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什么样的东方

王：当今世界文化是多元和多极的。“发现东方”的精神诉求在于：让习惯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人学会谦虚并开始尊重东方，让世界的每一个边缘人都有资格开圆桌会议，成为边缘或者多元中的一元。“发现东方”是一种谦和的文化呼求，希望西方来看看已经被边缘化为垃圾集散地、廉价劳动力、环保污染地、生态危机的边缘地。同时“发现东方”也尊重天赋人权，每个人不因人种、肤色，不因文化背景、历史种族而有亲疏。这才是人类未来具有公信力的公正之声。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指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正确理解几乎没有多大转机。工业革命的引擎完全改变了这一形象。欧洲和美国在不可避免的进步意识的指导下，全速进入19世纪，与此同时，亦完全失去了对中国的尊重。异域人间乐园的早期观念垂直下滑，从理想国‘Cathay’（古诗歌中的中国）一落而至对其惰性的深刻不满 ——较之西方工业与商业贸易的普遍增长，中华文明被鄙弃为一种垂死、落后，基本停滞的文化状态。”

正因为作为他者的西方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参考借鉴他者的视野，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的反省。进而看清西方在物质主义和视觉主义取胜的同时，其不断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断滑坡的精神世界导致的人类未来走向的严重盲视。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西方世界理论热被视觉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开始在反思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何处去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交给美国研究者去思考，而我们似乎只能不断被动接受 ——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李学勤认为：“有意无意对中国古代文明贬低的倾向，仍然是存在的。其具体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把中国文明的历史估计过短，二是对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估计过低……这样做，抹煞了近十几年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实在是不公平的。”

“发现东方”，是我们在经过西方洗礼之后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东方，发现东方的什么东西？我认为，“发现”首先是重新阐释的过程。一个民族一个人的重大时期都需要反思，反思精神可以使我们得以回到本体论根基上。“发现”其实是指中国知识界应该有一种精神的重新觉醒。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觉醒，就会忘记一个事实：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全盘西化”和“走出东方”的陈序经时代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文化也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文化。因此，今天的中国人需认真思考，重新认识中国，发现中国有意义的文化。提出“发现东方”，意味着发现东方的主体是我们自己，而不再是西方学者或西方汉学家。发现东方的对象不是中国传统中落后僵化的东西，而是那些历尽数千年而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那些经过欧风美雨冲击而出现的新文化形态，以及中国现代化当中新的文化精神。“发现东方”涵盖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序列，我们发现的东方既是经过现代性整合的东方，也是经历了后现代性全面反思的东方。

向：不客气地说，对自我的研究较之对他者的研究更难。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我们往往以为对自己了解得已经够多，反而导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之后的漠视。但若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深入研究自我，以及研究自我的原初文化，反而容易得出惊人的发现。

德国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把原始文化和原始艺术之间的关系弄清，或者将原始艺术置于原始文化的背景中把握，是极有助于我们认识本土文化艺术的起源和特征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学热、文化人类学热、西方学术思潮热的潮起潮落，原始文化特别是原始艺术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曾几何时，文学寻根，原始、荒蛮、野性、强悍、怪诞、隐喻等等文化的原始形态和原始意蕴横扫文坛，最原始的成为最现代的。艺术溯源，野兽派对非洲木雕的重新发现，毕加索、高更、达利创作中的原始艺术因素，立体主义、纯粹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中的原始主义风靡一时，中国艺术在借鉴模仿西方艺术的同时，全面普及了艺术的原始思维和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原始艺术研究走出了考古学的象牙之塔，引起了诸多学科学者的兴趣和参与，国外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纷至沓来，一时间竟成显学。

王：的确，回到文明的原初时代、文明的源头，或许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古希腊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本源。事实上，那种将希腊文明看成是西方文明传统的观念在当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现代性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形成的一种文化偏见。希腊是西方文明一度中断而后发扬光大的文化形态。西方文明并不仅仅源于希腊的克里特岛，而且同古代近东地区尤其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文化紧密相关。

