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镇归泾村探索外来人口社区管理和融合

三林镇归泾村探索外来人口社区管理和融合

紧邻世博园区的浦东三林镇归泾村或许是当下上海流动人口数量最多、密集度最高的一个社区。这里，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人头”比高达8∶1。

我们关注那些发生在“八个和一个”间的变革，其背后是浦东新区正着力破题的一次大胆尝试：让社会化服务走进“孤岛”，让农民工学会自治与互助。归泾村所遭遇的社区管理挑战无疑具有普遍的样本借鉴意义。

镜像：想安居下来，老乡不太管用了

秋日午后。挤满了两层楼砖瓦房的上浦西路正堵着车，几乎挤占了整条街道的大型卡车疾驶而过，把迎面而来的摩的、三轮小货车逼到了角落里。一辆978路公交车使劲按着喇叭靠了站，挤得满满的一车年轻人一拥而下。

这里是归泾村。尽管同属于上海近五年中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三林镇，但一条南北贯穿的济阳路却在无形中划分出了两个世界：济阳路以东是高层建筑林立的光影鲜亮的城市生活缩影；而在路西，自归泾村始的14平方公里内，聚居了26万外来务工人员。在三林镇政府眼中，这片封闭式洼地存在着明显的社区管理和融入挑战。

骑着电瓶车去接女儿放学的大学生衣丽英一路经过如海超市、老刘的菜店、老周的酱菜铺、河南人拉面馆、莆田朱阿姨家的手机店，一路和他们打了招呼。在衣丽英看来，上浦西路这条街上来来往往经过的10个人里，至少有8个是老乡。这里房租便宜，三四百就能租到一间十来个平方米的房子，一家三口够住了，再花个千把元盘个门面下来，随便卖点啥，一家子花销也就差不多了。

27岁的淮北人李元祥初中毕业开始出门打工，一年前来到上海，在上浦西路开了一家杂货铺。从几块钱的面膜、面霜到几毛钱的皮筋，只要是归泾村女人们喜欢的，他都在卖。

李元祥告诉记者，眼下更让他操心的问题是，怎样在这座城市尽快熟悉起来、安居下来——老婆要跟房东搞好关系，女儿要找个幼儿园上学，要打不花钱的预防针。

为浦东新区承担部分社会组织工作的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在走访大量归泾村居民后，总结出了可能影响“李元祥们”未来城市生活的几个“未知数”：居住环境简陋，创业和就业仍然存在诸多困难，生活质量较低，社会交往局限于老乡，仅能获得有限的医疗保障，没有明确渠道参与社区管理，在自身利益和需求的问题上缺少话语权和主动权。

破题：“试验田”：农民工能不能自我管理？

在流动人口从“暂住”到“安居”转型的过程中，是“放养”还是“圈养”？近年来，这2种模式都广受诟病。

在破解归泾村难题时，三林镇开始尝试一项创新实验：让社会公益组织走进“孤岛”，招募外来人口担任志愿者，用“他们”来帮助“他们”。

这块“试验田”就在朱家宅的归泾村新市民生活馆。在这里，除了馆长衣丽英、袁菊英这两个外来媳妇是专职工作人员以外，馆内所有义工都是从归泾村房客中招募来的。目前流动志愿者骨干达到近80人。

“你知道少女约会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吗？”这是衣丽英和袁菊英正在制作的一份《新市民社区活动报》的重要选题。“来打工的女孩大多数比较单纯，面对各种诱惑容易迷失，我们通过送报纸、开讲座的方式教她们怎么和男朋友相处。”在衣丽英看来，女孩若遭受意外，就会给整个社区带来治安隐患，仅仅用过去治安网格化管理的模式来面对这类边缘化问题，很难真正起效，而通过已婚志愿者的帮助，让女孩们自我矫正行为，农民工自我管理就是从这样一些身边事、琐碎事起步的。

尽管类似这样自我管理的自治尝试还刚刚起步，但三林镇政府已经从中看到了改善治安的曙光。据一份来自镇政府的调查显示，归泾村的流动人口“经常参加”和“偶尔参加”社区活动的占到了70%以上，而其他村的比例还不到20%。同时，归泾村居民社区安全感也高于其他村，2009年该村报警170次，去年只有110次。

新市民生活馆是一个民间公益组织，但在这场实验中，它又被赋予了部分政府职能，提供了一部分政府购买的市民化服务，例如外来妇女生殖健康培训、计生药具发放、计生政策咨询。

