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传统的全面危机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无疑是一道分水岭。战争爆发前，虽然封建帝制已经显现了它的颓势，但历史的惯性使得其仍能在固有的轨道上蹒跚前行；战争爆发后，在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中，古老的中国不仅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也第一次领略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威力。建设现代化，追赶西方，救亡图存，成为最为紧迫的历史任务摆在当时的中国人面前。

（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处于同外界相对封闭的环境。这种历史和地理条件，加上缓慢发展的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近乎迟滞不前的巨大惰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化心理，使得许多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依然不屑一顾，很少有进行革命性的改革来改变现状的要求。然而，这一切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都被打碎了，中国陷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深渊。

毛泽东曾经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界标。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清政府可以完全行使国家主权而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不仅中国的领土完整被破坏，国家主权也从多方面被侵害，已经丧失完全的独立自主地位。在《南京条约》中，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开了列强逼迫中国割让土地的先例，在后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英国又强迫中国割让了九龙司，俄国割占了中国东北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中美《望厦条约》增添了美国侨民犯罪须由美国领事逮捕，以及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等内容。

不言而喻，这些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和负面作用极为严重。具体而言，一是在政治上束缚中国的主权，致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由一个独立自主但又与世界隔膜的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由此一落千丈。布热津斯基指出，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二是在经济上殖民性质的掠夺使得中国长期处于国弱民穷的落后状态。通过巨额赔款和各种经济特权，尤其是片面协定关税特权，列强扼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不仅使中国遭受巨大的财税损失，而且严重限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贫穷造成并加深了社会动荡，中国几十年来的内乱，也是帝国主义带来的。三是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条约特权，列强不断扩大在华传教和教育事业，试图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试图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上的支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奴化思想的滋长。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近代中国沦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民族的深重灾难，国家的积弱不振，社会的贫弱穷困，正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蚊子吮血似的将坚船利炮的“尖刺”刺入近代中国的孱弱肌体，造成近代中国的“大出血”。

（二）民族危机背后的文化危机

民族危机必然引发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的表现、缘由多种多样，但就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而言，可以理解为源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造成内部文化心态的失衡，引起人们普遍的心理焦虑、行为失范，进而陷入危机的状态。

1923年，梁启超从进化的观点出发，将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于民族危机认识的逐渐深化过程，概括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第二个时期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六七年间；第三个时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强调，国人文化危机意识的形成始于第二期，是依次经由器物、制度层面，才最终达到的真正深层次的一种民族自觉。这一见解无疑是深刻的，但也有失绝对化。因为器物、制度从本质上讲也是文化问题。所以，近代中国文化危机应始于鸦片战争。当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国人对“夷之长技”另眼相看，也就是魏源讲“师夷长技”，洋务派讲“中体西用”时，不论其自觉与否，实际上都已经认可了中国文化有不如人之处这一前提。

事实也确是如此。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力度和幅度的不断扩大，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民生凋敝，民族危机日趋加重。与此相伴随的是在欧风西雨的冲击下，自然经济在西方工业经济的冲击下面临崩溃，曾经作为中国“稳定基石”的传统社会结构面临急剧转型，新政治、新经济、新思想、新风尚蔚然成风，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代表的封建“道统”根本动摇，“礼乐崩坏”成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陈独秀说，孔子之道已不适合现代的社会生活了。李大钊则认为：“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14]陈独秀、李大钊所指出的正是由民族危机引发“文化的心态”失衡与由此引起的社会失范，即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危机状态。对于这种危机状态，贺麟曾一语道之：“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15]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同时包含着文化危机，而且后者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