可以说，西方文明受东方文明影响很大。西方人将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并以各种现代性叙事阐释这一文化源头，进而片面地将西方文化看成人类最初的曙光。事实在于，希腊文化作为一种曾经失落的文明，是近代以来因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一种连贯的文明形态。其实，西方文明既不是一种连续性文明，又不是独立成熟的文明形态，而是深深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文明。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中如是说：“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文明是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明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和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

向：说到原初文化，我不由得想起了前不久我去中央电视台“青歌赛”任评委的经历。自从2006年中央电视台青歌大赛设立“原生态组”以来，原生态文化瞬间走红，竟成为时尚。在电视荧屏上，各种原生态民歌出镜率高得反常；在文艺舞台上，但凡民族民间的文艺，以原生态为徽帜，此起彼伏；在大众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标签贴在各种鱼龙混杂的文化现象上；在网络文化里，原生态甚至成为恶搞对象，什么恶搞山歌组合大行其道，并堂而皇之称为原生态民歌。究竟什么是原生态文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首次设立原生态组别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原生态歌手们的演唱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资源这一“富矿”的被发现和挖掘，令音乐界人士和普通观众兴奋不已。但如何界定原生态唱法以及原生态演唱如何评判高下，在业界也引起了争议。

原生态唱法的突然走红，其实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社会大背景的客观原因。近几年来，民间文化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主要构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审与公布中，热潮迭起。非物质文化的“申遗”和保护，成了这几年国际国内的一个重要文化潮流。在教科文组织公布的3批9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意大利牧羊人的民歌、非洲民歌、菲律宾仪式歌、格鲁吉亚多声民歌、俄罗斯乡村唱诗、我国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伊拉克木卡姆、阿塞拜疆木卡姆、中国和蒙古的长调等民间歌唱和歌舞都赫然列入世界遗产。在国际范围里，民歌从不登大雅之堂、不见于经传、不为人所重，一跃而身价百倍，成为顶级的文化品种。受此影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前不久举办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一时盛况空前。杨丽萍创作的《云南映象》也得风气之先，以原生态性较强为特征，征服了拉丁舞蹈界的专家，也迷倒了一大片观众。

所谓原生态唱法，实际上还是一个可以商榷或者说并不准确的说法。真正的原生态应该是这些民歌在牧区、农区、山区、少数民族群众中原汁原味的生活与表演状态。由原生态唱法的出现，完全可以强化和引导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广大无边的民间。发现民间，珍惜民间，欣赏民间，保护好民间文化，使它成为我们真正的伟大的文化宝库，这应该是本次大奖赛的唱外之“功”。

所谓原生态文化，是借用了自然地理和环境科学的一种概念。原生态就是自然状态下的、未受人为影响和干扰的原始生态或生态原状。由于20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生物多样化、物种多样性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物种消亡和濒危成为人类未来生存的世纪警钟，令有识之士不寒而栗，全球性的抢救与保护行动纷纷施行。“原生态”一词在这种情况下迅速普及。在环境科学里，原生态成为地球的世外桃源，成为人们梦境里的“香格里拉”，成为天然美、自然美的代名词，成为生物和物种多样性的栖息地，成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最可宝贵的最后的礼物。保护原生态、珍爱原生态、维护原生态，一方面要在全球大气候、大环境保护中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要极力防止人类染指原生态。原生态象征着生物与物种多样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王：原生态文化是一个既火热又沉重的话题。对现在的原生态文化状况，我确实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因为现在打着“原生态”招牌的文化乱象实在是太多了，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近些年来，文化正在快速地表面化、娱乐化、庸俗化，人们推崇当下的消费、娱乐和身体，非急功近利的、不能吸引眼球的东西都变得没有价值了。过去人们以深刻为荣，现在却开始追逐“浅”，刻意地对原生态文化进行肤浅的理解。刺激感取代充实感，快感取代幸福感，我们的文化开始变得轻飘飘，无根可依，无所适从。文化好像一下子“变脸”了，露出了庸俗、功利性的面孔。醒世、启蒙、优雅文化和艺术现在变成滑稽、捣蛋的娱乐戏说，这不是自毁文化长城是什么？传统文化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取代，不能不说当前中国面临着文化失根的危险。

正像有的学者所说：中国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这是值得思想文化界和文化部门严重关注的文化颓败症候，这种状况同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非常不协调。