而李元祥最担心的那些“未知数”也似乎渐渐找着了破解的入口。去年世博会期间成功组织了几场世博保安保洁招聘会后，衣丽英信心大增，“外来人口太需要正规渠道的免费就业指导了”。她们正在积极联络更多的园区企业和大卖场，“已经有好几个外来媳妇当上了收银员。”

尝试：一场无声战役让“他们”成为“我们”

被一条济阳路割裂的城乡两个世界，也同时在归泾村朱家宅尝试拆除“围墙”重建“对话平台”。

“教会房客们怎么做个上海人，怎么和房东或者村委会打交道，告诉他们，大家都是一样的。”这是新市民生活实验的一项重要内容——“城市适应项目”。

在调查发现很多打工者认为“大卖场就是有钱人去的地方”后，生活馆就此开设专题讲座，告诉农民工购物要去实惠又能保证质量的大卖场，村里小超市经常卖山寨产品；在这个各种方言杂烩的村子里，本地人和外来人语言沟通一直是无法逾越的门槛。很多人就到生活馆来学说上海话，现在有些人已经能听懂，说得像模像样了。

在促进内外两个群体融合方面，生活馆甚至开始探索一些更为直接的“面对面”项目。举办舞蹈培训班是一次成功尝试。请镇文化馆老师来上课，邀请本地老人和外来人一起学着跳。袁菊英发现，自从上过舞蹈班后，事情有了一点变化：生活馆借的是村委会老年活动室的房子，“开始本地老人很有意见，不许外来人踏进活动室”，后来他们不仅主动开放了活动室，还同意把运动器材和篮球借给农民工们玩。现在，已经有三个本地老人在生活馆当起了志愿者。

担任新市民生活馆馆长的衣丽英，现在还有另一个身份：民间公益组织“新途社”的项目经理，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白领。“但是刚嫁到归泾村时，我真的就是一个外地人。”衣丽英回想起，她刚到婆家时，婆婆就告诫她，“不要和那些外地人多来往”，“外地人没弄头”。这两句话，几乎有好几年的时间一直萦绕在她生活中。

伴随着“外地人”的阴影，衣丽英一点一滴亲历着那些静悄悄的改变。“老乡们生活习惯确实和上海人差异很大。”他们成天没事就走亲戚，一帮子人天一黑就往门口一蹲，喝酒，说话像吵架，有时候亲兄弟说不上两句还打架，把房东们吓得直往屋里躲。他们老不习惯用垃圾袋垃圾箱，什么都往门外扔。连他们做的菜也和城市的空气格格不入，“做什么都味儿特别大，炒个青菜老远都能闻到味儿。”

而现在，但凡媳妇来生活馆当过志愿者或者上过课的外来家庭，开始知道要用垃圾箱，有矛盾找志愿者调解而不是吵架，和房东见面要客客气气有商有量地讨论事情，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向房东讨教，他们也很乐意提供建议。曾经因为工作就是和外地人打交道而遭到丈夫婆婆反对的衣丽英，也因为拥有了白领职业身份而赢得了尊重。

声音：实现从“暂住”到“居住”的过渡

近年来，在闵行、宝山等多个人口导入区，类似三林这样的外来人口集聚性增加现象日益突出，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指出，这充分体现了当前中国特大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林的“新市民生活试验模式”或许更具标本和借鉴意义。

市社科院社会所所长卢汉龙指出，上海当前户籍人口老龄化超过20%，支撑城市产业的主要劳动力面临断链威胁，而900万外来人口中大多为壮年，已成为上海产业工人的主力人群，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发展中的压力。

任远认为，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约10%的流动人口最后将永久定居下来。随着流动人口逐步沉淀，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必须实现从“暂住”到“居住”的转变。

“一座城市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时，也是公共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全部的社会性公共服务实行大包大揽式的全方位直接管理。”卢汉龙说，一些社会性的服务职能，需要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形成多元广泛的公共服务社会责任机制。

在三林镇镇政府眼中，“外来村”早晚将在城市化改造中被拆除，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是“过渡性”的。副镇长朱慧平告诉记者，济阳路以西随着城市化的提速将逐渐纳入城镇化改造规划中。“动迁以后，这些外来人口会因为生活成本提高而流动到外区域。”朱慧平认为，“归泾村现象”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社区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合适的过渡性政策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