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总长与壬子迎袁

元培回到上海，借住在爱国女学校。⁽¹⁾自武昌起义之后，沪军都督府成立，继之南京光复，各省代表会决定设临时政府于南京，由是南京连带而及上海，便成了革命中心，一时政治活动多在沪宁两地进行。这时孙中山还未回国，黄兴自武汉来，和元培差不多同时到上海。章太炎则已先从日本返抵上海。在决定了临时政府所在地之后，各省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大元帅人选。元培参与此事，并起了重要的作用。据他回忆说：当时以酝酿选黎元洪为大元帅的呼声较高，他听说黎元洪本不赞成起义，而当时革命阵营中颇有和北方妥协之势，他认为黎元洪作大元帅更可能走上妥协道路，“恐于革命军的进行有障碍”。于是，在开会的前一天去找他的老朋友浙江代表汤寿潜（蛰仙）商量，正逢章太炎也在。元培提出，应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得汤、章二人同意。但是，汤寿潜不肯在第二天的各省代表会上提出举黄，要元培也出席明天的会议，由会议补选他作代表，再由他提出推举黄兴。元培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转一个弯，但他在第二天开会时照做了。三人有此协议，经过汤、章向各代表疏通，会议顺利进行，黄兴以十六票当选为大元帅。这时，章太炎忽然站了起来，边哭边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位副元帅，并选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黎元洪以十五票当选为副元帅。⁽²⁾按章太炎在《自定年谱》的叙述，则认为是“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太炎反对，但迫于众势而未成。“余曰：‘武昌先起，今处黎督何地？’乃推黎元洪为副元帅”，⁽³⁾所记与元培之说颇有不同。革命阵营内部之争，没有因这场选举而平息，且有扩大之势。十月二十七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重行选举，把黄、黎二人的位置倒了过来：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但是，黎在武汉，黄在上海，都没有到南京受职。革命阵营本已矛盾重重，光复会主要成员虽加盟，但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矛盾未泯，尤其是陶成章、章太炎门户之见过深，与孙中山以至黄克强等矛盾且有发展，现在又加上了一个被拉出来享受革命果实的黎元洪，加以立宪派人物又多握实权者，以致在革命局势尚未大定之时，内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元培身处其间，比较超脱，亦较公正，每多顾全大局，“于同盟、光复两会间，颇尽调停之力”⁽⁴⁾。

十一月初六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归抵上海。初八日，各省代表通过：以中华民国纪元，改用阳历，政府组织采总统制。初十日，各省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三日，即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职于南京，紧接着组织临时政府。一月三日，各省代表开会，通过大总统所提各部总长、次长名单，共设九部，其名称及总长人选为：陆军黄兴，海军黄锺瑛，外交王宠惠，财政陈锦涛，司法伍廷芳，内务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教育总长人选，孙中山原提章太炎，在第一天的各省代表会上遭到反对，乃改提元培，由黄兴在三日会上说明，与各部人选同时通过。据说黄兴原荐胡元絯（子靖），胡不愿就。同时还有人推荐汪精卫和严修，最后决定了元培。⁽⁵⁾又据元培《自写年谱》手稿，曾记：孙中山“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⁶⁾

一月四日元培偕蒋维乔等到南京就职。他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首要的事情是找个办公地点。孙中山对他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元培奔走两天，毫无结果。无意中遇见从前教他拉丁文的马相伯，马其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机关设在碑亭巷，楼上有三间空房，乃由元培商借，作教育部办公之用。草创之初，元培的原则是不讲排场，因陋就简。他说：正式政府成立之前，我们教育部官员，不必呈请任命，一律称为部员，月支生活费三十元。⁽⁷⁾有人回忆则说是当时都称筹备员，每月一律领津贴六十元。⁽⁸⁾

元培所最注意的，是选拔人才、确定教育方针与制定学制等项大事。他请与他同到南京的当年中国教育会老同事蒋维乔对教育部全部事务，无论大小，悉为规划。蒋维乔发表意见说：“现在改革才只是开始，军事未定，不是实施教育的时候。目前先要着手的是学制问题。清朝的学堂章程合乎帝制，不适用于共和，各省已办的学校，碰着这新旧交替的时候，将会无所适从。应该一面颁发通令，对旧制抵触国情的，一概禁止；不抵触国情的，暂准施用。一面应该从速草拟新学制，作根本的改革。”元培非常赞成这个意见。以后教育部人渐多了，其工作主要是分头草拟各种学制草案。⁽⁹⁾

