使它在融合中能始终保持自身的一些优势和特征，从而使中华文化更加姹紫嫣红。楚文化汇入中原华夏文化是历史长河发展的必然，正是这两大文化融合在一起，铸造了雄立于世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