在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表现是多样的，但核心无疑是作为主导中国几千年发展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普遍怀疑，当时的儒家思想不仅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更是被那些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仁人志士视为是现代化的对立面。1901年，晚清政府开始实行新的教育政策，要求各省都要兴办新式学堂，并派出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技艺。这本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有力举措，但这一行动的真正目的随着政府主导的尊孔运动的展开，很快被识破。1907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孔子专制之护符》的文章，文章指出：虏廷以革命风潮，起于新学，遂尊孔子为上祀，冀以君臣之义钳制之。可见，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眼里，清政府当时所大力提倡的尊孔运动并不是为了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文化危机问题，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对此，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指出，“满洲人对儒教的这种热忱反而加剧了儒教的枯萎。因为它明显地被用来服务于某种社会目的，即抵制反满思想或民族主义的现代思想的兴起和传播”。“这样，儒学最后的一点思想意义也被剥夺了，它现在主要成了抵制革命的一种象征，当革命来到时，显而易见，政体上的变革有力地推进了思想上的变革。经典和礼仪被广泛地抛弃了，而旧儒家力图结合成一些私人团体，他们成了最完整意义上的反动分子，由于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反对新潮流，因此，儒家已不再是他们自己社会中的天生的行动者。”^[16]

（三）改良还是革命

伴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特别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人们逐渐认识到以改良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在中国根本是行不通的。而在这之中，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清政府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可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在中国人眼里，近邻日本历来是“学生”的角色。“学生”打败“老师”，对中国人心理震撼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劈头就写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7]而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再次掀起了瓜分狂潮。1897年底，德国占领胶州湾。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并血洗了这座千年古都。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清朝政府统治的合法性遭到普遍怀疑。虽然从1901年到1905年，清廷颁布新政，宣布立宪，试图挽救颓势，但革命的火种已经在民众心中燃起。1906年，围绕清廷政府的立宪问题，以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展开论战。这场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以及要不要革命等诸多方面，其中要不要革命是最为核心的问题。

引发论战的直接导火索是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的《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把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的小册子出版。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没有自治的能力，还不具有共和国民的资格，因此必须强调程序，如果发生革命，就会破坏程序，导致内乱，最后还会招致列强的瓜分，中国就将灭亡。梁启超特别痛恨《民报》鼓吹的“社会革命”，认为这将造成“下等社会”蜂起，天下大乱，使中国“亿劫不可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国民可以请愿立宪，然后“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这才是“拾级而上，又不至于助长此冲突”^[18]。

梁启超文章发表后不久，《民报》就作出了回应，4月28日的《民报》以“第三号号外”的形式单独印行《〈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论纲》。纲领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这场辩论是从“中国存亡”这个根本问题出发的；第二，《新民丛报》站在政府方面，认为国民恶劣，所以主张开明专制，而《民报》站在国民方面，所以主张共和；第三，《民报》主张专制革命的同时，还要进行种族革命、社会革命；第四，革命事业一定要靠“实力”，反对《新民丛报》提倡的“请愿立宪”。接着《民报》发表了一系列观点鲜明的论战文章，论战文章的执笔者主要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论战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已有的经历充分证明清廷政府是不可能主动变革的，它只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延缓变革甚至扼杀变革，所以只有先用暴力手段推翻清廷政府，才能实现共和立宪。虽然在暴力革命过程中会出现流血情况，但现实生活中，在清廷政府的统治下，流血死亡人数绝不在少数，只有革命才能免他们于死亡。

随着“革命”和“立宪”两派争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争论阵营，渐成大潮。作为实际掌权者的慈禧太后显然对此争论不能熟视无睹，也不得不顺应民意而支持对自身统治有利的一方——改良派，宣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预备立宪”。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清廷政府并没有珍视对其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历经数年的拖延推诿，1911年5月8日，清廷终于搞出了一个“内阁名单”。当这个名单呈现在大众面前时，就连一贯主张改良的那些“立宪派”也坐不住了，因为这个由13人组成的内阁中，竟然有9个为满人，而这9个满人中皇族成员又占去了7个，所谓“内阁”俨然是一个“皇族内阁”。

事实说明，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清廷政府虽然作出了一些妥协和让步，但这种妥协和让步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立宪派的要求，更勿论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了。当一个政权的改革动机受到大众普遍怀疑的时候，这个政权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改革的必要性问题了，而且是严重的政权合法性问题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堵上了改良派的“嘴巴”，也为革命派准备了条件。清廷政府抛弃了历史，历史也必然抛弃清廷政府。当一切的争论和妥协都无意义时，革命也就成了最后的选项。而这也印证了亨廷顿的一句话：“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19]伴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声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当然，中国现代化并未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走上坦途，它的进程依然充满曲折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