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的帝制传统

在人类发展史上，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其历史性，更在于其坚韧性。“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绝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2]从时间上看，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产生并非最早，但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期间虽经历过外族入侵、内部分裂之变，但中华文明始终屹立于东方不倒，并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帝制传统。

（一）帝制传统的形成

相对于其他古文明，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与长期受神权影响的欧洲不同，中华帝制传统可以说从中国历史踏入文明门槛时就已形成。较早形成帝制传统是中华文明早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殷商是中国古代社会有史资考的第一个完整的文明形态。从殷墟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古老的古都所遗留下来的城市遗址、宫殿、陵墓、宗庙、带字甲骨以及青铜器来看，殷商时代的中国已经迈入了文明社会的殿堂。在殷商时代，国王、贵族、平民、奴隶构成了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处于最顶端的国王，不仅占有广阔的土地和大量的奴隶，并且掌握着对人生杀予夺的大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国王不仅建立了军队、刑罚、牢狱等暴力机关，执行着强力的统治，也充分利用殷人非常迷信的特点，宣扬“上帝”是商族的至上神，是殷王的保护神和象征，殷王活着为人王、统治人民，死后变成鬼王，统治阴间世界。王权借神权而强化，又借神权而极端残暴。王权越是神化，离现实就越远，从而更加肆无忌惮，结果就是人亡政息，殷纣王就是如此。

取代殷商的是西周。西周本只是殷商的属国，历数百年的扩大发展，于公元前11世纪一举灭掉殷商，定鼎中原，建立周朝。周朝统治者吸取了殷商覆亡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强调改革创新，另一方面也因袭了商代的家族血缘统治、土地的奴隶主所有制，此即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3]。西周的国王们灭殷商后，随即便把从殷人处得来的土地，分封给其兄弟亲戚及有战功的武士们，并授予他们类似于欧洲的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为了维护等级秩序，西周的统治者还制定了“礼”和“刑”。礼的作用在于维系贵族等级，消除阶级内部的分歧；刑则是专为镇压广大劳动人民而设的。但是到了春秋时期，与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并行，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周天子式微，诸侯、卿大夫势力崛起。司马迁曾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4]诸侯可以弑君，卿大夫也可以弑君、杀诸侯。春秋时期政治形势的新变动，说明周天子的统治已经开始瓦解。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完全丧失了权力，所有较小的封地逐渐被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最大的诸侯国吞并，这七个诸侯国的最高统治者先后称王，标志着周朝统治的彻底结束。旧制度的衰落，必然引发新制度的诞生，原有的分封制逐渐被以郡县制为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整体所取代。与以前的分封制不同，官僚的职务不能世袭，也不能终身，官僚直接受君主的控制，独立性越来越小，而新君主的权力则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动，使得上帝的观念和周天子的权威受到蔑视；另一方面，新君主的权威随着郡县制、官僚制的形成不断得到强化。这个现象被刘泽华称为“一种君主专制向另一种君主专制发展”^[5]。

公元前221年，秦国经过多年伐战最终统一了中国，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秦始皇空前的大胜利，无疑是军事的胜利，但秦始皇及其身边的谋士并不仅仅是一批铁血武士，他们也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决定不再分封国土，所有诸侯国都被废除，并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度，从而实现了对地方的直接管辖。除此之外，秦始皇还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权力。在中国的历史上，秦朝是短暂的，其仅仅存在了十五年，但其又是永恒的，它不仅意味着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终结，更意味着封建制社会形态的建立和君主专制官僚体制的最终确立。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对于前朝留下的历史遗产，汉朝的最高统治者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方式，一方面继承了秦朝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另一方面又通过“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抛弃了秦朝所推崇的法家思想，而树立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地位。自此，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不仅在组织形态上得到了支撑，在思想观念上也得到了支撑。这种君主官僚体制，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止，前后达两千多年时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如果非说有变化的话，那也仅仅是细节方面的变化，比如秦朝时候的三公九卿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转变为三省六部制，到明朝则转变为内阁制，而这些转变的根本目的都是强化中央的权力特别是皇帝的权力。

（二）帝制传统的内核：“治统”和“道统”

同神权弥漫的西方传统社会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王权居于核心的社会，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无不受王权的支配。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一直存在一个最显赫的政治集团，这就是以王权（后来发展为皇权）为核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虽然在不停地更替，但其结构则是十分稳定的。而历代的统治者特别是居于权力顶端的皇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一方面不断完善以巩固王权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方式，另一方面又不断从思想上论证自身统治的合理性。这两面，就构成了中华帝制传统的内核，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范畴表述就是“治统”和“道统”。

历史地看，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权的获得无不是武力争夺的结果，所谓“兵胜者王”“马上得天下”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对于统治者而言，武力可以解决“得天下”的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在中国历史中，解决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必须从“治统”和“道统”两方面入手。1651年，即清王朝基本确立对全国统治后的六七年，顺治皇帝在祭告黄帝文中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6]1662年，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康熙在“御制”祭黄帝陵文中也说：“帝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7]这些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看似简单的话，针对性却非常明确，内涵也极其丰富。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之后，对统治合法性进行论证从来都是新朝统治者首要的理论要务。明清易代，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统治合法性的论证更是尤显紧迫和必要。这是因为，在深受夷夏观念浸淫的汉人眼中，满洲统治者毕竟是“非我族类”的“夷虏”，其“治统”的合法性自会受到质疑。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自然会在政治上宣传“继道统而新治统”，以强调其“得统之正”。