他不遗余力罗致人才。王云五参加教育部工作，是一个典型例子。王云五时名之瑞，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与元培素不相识，这时刚被孙中山委任为大总统府秘书。他在将去南京就职之前，写了一份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建议书给元培，提出几项主张：废止各省高等学堂，提高中学程度，大学设预科；大学应准许私立，国立大学不仅限于北平，应全国分区各设一所；各省设立专门学校，注重实用。王云五自以为他这么一个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写这么一份建议书，未见得会发生影响。不出十天，他在南京收到由上海家中转去的元培亲笔信，认为他所提意见极为中肯，坚邀他到教育部“相助为理”。王云五请示孙中山，中山要他半天在总统府工作，半天去教育部，并写信给元培说明。王云五带着中山手书，去教育部拜访元培。从此开始，他不仅在元培领导下工作半年，而且两人从此缔结了近三十年深交，至元培在香港逝世，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前的送终者。⁽¹⁰⁾

延揽鲁迅入教育部，系经许寿裳（季茀）之荐。据许寿裳说：“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目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¹¹⁾元培自述：鲁迅入教育部后，他们“始常常见面”⁽¹²⁾。这是他们订交之始，以后二十余年间，虽无深交，但时有接触，在民权保障同盟时期，且曾共同为保障人权而战斗。

元培也很注意吸取教育部以外人士的意见，并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伯鸿）在一月份《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提出四条意见：（一）速宣布教育方针；（二）颁布普通学校暂行简章；（三）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四）规定行政权限。这些都由教育部采纳了。元培并且偕同蒋维乔去上海登门拜访。谈话中，陆费逵对于元培的意见有所反对，元培不但不以为忤，并请陆费逵和蒋维乔共同起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这个条例在教育部成立之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公布，共为十四条，其与清末学制最不同者为：改学堂为学校；初小男女同校；小学废止读经；中学废止文实分科制；中学及初级师范修业年限由五年减为四年；废止学校出身奖励制度（学校毕业只称为毕业生，废止虚誉称谓）。⁽¹³⁾

这段时期，元培对于教育方针的看法，具见于是年二月八、九、十日连载于《民立报》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后改题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他将教育分为两大类，一类隶属于政治，一类超轶乎政治。他认为，专制时代的教育，按政府方针而定，隶属于政治。共和时代的教育，教育家能够站在人民地位以定标准，是以超轶乎政治。本此概念，根据清末学部所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宗旨，加以修正，提出教育方针五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前三者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隶属于政治，后二者则完全是新提出，而超轶乎政治。他以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他认为这五项宗旨相成相因，互相补充，不可偏废。提出军国民教育和实利教育，在于强兵富国，但要教之以公民道德，以避免兵强而变为私斗和侵略，国富而成为知欺愚、强欺弱、贫富悬绝。然而，教育最终鹄的则在于世界观教育，以达到实体世界的追求，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只有进行美育教育。⁽¹⁴⁾他后来解释说：“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意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¹⁵⁾思想兼融中西，亦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可以看出，当年德国所受教育，已经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教育方针中。这五项方针，却未见得能在当时全为人所接受。不要说顽固保守人士，就是主张有所改革的人，也未见得能理解元培从西方引进的美育教育。而其时重实利之风方盛，主张实利主义教育最力的陆费逵，批评元培的多方针为无方针，力主教育方针只采实利主义。⁽¹⁶⁾

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仅只一月，即有北上迎袁世凯南下的使命。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南北和议告成，孙中山于二月十三日向参议院辞临时总统职，荐袁世凯以自代，并附提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得更改。（二）新总统须亲到南京受任。（三）临时政府所制定之约法及颁布的一切法制章程，新总统必须遵守。十四日，参议院接受孙中山的辞职，决议在新总统未就任前暂不解职。十五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并电袁南来就职。袁借口北方局势未定，予以推托。临时政府乃于十八日特派蔡元培为欢迎袁世凯专使，外交部次长魏宸组、海军部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三十一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精卫共八人为欢迎员，北上迎袁。元培率代表团偕同南北议和之北方代表唐绍仪于二月二十一日自上海乘轮北上。

这是一件非常艰巨而又必然失败的任务。袁世凯出山以前故作姿态，得遂独揽大权之愿。出山之后，挟清廷以自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革命军，复以革命军之威胁压清廷，纵横捭阖，终于一石双鸟，既迫清帝退位，又得到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阴谋早施，野心日露。革命力量的妥协迁就，注定了失败之局，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所定三条办法，绝不能使袁就范，袁不会南下就职，几为人尽皆知的事。蔡元培出任艰巨，任务实在难以完成。他自己非常明白，所以他说：“此行人人知必不能达目的，然南京政府必须有此一举，遂往迎。”⁽¹⁷⁾又说：“我的朋友说：这是一种‘倒霉的差使’，以辞去为是。我以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乃决意北行。”⁽¹⁸⁾对于自己进退之间的态度，元培总结为“难进易退”⁽¹⁹⁾，而这次出任，一反其道，旁人所不愿为不敢为者，他挺身而就，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去做，这是他立身行事的可贵处。

