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谁来发现东方

向：岳川兄所提出的“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正是一种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高瞻远瞩的大文化眼光，也是对东方文化主体性的重新发现和强调。我们既然要坚持和保持文化的多样化，就要真正地解决本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就是说，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保护与创新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文化现实。

然而，要准确了解一国或一己文化，实际上是非常困难、非常繁难的。这种了解几乎涉及一种社会、民族、群体的方方面面，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教育、伦理，到文学、艺术、风格、生活、生育、生产等等。此中既有表面表象的符号、形象、行为、言语，也有深藏其中的精神、性格、情感、好恶、趣味、理想。按照人类认知的一般规律，人们认识他文化也是由浅入深，由外在而及内里，由形象上升为抽象，由物质达于精神这样一个过程。他者是从他人开始，渐次扩展至他处、他们、他文化、他族、他类、他乡、他地、他方、他在、他物等等。

就拿我们日常的服饰打比方吧，服饰从最初的御寒、遮羞、美饰等作用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十分个体化的行为。俗语云，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世界各地各族人民可谓是五花八门，其服饰文化中更是包含着诸多区别意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类之间的类、族、群、团之间的区别，性别、阶层、等级、辈分、年龄、职业的区别，婚否、成年与未成年人的区别，等等。正是这些在漫长历史中养成的区别意识，使人类建立起了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并使这种区别意识为人类的比较、竞争、交流、交往、借鉴、学习、共处奠定了心理基础。这种区别是以同心圆的方式，由内及外、由核心向周边、由中心向外延逐渐扩大、扩展、扩充。扩展的范围以一个民族活动半径为边沿。在世界性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文化格局中，文化的冲突、斗争、撞击、激荡和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固守民族化的主体性，坚守科学开放的价值观，以大众化的形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是文化必有的文化自觉和应备的文化品格。民族的主体意识就是民族的主体性，包括民族统一团结独立的意识，民族的自尊心，民族共同的文化归宿和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的主体性还含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统，文化的民族化和民族形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一个民族的标识就失去了，民族的独立也就不复存在。本民族的文化应该也能够在保证民族独立、增强民族自信自尊和促进民族发展中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

王：文化在当代日益重要，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保障。但在最近的一个多世纪，中国文化急转直下，沦落为世界文化的边缘和西方文化的末流。对中国的正面诠释与充分说明一再被延误，导致无视、误读与曲解中国不断。究其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拿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而对西方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输出，其间的文化逆差、落差等问题触目惊心。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曾指出：“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尽管有人在提倡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是复兴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

20世纪文化拿来主义的盛行，表明中国文化遭遇了深刻的身份合法性危机，“审父”与“西化”之风弥漫，其恶果就是中国的地位被废黜，尊严被践踏，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价值在西化语境中渐渐飘逝。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丧失其固有的文化指纹和基因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文化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虽然在历经磨难之后中国重新崛起，但随即遭遇诸多文化安全问题。在这个文化定输赢的时代，发现东方与输出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事关中国崛起软着陆和文化形象重建的重要的文化战略问题……

向：我插一句，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父”意识，通过不断地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等来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长驱直入扫清道路。我认为，如果说经、史、子、集，犹如我们的父亲文化，为我们支撑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铁骨铮铮的脊梁的话，那么，民间文化就是我们的母亲文化，为我们灌注了血肉和情爱，使中华民族的身躯更加伟岸，胸襟更加博大，情怀更加深远。民间剪纸艺术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无价瑰宝。“我们不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一方面表达了当代文化学人应该在一个弘阔整体的高度全面知悉我们的文化家底，另一方面是由衷地赞叹人民所创造的无尽的文化宝藏。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乡土中国”，乡土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依附载体。如今，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古村落在迅速消失，有材料称，我国的自然村落可能多达280多万个，行政村也有几十万个，但目前，我国自然村落正以平均每天近百个的速度消失。官方公布的数字说，过去十年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差不多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而这些消失的村落中有多少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则无人知晓。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迅速瓦解。因此，重新发现和保护中国传统村落也已经迫在眉睫。