何谓“治统”与“道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提出：“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简单来说，“道统”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后来的儒家思想传统。“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传统，体现为政治统治的继承性。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然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的挑战，但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基本上属于主导思想。这既与儒家思想倡导积极“入世”、服务现实政治的主张有关，也与历代统治者的有意扶持有关。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天道人伦、政治规范、经济行为无不涉及，但历史地看，其最为历代帝王看中的是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帝制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汉朝以后的历代帝王无不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曾对“道统”比较陌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很快就明白“道统”事关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固性。顺治皇帝认为，须“继道统而新治统”，康熙皇帝更是强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我们还要看到，“继道统”既体现在帝王的政治主张中，更体现在帝王的人才选拔过程中。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经典《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礼记》历来是官方指定的教科书，书生只有熟背并会运用这些经典著作，才能在官方主导的人才选拔考试中胜出，并进而得到相应的官职和待遇。

几千年来，一个个封建王朝依据“道统”不断更迭，但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一直继承着，并形成了自己的“治统”。例如，在事关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权力结构、经济结构、等级结构、血缘结构中，王权体系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包括政权、族权、父权、夫权之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回复到王权秩序。虽然在每个新王朝诞生之初，新的帝王都会以前朝覆亡为鉴不断改进治理之术，强调自己尝试构建一种“新治统”，但“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制度，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三）帝制传统对中华文明的复杂影响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中华帝制传统。这个传统决定着古代社会的基本面，使得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无不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特征。

在经济领域，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的国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闭的小农经济环境下，帝制传统从某种程度上是适应小农经济需要的生产关系，在实践中也极大地刺激了小农经济的效能。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估算，中国从公元1000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就是在所谓积弱的宋朝（960—1279），也是富甲天下，生产总值总量占据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的数百年间，世界的重心在亚洲，亚洲的重心在东亚，东亚的重心在中国。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当时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是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发动机。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帝制传统在推崇农业文明的同时，却对工业文明采取了一种蔑视的态度。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基础，历代统治者无不采取压制工商业的政策。历史地看，工商业的出现不但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标志，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驱动力。压制工商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压制这股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由于封建小农经济被人为地保护起来，而能够瓦解自然经济基础的工商业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因而这个基础就变得异常稳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始终未能形成一股强大实力。

帝制传统对中国文化品格的形成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历来倡导和平、和谐、包容思想，这种文化精神相对于历来崇尚竞争的西方来说绝对是一种“稀缺性精神”。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其所著的《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批评那些把中国看成是“孤立的”观点是“幼稚可笑”的^[8]。他认为“中国欢迎从外国传给他的一切”^[9]，“中国社会比其他任何一种社会都更与那些与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与自己相差甚殊的民族保持着长久的接触和交流”^[10]。他坚定地认为，“中国以其幅员和气候的差异性而独自形成一个世界。它始终对外开放，同时也不断地受远近不同国家的影响——西域、印度、伊朗、伊斯兰世界、地中海国家、东南亚、美洲和欧洲国家，但它同时也不停地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或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最为广泛的影响”^[11]。美国学者费正清则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性质给予了总体评价，他特别强调六朝前期和唐朝前期，整个中国充满了文化的包容精神，认为“从任何观点来看，很显然唐宋时期以至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就其幅员和成就而言都比同一历史时期中世纪欧洲要文明得多。作为一个标志，可以看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多少主要的成果从中国传入欧洲，而不是从欧洲传入中国：首先是经过中亚直到罗马的丝绸贸易；其次是来自中国的一大批发明——传播文化的纸和印刷术、便于保持清洁的瓷器、汉代军队所用的弓箭、铸铁、运河的闸门、手推车、在海上行船的舵、航海用的罗盘……总之，欧洲人的扩张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心，而且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他们的落后”^[12]。

当然，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也使得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一种政治型文化。这种政治型文化带来的正价值是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造就了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它的负价值是使国人存在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的迷信，个人自信心的缺乏，文化的影射传统等。中国文化的政治化，加以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作为基础，组合成一个严密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纳入到自己的发展轨道上来，也可以使中国在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制传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但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帝制传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让我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走了近百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但像中国这样历经百年、遍尝其间艰辛与苦涩的却很少，这与我们的帝制传统不无关系。譬如，日本在19世纪中叶也曾面临与中国相似的境遇，但通过明治维新就开始向现代转型。日本能顺利转型，不应忽略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中国这样的帝制传统，历史底蕴的缺乏在转型时反而成为一种优势，使其更容易放弃“原来的自己”。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有识之士也希望通过改良挽救民族危亡，但根深蒂固的帝制传统却阻碍着中国的现代转型。近代历史上，早期改良派人物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事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13]这是当时的代表性思潮。此后的“中体西用”思潮和洋务运动，与其说是向现代转型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对帝制传统的竭力维护。再往后，即使辛亥革命敲响了封建专制丧钟后，依然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由此也可以看出，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不可能挽救中国、实现中国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