迎袁代表团所乘轮船共行五天，在船上，元培和一些人议论了改变社会风气并成立组织的事。就在元培启程北上前几天，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为进德会的团体，企图改变腐败的社会风气，提出种种戒约，会员共分四种，分别选定类别，遵守不同的戒约。普通会员遵守戒约为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特别甲部会员再增不做官吏一条。特别乙部会员再增不做议员及不吸烟二条。特别丙部会员再增不饮酒及不食肉二条。最多的戒约为八条，是以又称八不会。元培为普通会员。此次北行，原有会员李石曾亦同行。他们在船上议论此事，以为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条限制过严，便去掉了这两条，“即以同舟之三十余人为发起人”，按宋教仁提议，命名为六不会。同时又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以改良社会恶习为宗旨，列举应改良的条目多及三十六条，所涉范围至广。⁽²⁰⁾这种组织，用意虽好，实是过于理想，且主次不分，致成具文。自然，他们更没有认识到，社会制度如此，求社会风气的转变，不免徒托空言。事实上，这种组织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以后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元培却是很认真的，长北京大学之后，于一九一七年发起组织进德会，仍本初衷，提倡八不；而其成效，对于改造旧时腐败的北京大学，倒也收到一些效果。

蔡元培率代表团于二十六日抵天津，二十七日到北京，履行那注定失败的使命。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与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国都问题本为三事，不相关联。孙中山委托蔡元培递交给袁世凯的手书，先说袁氏南下“所关至巨”，然后阐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理由，又说：“今所急需者，但以新国民暂时中央所在，系乎中外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非特公之与文必表同意于国民，即凡南北主张共和疾首于旧日腐败官僚之群公，宁有间焉？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之正式国会，今且勿预计也。”⁽²¹⁾蔡元培等北上，任务明确而单一，就是请袁南下。蔡元培后来发表的《告全国文》有一节在阐明了袁应南下就职之故后，说：“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²²⁾元培正是秉此原则和袁世凯进行谈判。袁世凯却将三件事混为一谈，耍尽手法：一面对南京代表明确表示决意南下，一面促使京津各界制造舆论，反对袁南下，反对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并进而主张建都北京，犹为未足，再进而利用外交力量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代表施加压力，终而制造了震动中外的北京兵变，以作不能南下之口实。此四者交互为用，完成了一项大阴谋。张謇曾经为袁世凯献策：“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飞箝捭阖，在少川心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着一丝痕迹，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²³⁾袁世凯正是按此行事，但是，不着一丝痕迹，则是不可能者。

蔡元培等和袁世凯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连续两次会谈，二十九日又举行茶会。袁世凯在三次谈话中，都表示了南行之意，说是等待北方稍为平定，就去南京就职。元培对他说：“大总统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借巡视军民近状，以资融洽。”袁世凯姿态更高：“余非特至宁，并须赴鄂，与黎副总统晤商一切。”⁽²⁴⁾只是表示要商定留守人员而暂缓出发。他还装模作样与军政首脑举行会议，商议留守人员，并讨论了南下路线。

其实他从来没有打算到南京去。这一点他对一个外国人早就讲了。此人就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Morrison）。莫理循自一八九七年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以迄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八月起任袁世凯政治顾问，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他是中国代表团顾问。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日卒于伦敦，年五十八岁。此人在任驻北京记者时，结交权要，登堂入室，常能预知机密。北京外交界说：各国在北京只有公使，而《泰晤士报》则有一位大使。莫理循对袁世凯推崇备至，袁世凯看他为知音，两人关系极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高级研究员骆惠敏编成《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一书，共收莫理循来往信件九百六十六封，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七六年出版，分装两册，每册各为八百余页。袁世凯真的要到南京去吗？从这部书里透露了消息。按莫理循在二月十六日致《泰晤士报》布拉罕（D．D．Braham）一封长信中的叙述，十四日他应袁世凯之请往晤，并作长谈。袁世凯说：十三日得到孙中山电报，对清帝退位和他宣布拥护共和表示欢迎，邀请他立即到南京去。袁世凯告诉莫理循，他不去南京。莫理循在信中又说：他得知袁世凯于十五日被选为总统，临时政府代表将来京迎袁南下就职，“我肯定他直到建立政府之后不会这么做”。他还写了袁世凯对他所作的一番表白爱憎所在之言。袁世凯说，他相信那些对他有好感的“真正的中国人”，如黎元洪、张謇、伍廷芳，而不相信看来对他并无好感的对中国所知甚少如孙中山那样的“半个中国人”。袁世凯对莫理循说了由衷之言，可见信任之深。其所谓“半个中国人”的诬蔑，正符合莫理循对孙中山的看法。莫理循在同一封信中介绍说：“孙逸仙居住日本有年，对日本比对中国更多了解。”⁽²⁵⁾莫理循在二月二十七日致布拉罕一信中，再次明确表示，袁世凯不会同意迁都，并将强使南方代表改变迁都之议。莫理循认为，作为妥协，袁世凯最多只能同意将政府迁往天津。⁽²⁶⁾莫理循所谓迁往天津之说，并非无据。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之时，经征得英国公使朱尔典同意，曾主张北京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而由他在天津建立临时统一政府。