向：目前兴起一股“文化热”，到处都在“发现”、“发掘”各地的传统文化、传统习俗，甚至出现一处文化多地争的现象。一方面，的确是大家的文化自觉意识开始萌发，但另一方面，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发现”的过程中出现不少文化误判，甚至是对原有传统的歪曲、妖魔化。举个例子，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发现一处传统老油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对其做出规划，拟投资2000万元将其升格为博物馆，同时对周边做出配套规划，修建商业街、开发区等。据称，老油坊传承人一家已获86万元和三亩地的经济补偿。电视镜头还呈现了现在的规划效果图：豪华现代的大型博物馆居于中心，周围是商业区、房地产开发区等。一座老式的小油坊，马上就要由丑小鸭变身为白天鹅了。但是这座老油坊的传承人高氏父子却并未因此高兴，周围的村民与专程来此买油的西安市民也都未对其做出积极评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标题是《西安：百年老油坊升级之困，修博物馆老油坊很受伤》，也传达了各方的疑虑。这些质疑是有道理的。

近些年来，一些民俗文化也正逐步进入文化遗产保护行列，成为旧时代的文化记忆。然而，最近有一新高级文化现象正在被民俗文化保护机构和专家关注，那就是一些替代传统的“新民俗”正在形成。这种“新民俗”应该怎样对待？怎样发展？怎样引导和保护？怎样看待对传统民俗的一种翻新？不管是对传统民俗的改造也好，还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或现代转换也好，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要使随着时代发展濒临消亡的传统实现现代转换，适应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尺度，一定要保护好运用好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在重新发现自己传统的时候，必须防止过度消费传统的现象的出现。

王：云驹兄提出的这一点切中要害，“发现东方”要防止出现“一边倒”、“一刀切”的倾向。一方面，中国人再也没有必要一味地“审父” ——审判自己的传统，把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上面，文化失败主义或主义失败就是最近一两百年的事情，同时也不能完全是审西方“他者”，批评西方什么腐朽没落，资本“吃人”，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从“审父”与“审他”变成“审己” ——审判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这代中国人哪些地方不如古人，哪些地方不如西方人。重新审理自己的文化，应防止以下态度：

一是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认为中国一切都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从前些年“中国说不”这一类书的畅销可见一斑。二是虚无主义、自卑主义、奴性主义，就是西方一切都好，中国一切都不行。有人说中国应该继续全盘西化或者被殖民一百年，这种看法不值一驳。三是文化集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这是将文化意识形态化。四是以现代的眼光过度改造、过度消费传统。在我看来，这几种态度都有自己的盲点，需要更新文化对话的新视野。

向：在传统的发现和保护方面，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在30多年前就在有关立法中指出：保存、支持、复兴并传播美国民间和传统艺术是美国民众的全体利益所在曰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有力地表明了建设一个强国不需要牺牲文化间的差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也实施了国家传统艺术、民俗艺术、无形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与弘扬；韩国、阿尔及尔、巴西、突尼斯、坦桑尼亚、阿根廷、智利、墨西哥、芬兰、法国、俄罗斯、荷兰等国家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保护和弘扬民间艺术。

中国和法国在文化上都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悠久、星光灿烂、名家辈出、影响世界、独领风骚于一时的。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文化不同，精神相通。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给予了空前关注，展开了热烈讨论。在所有议论中，最有共识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北京老城民居保护必须给予深切关注，北京的老城墙、老胡同、老四合院、老家具、老物件不能再破坏，不能再散失，不能再弃如敝屣了！学者们把目光投向西方，投向巴黎，他们钦羡巴黎老城、老房子、老街道、老区的保护，回首中国北京，深深叹息：如果老北京能像巴黎一样保持它的古老传统和面貌 ——半个世纪前中国学者曾经强调过对它的保护 ——那今天又是怎样一件幸事和美事！人们呼吁，要向巴黎学习，保护古都风貌。由于在保护传统民族民间文化方面对法国经验的认同和重视，巴黎对民间文化保护的举措，就格外被中国知识界看重。