民间文化扎根基层和农村，是农耕文明和农业经济的伟大传统，是农村文化的根基和底蕴，是农民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命脉。重新发现、保护和发展优秀的民间文化应该是我们重新“发现东方”、重建本土文化主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块。从现实层面来说，也是审视和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切入点。我们呼吁全社会都关注这样的“文化视点”，关爱农村的传统文化。

我们要把其中有价值的古村落发掘发现出来，任务十分艰巨。但如果不去发现，很多精彩亦经典的古村落文化可能也就在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烟消云散了。也许很多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它美丽的身影。传统乡土文化个性的泯灭，将釜底抽薪式地毁灭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景观，中国人令全世界仰慕的七千年的农耕文明和文化农村，将从此沦为文明的弃儿和文化的乞丐。五颜六色、缤纷多彩被苍白死相所代替，那绝对是人类共同的灾难，正如文化的多样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一样。当文化记忆和文化标志一起消失的时候，当我们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身首异处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在跨入现代的物质社会的同时，也退回到精神的荒蛮时代。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杞人忧天，不是抱残守缺。多样的古村落虽然还被贫困、落后缠绕，但它们是泥沙中的金子，是未经雕琢的璞玉，是被遮蔽和掩盖着的珍珠和宝石，它们有经济价值，有文化价值，有历史价值，有旅游价值，有欣赏价值，有无言的大美，有民族深重的情感。它们来自历史，它们更属于未来。

王：云驹兄这一点提得很好，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父亲文化”应该和以民间文化为代表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母亲文化”互为表里，成为“发现东方”，重新思考文化身份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在我看来，发现和输出互相依存。

“发现”首先是重新阐释的过程，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的重大时期都需要反思精神，使我们得以回到本体论根基上。“发现”其实是指中国知识界应该有一种精神的重新觉醒。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觉醒，就会忘记一个事实：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陈序经时代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文化也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文化，而是可以认真思考重新“发现中国”意义的时代。我们永远需要在“发现”中认识我们的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不开始思考自己真正的“中国形象”，所谓“发现”就失去了本真的意义。

向：我国宋代著名诗人苏轼曾作有一首著名的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一个关于观察视角的著名论断。他以自己写诗、作画的经验告诉人们，同一个事物，横看、侧看可以成为不同的物象或形象；远看、近看、高看、低看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形象各异的感觉和造型。对于庐山，一个人如果不能整体把握、知其真貌、晓其真相、明其真谛，那只有一个原因：你身陷其中，只见树木，未见森林。身在其中，本应最知其实，但是恰恰是身在其中你就永远无法达到超越井底之蛙、超越盲人摸象、超越以管窥豹、超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境界。

苏轼的诗，其实也正是人类学的一个著名的方法论：局外观察与局内观察。所谓局外观察，就是一种他者观察，即他文化、他民族、他地域的他者对一种文化、民族、地域的观察。这种观察的实现有两个前提或两种特质：（1）这是带有他者背景的观察，因而这种观察具有文化交流的性质，是两种文化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研究与观察；（2）这是他者在他地的观察，是在异文化场中的观察，也是他者的在场，即他者在场、在他文化场。这两种在场确定了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的学术地位。在这里，所谓局外观察，他者观察，对我者的意义、对自我认识的意义（我者的收获），要比他者自己从中得到的收获（他者的收获）有益得多。巴赫金因此称这种观察为外位性观察。巴赫金指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强调，要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入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别人文化的眼睛来看世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一定程度上深入融入别人的文化之中，用别人文化的眼睛观察世界，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决不能仅限于此。如果仅限于此，其所理解就不过是简单的重复，不会含有任何新意，不会起到丰富的作用。对文化的创造性理解，一方面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外位性的坚守、自觉、保持。“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地看清楚，不能整体地加以思考，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因为他人具有空间上的外位性，因为他们是他人。”巴赫金提出了局外观察的另一种模式或意义，即以他者的观察来进行自我理解。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以来最伟大也最著名的哲学命题。但是，即使照镜子，可以完全自我看自我，巴赫金依然认为，这不能抵达自我真相。这是有道理的。镜子可以复制自我，但主体是自己，你只能看见你自己知道的自己。外位的、他者的观察，是发现自我熟视无睹的事物和对自我的最有价值的发现。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真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更精辟：“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