尽管袁世凯不会南下几为人尽皆知，上述材料系袁本人吐露，对此事提供了佐证。但是，袁世凯所作的表面姿态，未必不能迷惑一些人。孙中山本人对此就了解不够，因而不免判断有误。莫理循常驻南京的助手弗莱塞（D．Frases）在写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报告，他在二月二十一日曾与孙中山、王宠惠长谈，“孙满意地指出：袁将于两周内来此。他们曾从北京私人方面得到对袁的观感。他们说袁并不愿意留在北京，而愿意迁都。他们说，袁只不过不愿公开这么说，他们也希望我不要发表”。孙中山与王宠惠这种判断，看来这位记者也不以为然，他对莫理循说：“此言价值如何，你当最能了解。”⁽²⁷⁾求统一之心切，胸怀坦荡的孙中山，对于奸诈多术的袁世凯，乃存忠厚之念，此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也。

袁世凯的底牌自然不能摊给蔡元培等，只好耍阴谋，借口北方局势未定以作拖延，制造舆论以为要挟，把临时政府地点和建都问题同时提了出来。蔡元培等甫抵天津，停留亦只一天一夜，所谓各界代表接踵摩肩而至，对袁世凯南下与否及建都问题表示了“公意”。到北京后，此种所谓民意，更是不绝地表现出来。蔡元培曾概括之谓：“培等自天津而北京，各团体之代表，各军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谈，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或谓之仪文，或谓之少数人之意见。其间有极离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而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则大率举合临时政府地点问题，或且就迁都问题而混入之，如谓藩属、外交、财政等种种关系是也。”⁽²⁸⁾在二十八日的会谈中，袁世凯直接搬出所谓民意以作口实，拿出此类函电一百多件给蔡等观看，并声言应在北京建都。⁽²⁹⁾蔡元培则始终将三件事分开：“元培等以职务所在，无稍事通融之理。且袁君面称：‘极愿早日南行，惟徇于北方各种困难问题，须妥为布置’云云。是本与培等北来之目的决无差池。故培等一方面对于诸要求者撤去临时政府地点问题，而惟坚执袁公不可不赴宁受职之理论；一方面催促袁公布置北方各事，以便迅速启行。”⁽³⁰⁾对于袁世凯及“舆论”所谓北方人心未定的借口，元培后来公开明说：“然以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方清摄政王解职及清帝退位至危偪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虑。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³¹⁾“苟袁公内断于心”，是诛其心之论。对于建都问题，元培表示了和孙中山、临时政府相一致的态度：“莫如俟议院成立，即将国都问题交院公决，以昭公允。”⁽³²⁾他并当面对袁世凯说：“至于奠都一事，俟后再议亦可，原此行非建设临时政府之举动也。”⁽³³⁾此种鲜明与坚决的对策，使袁世凯一时不能售其计。

然而，袁世凯还有一着，促使帝国主义力量出面干涉。他的渠道之一，即是通过莫理循进行。莫理循和一些国家驻华使馆颇有关系，而他本人又反对迁都南京，他曾和《每日邮报》驻北京记者马克斯威尔（William Maxwell）谈论迁都问题，他引用马克斯威尔的话，指南方领袖对于建都问题无视中外关系，不顾及外国权益为无知。⁽³⁴⁾他认为迁都将引起中国与外国的纠纷，⁽³⁵⁾他以此意告知袁世凯的心腹、英文秘书兼翻译蔡廷幹，并提出了一个制造混乱的建议：袁世凯控制的各省分别提出以各自的首府为国都，最后则势必选择北京。⁽³⁶⁾蔡廷幹对他的建议，当天即发函致谢。⁽³⁷⁾以此，莫理循这个渠道，自然畅通无阻。蔡廷幹于二月二十六日写信给莫理循，告以唐绍仪和汪精卫已到北京（按唐、汪与蔡元培等同抵天津后，先期一日到达北京），“汪甚愿立即拜访你，我希望你向他指出政府迁往南京的危机，并说明各国使节对南迁的观点”。信末又加写道：“我想朱尔典爵士（英国驻华公使——引者）和其他使节方面，我们也应告诫他们跟汪兆铭恳切商谈，晓以不要改变首都之为得策的道理——一切全靠你！！！”⁽³⁸⁾蔡廷幹希望莫理循用外交力量对汪精卫施加压力，而又明显暗示，要他对英国和其他公使施加影响。袁世凯自然还通过其他渠道借外力以干涉中国定都问题，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当时即多次发表文章反对袁南下和迁都。

