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发现东方”

王：我在15年前提出“发现东方”，并在2003年出版了《发现东方》。因为我到世界各地讲演教学后，发现“东方”被西方霸权话语妖魔化了。我认为文化的命运同国家、民族乃至个体的存亡息息相关。美国高参亨廷顿说21世纪将是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战争。这种文化宗教冲突切不能小看。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时间和机遇。我们不仅需要国防的军队，还需要文化的军队。亚洲在美国的挑唆和干预下正在四分五裂。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相互摩擦，难以形成“亚洲共识”，都想成为东亚甚至亚洲的领头雁。文化的争论事关文化战争、事关文化安全和大国形象，不可小看。

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在全球化时期，必须弄清经济与文化的紧密关系。经济高速发展并非以文化低迷为代价，相反，应该在经济振兴的同时促进和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整体意识，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我坚持认为，中国必须从最初的文化挪用走向自己的文化创造，这才是这个民族的未来。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要想实现两次现代化的平稳过渡，要想使西方“遏制中国”、“中国威胁论”的问题得以解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化解，就是要重新发现东方大美文化。

向：前面我们谈到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谈到了前瞻性思维指向的几个焦点：一是全球化浪潮中怎样摆脱唯西方现代化马首是瞻，并紧紧维系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本土化？二是前工业时代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转型中文化何在文化何为？三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着古老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出路？要回答这几个问题，归根到底，关键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也就是如何实现文化的自知之明，并用它来指导本国本民族未来的文化实践。

从不自觉到先觉、再到自觉，文化自觉成为人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文化自觉同时又是一个艰巨的历程。这个历程的第一步是认识自己的文化，并能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而有所取舍；第二步是要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当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费孝通所说的“我瞻望人类学的前途时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上的“自知之明”。

王：文化代表了国家的尊严，决定国家是否真正的和平崛起，决定国民的文化形象是否在世界人民中站得住脚。如果没有这一点，仅仅靠科技经济的数值无法说服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祖先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中华文明，而中华民族正是因其创造性而雄踞世界东方数千年。文化创新正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问题。而个体创新来源于灵感的集合体。传统文化的根基正在被蚕食，东方不能沉默。我们应该从民族精神深处进行新的拓展，努力提供21世纪人类发展的模式，中国有这个传统和能力。中国有13亿人口，在这片并不富庶的土地上自己养活自己，我们的艺术也应该从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而不应该从外边借一张皮披在自己身上。我认为，艺术从本民族的血缘、传统、根基和心性中来，任何不努力而羡慕别人的人，最后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古人言：“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现在临渊羡鱼的人太多，自以为时髦，结果反而失去自我。当代中国艺术中的“道”正是由于太多地接近了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之技，而使中华民族真正的“大道”正在加速飘逝。

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中，还有这样一种观点——不少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也意味着沉重，意味着包袱和束缚。反观美国，短短两百多年历史，形成了最有活力的文化和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因此成了最先进的文化。事实似乎也证明，美国式的思想、生活方式正在影响全球，甚至成为全球仿效的模板。

向：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但我一直认为，独特的文化传统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相反是我们受用不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国崛起必然有赖于或者率先表现为中国文明的复兴，文化才是我们融入未来地球村的身份证，中国的发展必须要有文化的眼光。要守护住农耕文明的伟大传统和文化多样性。

可以这么说，文化的发展永远是以充分民族化、本土化和多样化为前提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以其民族化形式参与到世界化的文化交响之中，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在其中占有自己的声部。一味跟在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最终实现的只是西方文化的翻版，实际上是文化的同质化，是人类文化的巨大损失。面对21世纪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国，要强化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同，获得文化上的自主能力，就要不断做到文化自觉，重新认识本土文化，重新认识文化自我。

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濒危态势，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不能设想，如果整个世界全球化以后变成了全球西方化的话，西方人到东方就再也找不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了 ——跟西方完全一样 ——他们会很失望。如果东方人失去了自己所有的特征，变成了西方人的话，就会出现某些国人所说的“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还是黄面孔、矮鼻子、黑眼睛和黑头发”。你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但是你的形象，这个种族不能变，尽管可以把头发染得黄黄的，但是其他方面还是很难彻底改变的。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救国救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1]（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走出东方”的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的观点，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遭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延续了两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精神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语言符号系统，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似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故而出现了新转型的学说 ——新儒家、新道家等；而西方基督神学的语言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此似乎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减轻以至消除。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遭遇到中国传统、西方古今、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时代困境。

这种时代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中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这种古今、中西、南北、灵肉之争，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

大半个世纪以后，对于20世纪初期的几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验证，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经济的崛起必将引发对文化的重新思考。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我们应该向西方的优秀文化学习，同时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灵魂，然后把这种文化的元素和灵魂国际化。中华文明在一百年以前落后于世界，所以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还有一些激进派提出“打倒孔家店”。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在全世界属于倒数第几名的GDP，但是我很高兴地告诉朋友们，中华民族通过百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的GDP已经从全世界第三名变成第二名。在这个时候如果一个民族还要“打倒孔家店”，还要“废除汉字”，还要“全盘西化”，就很没有民族自信和自尊了。举个例子，当孩子成为全班倒数第几名的时候，打手板心以示警示尚可理解。当他通过艰苦努力变成全班最优秀的孩子的时候则应该奖励 ——对中华民族的振兴要有耐心，给多一点的时间，让中华优秀文化变成人类的世界的。

所以，我提出的“发现东方”，一方面是针对西方人的，请西方人不要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自傲态度对待东方；人类不应该再以俯视或仰视的眼光来看待他者，人类应该学会平视。我们尊敬彼此的差异。解构主义的出现，使得中心主义不再可能，使得过分的傲慢变得可疑，所以平视西方、平视中国是我们的正当要求。同时，世界需要发现文化差异，各国正当输出自我的文化。如果说，中国学者最近两百年所做的工作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而这个工作在全盘西化半盘西化中很成功，那么，我相信21世纪，从现在开始，中国学术的主要工作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我知道这会非常艰难，但我们一定要去做。因此，我提出了“发现东方”，进而进行“文化输出”。

[1]“全盘西化”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潮，主要代表人物为陈序经、胡适等。晚清以降，中国被西方列强侵入，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问题，因此主张学习西方思想行为方式，将中国的封建文化全盘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