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一向就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早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际，随着革命的胜利，法国上下都在关注和讨论一个共同的话题：对于旧王朝象征的皇宫和其他文化遗产，是应当按照偶像摧毁主义者宣传的那样，把这些遗产当作旧王朝的象征而加以毁灭呢，还是出于对艺术的尊重保存它们，以便教育人民呢？在一边讨论、争辩之际，革命的风暴也一边在摧枯拉朽，大量地破坏着。直到1794年，亨利·格里哥利提出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他的意见是：“只有野蛮人和奴隶才会厌恶科学、毁坏艺术；自由的人是热爱它们、保存它们的。”与此同时，法国最早的博物馆出现了，这就是，1793年在王室藏品基础上建造的卢浮宫。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法国人开始登记记录文化遗产，形成了编制文化遗产目录的传统。数十年后，这种文化保护的观念，一方面深入民心，一方面被文化大家提升为一种闪光的思想。1832年，法国杰出的文学巨匠雨果写道：“无论产权归谁，历史性和纪念性建筑物都必须免遭那些恶意投机者的损害。因为在那些人的身上，功利心湮灭了荣誉感。每座建筑都有两方面的意义：功用的和审美的。它的功用属于其所有者，而美却属于全世界。因此，它们的所有者无权对其加以破坏。”雨果无愧是法国也是世界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者，他在一百多年前所具有的全球性的眼光和胸怀，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智慧之美。雨果还曾抨击过法国侵略者抢劫焚毁中国圆明园的强盗行径，希望有朝一日，那些用强盗行径抢劫到法国的中国珍宝能返还故里。这些保护文化和遗产的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伟大的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形态，诗歌、典籍，长城、故宫，昆曲、京剧，丝绸、陶瓷，二胡、编钟，汉字、宣纸……不胜枚举，目不暇接。其中书法、绘画、篆刻是一组文化组合，是中国创造的伟大文化品牌。它们都是中国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形式，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国最具群众性的文化样式。这三门艺术形式又无不集纳着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伦理、审美、历史、风俗、经济、社会、军事、文学、艺术、生活等等内容。中国书法和中国篆刻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成为得到国际公认并为国际公约保护的人类文化天才杰出的代表形式。中国绘画更是在人类绘画艺术中独树一帜。中国画以完全迥异于西洋的油画的样式和造型方法以及工具材料，为人类绘画史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从这个全球化的角度看，假若我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当与我们交往的外国元首、政要、名流、企业家、学者、明星乃至普通公民都表现出对它们的空前热情的时候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是著名的中国书法狂热爱好者，我们将是如何无言以对，如何尴尬万分？

切莫忘了，我们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书画大国。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字的书写手段和书写艺术。在古代，书法的普及是与文字的使用一样普及一样广泛的。古代的学而优则仕中，学者，既指文字、知识、才华，也指书法、写诗、作文。文化人人人会书写，个个好书法，这是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我们今天如要从古人中汲取智慧，汲取民族精神，汲取文化滋养，汲取创造思维和灵感，不接续上这些文脉，会造成怎样的遗憾和不足是可想而知的。这些优良的文化传统是值得我们薪火相传、使之代代不绝的。所以，当全民出现国学热、书法热、收藏热之际，其言行具有广泛示范效应的广大领导干部，能对这些优秀文化传统无动于衷吗？所以，当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文化部门的领导，在工作之际，或工作之余热衷并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之时，看见各种为高级领导干部开设的文化讲座越来越多，各种为领导干部推荐、提供的知识读本中也渐渐涉及专门的传统文化知识之时，我们应该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果众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传统文化依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时，我们也应该尽力尽早尽快地改变这种局面。有一句俚语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我看在文化问题上，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王：在文化问题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 ——非常赞同云驹兄的这个观点，一方面要自下而上地发现和发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上层领导要重视中国文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刮起一股中国风！

向：这些年，一直有人在问：为什么当代出不了大家？我发现，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就是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把学问掌握了。所以，理论上说，任何时代任何个人都是有机会和可能成为学术大师的。我们很大的不足就是国学底子太薄，可能古代汉语基本能力都没掌握，所以古代典籍就进不去。进不去就不能拿中国最典型的思想、话语去和西方对接，互相阐述。做不到这些是学术难题，要解决这些需要时间，不解决这些可能几代人也出不了大的人才。