袁世凯玩弄种种手法，未能得逞，于是发动了二月二十九日、三月一日震动中外的北京兵变，袁所控制的通州、天津、保定亦从而继之，以威吓南使，遂其阴谋。北京兵变发端于袁世凯亲信曹锟所统率的第三镇，乱兵以索饷为名，于二十九日晚起沿街焚烧抢掠，备极残酷，火光烛天，全城骚然。元培等所住之地——贵胄法政学堂亦遭骚扰，乱兵持枪入室，四处掳掠，代表团的行李、文件被劫一空。元培等起初躲在一间僻室，后越墙至邻舍美国人格林家躲避，第二天（三月一日）避入六国饭店。兵变为袁世凯所制造，殆无可疑。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了唐绍仪对他讲的一段话：“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³⁹⁾曹锟推门，正好遮住了唐绍仪，使他得闻此机密。实则，袁世凯事前早已于无意之间露出了机关。二十七日晚，袁世凯对唐绍仪和汪精卫说：“若赴南之后，北方军队恐因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⁴⁰⁾若无兵变，此语可看成一般的威吓；既有兵变，则话出有因。变兵不扰使馆区及外人居处，不劫清宫，除了抢劫民间，唯独惊扰南使居地，岂非事先统一布置？

兵变之后，袁世凯函孙中山，装模作样一番，表示难于南行。信中说：“顾新旧绝续之交，实军民危疑之际，南方以情感未孚，坚欲其往；北方以基础未固，环欲其留。诚款相同，形势则异。然以此行关系全局，未敢坚持，正欲速筹镇安之方，勉从欢迎代表之后，不意三镇内两营兵丁，群起焚掠，几攘变端，乃至累及行人，曷胜怍疚。……夫凯犹在此，而百密不免一疏，才固不逮，情亦可知。若仓卒远离，何敢断其必无意外？以此之故，辄复踟蹰。”⁽⁴¹⁾

在保卫使馆及侨民的借口下，英、美、日、法、俄、德各调军京津，且在北京举行示威，声势汹汹。庚子往事，记忆犹在，人心更趋不安；对于心怀叵测的袁世凯则是求之不得，来得正好。

兵变和外人干涉之说盛起之后，蔡元培等乃对袁世凯作了妥协迁就，迭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和孙中山速筹善策，并进而提出了临时政府设北京、袁在北京就职的建议，得到同意。迎袁使命乃告彻底失败。所以出此，据蔡等说法，是由于兵变所造成的形势使然：“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⁴²⁾“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于是一方面袁君颇不能南行，而一方面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在事实上已有不可易之理由。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⁴³⁾孙中山于是在三月四日复电蔡元培同意所请，五日，迎袁代表团派宋教仁等四人偕同袁世凯特派员唐在礼等四人出京赴沪转宁，进行具体磋商。事实上，宋教仁等还在途中，南京参议院得孙中山咨文后，已于六日匆匆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接着，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致答词，无非都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十一日，蔡元培发表告别平津各界人士文，说明此行经过情形，虽然措辞委婉，含而不露，且复颇有矛盾，但亦揭露了袁世凯的猖狂恣睢，表达了代表团出于不得已的迁就妥协。十三日，蔡元培乃离京南旋。

论者往往责蔡元培此行“为袁所欺”或“竟入了袁的圈套”，⁽⁴⁴⁾事实并非如此。审查前后经过和元培所为，并非为其所欺或入圈套，恰恰是了然于胸，前章末段引元培辛亥革命时对袁的分析，彼时对袁已有如此深刻了解，现在更不可能为其所欺。妥协迁就是真，悲剧不在于为其所欺而妥协迁就，恰恰是明知其计而不得不妥协迁就。妥协迁就之成，兵变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南方革命政府和力量早已对袁世凯不断妥协迁就了，革命党人急于求形式上的统一，缺乏革命到底的决心，是妥协迁就的主观因素；因此而使袁世凯日形坐大，乃妥协迁就之客观因素，不管有没有兵变，终究还是会对袁世凯妥协迁就。袁世凯阴谋的后盾还是武力，反观南方政府，则库存空虚，兵力有限，云何敢战？而宋教仁等醉心内阁制，明见袁世凯野心日露，还总以为凭着资产阶级政府的内阁制，可以对袁世凯有所节制。蔡元培个人无可责，可责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与不彻底性。代表团中的汪精卫，则做了不少可疑的事，虽对使命成败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亦起了破坏影响。⁽⁴⁵⁾