然而，人类学研究“他者”的文化，研究未经开垦的地方的“野蛮”的民族，从为殖民历史服务，到逐渐发展为自足、自立、自在的学术与学科，人类学的“他者”观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到文化多元论、文化相对论、文化非进化论；人类学在本土化进程中，狭义的只认野蛮民族为他者的他者观转变为非我族类即为他者，即以本土为立足点，非原生态、非本土化、非本体民族均为他者，一切我者、他者都可以互相转化为对方。本土的他者观和外来的他者观在这样的交融、交流环境中互相重叠，互相置换，互相渗透，互相统一。在如此他者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必须要有效地参照他者的意义。

他者的意义是带有你有我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看见与发现。这是他者的猎奇、新奇、好奇下的判断。但是，这也是最能呈现、突显一种文化最个性所在的方法。法国跨文化研究与管理、国际问题专家米歇尔·苏盖在其新著《他者的智慧》中指出，只有承认相异性、以他人为镜才能找到自我，只有成为自我才能在交往交流中交谈、协商、解决矛盾。他认为，他人的迂回曲折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重要的历史事件，或摧毁自以为正确实则错误的事情。“我们今日觉得理所当然的事，三百年前可能并非理所当然，这是老生常谈，但也容易被忘记。”米歇尔·苏盖从自己多年的跨文化实际工作经验中得出结论：“我坚信差异能充实我们，并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自己身上发掘过去被我们自己忽略的东西。”但是，此间发生的困惑与悖论也是发人深省的。米歇尔·苏盖说：“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我自己作为西方人，公开地 ——而且可能有时会以一种道学家的方式 ——批评许多西方人不尊重他者的价值，批评他们将自己的观点与行动方式强加给世界各地的人。但是，至少对亚洲来说，这种批评可能与一种被忽略了的形式冲突：许多文化主动要求这种外在的影响，并且积极地向这个方面发展。日本就因先后吸取了中国、欧洲和美国的文化而闻名。至于中国，难道它没有吸收印度的佛教？没有吸收土耳其、苏联，还有20世纪末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技术？某些人，比如本书中经常引用的埃纳·卡约，甚至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现在的开放比作日本的明治时期。印度人又怎样？虽然没有触及种姓等级制度，但是他们学到了英国的语言和议会民主！亚洲的文化是被人强加的，还是主动‘消化’的呢？人们可能不知道，在法国，‘模仿’一词是贬义的‘复制’，而在日语和中文里则是指‘学习’。”

另一方面，所谓局内观察，是文化的我者的自我观察，是“身在此山中”的观察。局内观察在人类学方法论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实地调查，深入田野；二是作为我者，也必须有他者的文化观，能够在自我观察中实现“他者的意义”。他者的经验，对他者做局外观察，是我者局内观察的必要参照。费孝通先生对这两点都有精辟论述。

之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文化自觉是文化的更高境界。这样的文化自觉必须立足于人类学的、局外观察的、广阔的他者意义；又具有坚定而清醒的“外位性”立场，立足我者，必坚持他者；最后还要能够回到自我，更新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

异文化之间的互相看见与发现，首先及于外观、表象、具象、形象。比如人种特征与类别、地理环境与空间、历史形态与民族发展史、服饰衣着装扮、建筑建造民居、图腾古迹名胜、器物器具器皿、图画造型美术色彩；其次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必将及于交往交流中的内在品质、气质、气派、气象。比如饮食、趣味、生产、生活、行为、民俗、语言、文字、音乐、舞蹈、戏剧、信仰、宗教、艺术、思维典籍、文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