文化的影响力就像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是水一样地向四周低处弥漫、包容吸纳传播。文化交流、文化影响，取决于文化达到的高度。没有高度就没有文化传播。季羡林提出的“河东河西”说，核心理念取自于“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境界，取决于这一核心价值观在当今时代的普世价值和理想高度。大概是因为钱穆先生倡导，与季羡林先生在文化上呼吁“天人合一”相呼应的是，哲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也对“天人合一”做了新的哲学诠释，肯定了“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和中国思维。在20世纪90年代初，哲学界的主流话语是讨论主体性问题。著名学者张世英这个时期从自己专长的西方哲学进入到中国哲学，并且从主体性问题中梳理出中西方主客二分和主客不分的流变，对“天人合一”做出了新的哲学解读。中国天人合一历史悠久，思想深刻，传统深厚；西方则在主客二分上占有更大优势。二者可以互补互鉴，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天人合一，中国经验可发挥更多优势，而中国要实现更有高度的天人合一，又必须充分地完成主客二分的发展。这既揭示了“河东河西”规律，又指出了东西轮回中有螺旋上升的时代性的历史事实。季羡林先生虽然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但他也认同中国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消而化之的史实及其积极意义。他的文化个性观点并不是僵化的、“民族主义”的。

未来世界的发展也许是一种既有西方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进取精神，又有东方天人合一、人物交融的诗意境界的哲学，是个体性、差异性和流变性从传统的整体性和凝滞性中获得解放的哲学。在此基础上，发现东方，重建中国文化、文学、语言、文艺理论、美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的现代体系、现代话语、现代格局、现代价值的面貌，重新解读中国传统。这种重写、重读、重释、重建，不是把原始的传统原封不动地复原、回归、重现，也不是按西方话语体系改造、改变、改写中国传统，而是在了解东方传统、深谙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的文化“自新”，走的是一条全新的文化路线。

王：21世纪文化纷争频起，中华民族如果在新世纪仍处在文化不自信中，我们再不进行自我反省，进行文化自新，走一条全新的文化路线，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就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我去了世界上50多个国家，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国家把别人的语言变成自己考大学、考研究生、考博士的硬杠杆，而我们做到了，还觉得欢欣鼓舞吗？我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著名学者提出“打倒古希腊”、“打倒古罗马”、“打倒苏格拉底”、“打倒柏拉图”，但是我们曾有过“打倒孔家店”。这值得深深反思！

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而中国文化的现状反映了我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争端和文化冲突准备不足，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和谱系遭到质疑。

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性的过程。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集体的思想和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这意味着文化无优劣，而只有差异，因此必须尊重文化的差异，这也是世界的潮流。但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失语了，中华文明的合法性成了问题。今天我们已经基本上西化了，这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对我们过去的反省。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对现代化，对西化提出一些反省吗？比如说中国学术的言说方式 ——那种散文性的、评点式的、悟感性的这种评点方式已经失效了。中国古代文明在今天是否真的失效了？究竟是谁在改造中国思想？谁在改造中国的言说方式？谁在改造中国的学术方式？谁在否定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东西呢？

今天要做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地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而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一种补充，一种对西方的质疑和对话？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更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并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文化诗性的哲学和独特理论。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应力图弄清“发现东方”的意义，对中学西学不再看成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看成不分古今中西。对西方的器物类、制度类的先进体系能够“拿来主义”式地接受，而对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也能够展开多元文化比较。

也就是说，应该是由具有主体性的我们自己来“发现”。在“发现”的过程中，我们应秉持背靠传统、立足当下、眼观未来的基本立场，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古、今、中、西是四个关键词，每一个学者终其一生都在面对这个十字轴，文化的问题究竟是古今问题还是东西问题？

向：传统为什么要继承，为什么可以继承、可以古为今用？传统的现代化为什么是当代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现实？传统文化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社会发展为什么不可或缺？当代文化创造，当代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文化为什么必须并且能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创新、古今中外的综合创新中才能产生出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回答和肯定的。

由此可以想见，发现东方，实现文化自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喊口号的问题。它需要实实在在的文化实践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

中国形象、中国气质、中国面貌、中国精神是我们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交往、合作的基本品行；也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不二法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体现为中华伟大文化文明的发扬光大。没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体悟，这一切就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