蔡元培于三月十八日回到南京，重到教育部视事。他离任期间，在次长景耀月的主持下，教育部人员骤增，又不办事，秩序极乱。这时北京政府即将成立，元培便提前宣布教育部结束，而推荐了一批人，留待新政府任用。⁽⁴⁶⁾接着，唐绍仪受任国务总理，到南京筹商阁员名单。元培在北京时，袁世凯曾要求他续长教育，为元培所辞，并荐范源濂（静生）以自代。元培力辞的原因，是因为鉴于南京临时政府采混合内阁制，结果难于办事，“我于是时已深信异性分子之集合体决不能有一致进行之效，故于唐君绍仪在北京为组织第二次临时政府之预备时，我即抱一同盟派均不加入之希望，而请自隗始”⁽⁴⁷⁾。名单已定范源濂，由唐绍仪在南京和孙中山商量，范坚辞，并推荐元培。袁世凯乃电孙中山和唐绍仪，请与元培恳商。外间不明真相，甚至说中山怪元培迎袁未成，“故褫其职”。在这种情况下，元培便同意了唐绍仪之请。⁽⁴⁸⁾元培又推荐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长。范源濂系清学部参事，为共和党人，据他本人自述，元培对他说，在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应该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所以请一个异党的人来任次长。⁽⁴⁹⁾后来元培自述，说范源濂主张小学教育是基础，小学办好了才有好中学，中学办好了才有好大学；而他的主张正相反，第一步应办好大学，有了好大学才有中学师资，有了好中学，才有小学师资。他认为“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⁵⁰⁾。

三月二十日，国务院成立。二十一日，蔡元培就任。他发表了整顿学务的五条首要任务：（一）改订学规之标准办法；（二）整顿师范学堂办法；（三）归并各校；（四）实行国民教育的入手办法；（五）接济在各国的留学生。⁽⁵¹⁾又发表谈话，主张设立高等教育会，调查研究全国各处高等教育情况，以谋统一全国教育。⁽⁵²⁾元培还是非常注意延揽人才，他连续致电《民立报》转请一些留在南京的原教育部同人和新任各员迅速北上，这些人有范源濂、夏曾佑、袁观澜、钟宪鬯、蒋维乔、许寿裳、鲁迅等，总数为二十六人。⁽⁵³⁾此外，他很注意动向，发现可用之材，即行延揽入部。有一位胡玉缙（绥之），系清学部人员，元培在报上读了他写的《孔学商榷》，颇为赞赏，正好教育部接收前清典礼院，元培以为这与胡玉缙“精研之孔学不无关系”，便邀请他到教育部工作。但是，教育部承政厅所拟致胡玉缙函，用词欠当，引起这位胡先生写信给元培抗议，信称：“昨晚接大部来函，内开‘奉总长谕：派胡玉缙、王丕谟接收典礼院事务，此谕，承政厅谨传’等因，展阅之下，无任惶悚。窃念民国下级官当服从上级官，此不易之理。惟谕字似承亡清陋习，现虽一切程式尚未规定，而专制性质之字样必屏而弗用，民国前途方有冀幸。况玉缙为前学部人，与今教育部初无继续之关系，未知从何谕起？”元培即复信致歉，说是“无论专制共和，一涉官吏，便不能免俗。曰谕曰派，皆弟所蹙然不安者。以冗故，未遑议改，承政厅遂袭用之”。同时将承政厅的答辩寄去，并说“字句小疵”，还希望胡玉缙来教育部工作。⁽⁵⁴⁾这件事反映了他确是求贤若渴，复具民主风度。

教育部人员逐渐齐备，工作也有了头绪。教育部组织与临时政府教育部组织相同，除了由承政厅主管行政事务，主管业务部门分为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与社会教育司。普通教育司司长为袁希涛（观澜），许寿裳为第一科科长，主管幼稚园与小学。专门教育司司长为林棨（旭中），第一科主管大学及留学生，科长为王云五。社会教育司司长为夏曾佑，鲁迅是第二科科长，主管博物院、图书馆、美术馆、音乐会、演艺会等，多属元培所提倡的与美育有关范围。在提倡美育上，鲁迅与蔡元培相一致。鲁迅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日记》记：“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此时元培业已辞职，批准取消美育正是在临时教育会议举行时期中。

临时教育会议由教育部于五月初决定在本年暑假中召开，目的是在邀请全国教育家讨论学制系统、学校规程等问题，后来又公布了临时教育会议章程和议事规则。在此期中，教育部裁并了一些教育机关，颁行了普通教育办法九条，其内容和在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暂行办法十四条大致相同，有的加以扩充，如废止小学读经改为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元培于五月十三日在参议院报告教育方针时，对普通教育，提出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这符合于他的一贯主张。对专门教育，提出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则是他留学期间所感受，期在国内提倡，此后多年他秉此主张并不断发展，终于形成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大学方针。⁽⁵⁵⁾在参议院这次会上，他还特别提出男女平等问题，主张贯彻执行，在参议院制定组织法和选举法时，不应对女子加以限制。⁽⁵⁶⁾

唐绍仪内阁组成的时候，同盟会与袁世凯的矛盾已经显露。同盟会阁员共四人，除了蔡元培掌教育，王宠惠长司法，宋教仁长农林，陈其美长工商。同盟会提出，总理应由同盟会员担任，唐绍仪已为总理，便采取了一个奇怪的办法，请他加入了同盟会。据说组阁之时，在南京临时政府宴请唐绍仪的席上，政客赵凤昌（竹君）揣摩形势，建议同盟会请唐绍仪入盟，同盟会诸首领均赞成，即由黄兴、蔡元培为介绍人，孙中山主盟，唐绍仪便成了同盟会员。这样一个内阁，势必处处发生牵制。而袁世凯大权独揽，内阁无权，更使矛盾加剧。唐绍仪和财政总长熊希龄因向外国借款问题发生纠纷，蔡元培也卷了进去，指熊希龄不应以辞职作威胁。这时正在北京的章太炎，发表《移让阁员书》，指此为政党之争，谓为“此乃门户势位之争，置国家利病于不问”，对元培尤有微词，至斥之为“市侩傿价之声，而出诸师尹长民之口”。⁽⁵⁷⁾又在一篇文章中说：“张伯烈之骂唐总理，蔡孑民之诃熊秉三，此皆共和、同盟两党以个人势位相争。”⁽⁵⁸⁾此时的章太炎不断攻击同盟会，制造纠纷，已引起同盟会内部公愤，而元培前此在北京各界黄花岗纪念大会演说中，亦已不指名批评了太炎。他说：“至于同盟会以外之党派甚多，对于本会时有诋毁之言，或谓同盟会争权夺利，或谓同盟会多运动做官者，种种言论，皆诬蔑本会太甚。元培深信我们同盟会只知牺牲性命，不知争攘权利。黄花岗死义诸人，我们同盟会之代表也。”⁽⁵⁹⁾名记者黄远庸记向无疾言厉色的元培演说至此而形容之云：“声色俱厉，口手俱震，似对于某君而发。”⁽⁶⁰⁾太炎的攻诋，确为铺张其事。但是，元培所追求的是政党责任内阁，他深感现在这样一个杂凑的内阁势必难趋一致。而权力全在总统府，一切财政军政大问题，都由总统府直接处理，内阁无权。接下来发生王芝祥任职的事。唐绍仪组阁时，和同盟会达成口头协议，由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此事本经袁世凯同意，此时袁又突然反悔，以直隶军队反对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反对，袁世凯坚执，且未经唐绍仪副署径行将委任状发下，直隶总督则任命了冯国璋。唐绍仪乃愤而离职。蔡元培即与同盟会员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商定一同辞职（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到任，由王正廷代理），由非同盟会员去组织一个纯粹非同盟会的内阁。元培说是“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⁶¹⁾。同盟会也推派代表向袁世凯申述同盟会籍阁员辞职之意，并表示今后应采完全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如仍组混合内阁，同盟会不再参加。同盟会几位阁员相继递送辞呈，或者以病为由，或者说是才德不济，全是官场套话，只有元培的辞呈，表示任职之后，“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暗示了政府工作受到牵制。“今值总理辞职，国务院当然解散，元培窃愿还我初服”⁽⁶²⁾，表明以连带责任为理由而辞职的看法，体现了元培对内阁制度的认识。当元培和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于七月二日面见袁世凯请辞时，袁世凯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元培回答说：“我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⁶³⁾

唐绍仪、元培等人申请辞职后，袁世凯任命陆徵祥为国务总理，并慰留辞职各阁员。同盟会开会，蔡元培提议：同盟会阁员应全体退职，以示同盟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的意见。同盟会决定：同意陆徵祥为总理，同盟会会员加入新内阁则开除党籍。

在元培辞职还未批准的期间，临时教育会议于七月八日开预备会议，十日正式开幕，元培主持。他在会上阐述了民国教育方针和君主时代的不同，继续提出五种主义。会上除了讨论教育方针，也讨论了元培辞职问题，要求他加以说明。元培又阐述了他对内阁制度的看法，说明唐内阁分为同盟会派与非同盟会派，政见无法取得一致，解释总理唐绍仪辞职同盟会阁员应负连带责任制而辞职，正是以国家为前提，不是闹党见。到七月十四日，元培辞职获准，发表《答客问》长文，着重仍在指明混合内阁的弊病，主张成立政党责任内阁制。说是：“夫以一国务院之中，而有此背道而驰之两派，乌得不机关停滞，万事丛脞？欲救其弊，非去一派而全委其权于对待之一派不可。我等甲派之人，自然以甲派为善；然即使尽去甲派而专任乙派，亦必差胜甲乙两派之混合也。”因此，他表示决不加入新内阁。最后谈到教育部，批驳可以独当一面实行主张之说，谓为：“子之所言，枉尺直寻之说也，孟子舆氏既已辞而辟之，且子亦知吾党之特性何在乎？曰有一定之宗旨，曰有责任心，曰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故吾党不必无执拗粗暴之失德，而决无敷衍依阿之恶习。使托于暧昧之爱国说，而并此特性而牺牲之，则我等在前清时代早已徘徊阁部，持万世一系之君主立宪说，以自托于当日之爱国者矣，宁得民国成立以后，而始䩄然旅进旅退于无方针无线索之国务院，以充纸糊台阁之片段乎？”⁽⁶⁴⁾一纸声明，表明他对于政党责任制的坚持，坚执有所不为精神不充台阁的装饬，也就是他所说的“伴食之阁员”。

临去，所引为遗憾的是，由他半年来当成大事所注意规划的临时教育会议，自己竟不能终始其事。⁽⁶⁵⁾他辞职之后，会议继续进行，延至八月十日闭幕，而议案有半数以上尚未及讨论。其中关于废除祀孔一案，由教育部提出，自是元培思想的反映，他早已提出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之说，临时教育会议在元培去职后讨论这个议案，由于议论纷纭，终将议案撤销，在教育管理通则中也不提这个问题，这尤其是蔡元培所感到遗憾的。顽固守旧派对于元培废除祀孔、中小学废止读经之议，早已群起攻击，临时教育会议举行期间，亦有报纸发表文章攻击元培的废祀孔主张。上海《时报》七月二十日的署名社论甚至说：“充蔡元培之所为，不至举数千年来流传之道德学术伦理，拉杂而摧挠之不快。”后来北方的守旧派人物仿柏梁台联句分吟新旧人物，对元培一句为“毁孔子庙罢其祀”⁽⁶⁶⁾，以形容其罪大恶极，孰知正道出了元培的人不可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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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维乔《我的生平》，《宇宙风》乙刊第二十四期第三一七页。

(2) 蔡元培《辛亥革命那一年》，《越风》半月刊第二十期第一页；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二六～二七页引元培《杂记》手稿。

(3) 章太炎《自定年谱》第一六页。

(4)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二一页。

(5)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二四页。

(6)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二七页。

(7) 蒋维乔《我的生平》，《宇宙风》乙刊第二十四期第三一七页；许寿裳亦说是三十元。

(8) 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蔡全集》第一三八八页。

(9) 蒋维乔《我的生平》，《宇宙风》乙刊第二十四期第三一七页。

(10) 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蔡全集》第一三八六～一三八八页。

(11)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三四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2) 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一辑第一页。

(13) 《蔡全集》第一〇四三页。

(14)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选集》第八～一五页。

(15)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选集》第三三〇～三三二页。

(16) 陆费逵《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六日《民立报》。

(17)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二二页。

(18)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二八页引《自写年谱》手稿。

(19)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四页。

(20)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四七～二五二页所引。“即以同舟之三十余人为发起人”句，系蔡元培此后在《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所述，据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民立报》所载，发起人实只二十六人。

(21) 转引自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五六～二五七页。

(22) 《蔡元培选集》第五页。

(23) 《为时局致袁总统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四卷第七页。

(24) 李宗一《袁世凯传》第二〇三页；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五六～二六三页。

(25) 骆惠敏编《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一册第七三四～七四二页，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

(26) 骆惠敏编《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五六页。

(27) 骆惠敏编《莫理循通信集》第七四八～七四九页。

(28) 蔡元培《告全国文》，《蔡元培选集》第五～六页。

(29)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五九页。

(30) 蔡元培《报告北上迎袁经过复孙大总统电》，《蔡全集》一〇五七页。

(31) 蔡元培《告全国文》，《蔡元培选集》第六页。

(32)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六二页。

(33)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六二页。

(34)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七五六页。

(35)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七四四页。

(36)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七四四页。

(37)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七四五页。

(38)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七五四页。

(39)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世载堂杂忆》第一七一页。

(40) 一九一二年三月七日《民立报》。

(41) 陶英惠《蔡元培壬子迎袁始末》引许师慎编《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所载。陶文见台湾《新知杂志》第二卷第六期第一七～一八页。

(42) 转引自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六八页。

(43) 蔡元培《报告北上迎袁经过复孙大总统电》，《蔡全集》第一〇五七页。

(44)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一三八页；李剑农《戊戌以后中国三十年政治史》第一四五页。

(45) 关于汪精卫在迎袁过程中所作所为，请参拙文《蔡元培北上迎袁考略》。

(46) 蒋维乔《我的生平》，《宇宙风》乙刊第二十四期第三一八页。

(47) 蔡元培《答客问》，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民立报》。

(48)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二三页。

(49) 据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三〇五页引梁客若《记范静生先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一卷第六期。

(50)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选集》第三八二页。

(51) 《教育杂志》第四卷第三号“记事”第一七页。

(52) 《教育杂志》第四卷第二号“记事”第一〇页。

(53)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档。

(54)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档。

(55) 《赴参议院宣布政见演词》，《蔡全集》第七〇六页。

(56) 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民立报》。

(57)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七日《时报》，收入《太炎最近文录》。

(58)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四一三页。

(59) 《在北京黄花岗烈士周年纪念会之演说》，《蔡全集》第七〇二～七〇三页。

(60) 黄远庸《远生遗著》上册第一四二页。

(61)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二三页；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二九页。

(62) 一九一二年六月《政府公报》，公文，第六十一号。

(63)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民立报》。

(64)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民立报》。

(65)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民立报》。

(66) 周作人《蔡孑民（一）》，《知堂回想录》第三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