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

坦率地说，毛泽东没有专门论述过孙武其人和《孙子》其书，既没有这方面的论著，也无这方面的论文，甚至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题谈话。他对孙武和《孙子》的评论，几乎全是在谈别的问题时“捎带”出来的。比如，他这样提到孙武：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82页）

这段话，毛泽东的本意不在评价孙武子是怎样一个人，但是他于有意无意之间说出了“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这句话，这是对孙武历史角色、历史贡献、历史地位的准确定位。细致区分，这句话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孙武子”。姓孙名武。子，是古代对男子、学者的尊称。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等。孙武也被尊称为孙子、孙武子。孙子字长卿。籍贯，一说春秋末期齐国人，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一说春秋末期吴国人，如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唐代林宝撰《元和姓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姓氏典籍，书载：“吴有孙武”，“吴孙武子世居富春”。宋代邓名世、邓椿撰《古今姓氏书辨证》，载：“孙书，字子占……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其《宰相世系表》载：“（孙）书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孙武子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因其功绩主要是在吴国建立的，后世也称其为吴孙子。

二、“中国古代”。孙武的生活时代，具体说是春秋末期。这是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随着王权的沦落，诸侯对天子的朝觐、贡赋大大减少，王室财政越来越拮据。经济上对于诸侯的仰赖，使其在政治上不得不受诸侯的摆布。有的诸侯公然同周王进行战争；有的诸侯名义上打着“尊王”的旗帜，实际是要把周王控制在自己手里，争夺指挥诸侯的霸权。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同时，由于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形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语，《论语·季氏篇》）的局面所代替。随着霸主侯国的相继崛起，逐渐取代了天子所拥有的权力，靠天子、诸侯、士大夫三级政权来维系的政治体制遭到破坏。各诸侯国利用旧有的政治体制，“挟天子以令诸侯”，用尊王攘夷捍卫王室以征不德的名义，直接向中小国家征调兵力和军赋，扩充自己的实力，公开同王室抗礼。先后崛起了齐、秦、晋、楚等较强的诸侯国，他们励精图治，积极拓展称霸事业。孙武子所在的齐国和后来投奔的吴国，都是争霸战争中的强国。总之，春秋末期是一个弱肉强食、争霸称雄的时代，是一个兼并战争不断发生、走向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奇谋诡计尽施的时代。孙武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武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后经伍子胥推荐，为吴王重用。孙子拜将后，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功绩。《孙子兵法》中关于“王霸之兵”（《九地》）的记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军事特征。这个时期，文韬武略空前发展，军事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以往的时代。齐国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宋国人李耳的《老子》，鲁国孔子的《论语》和《春秋》，以及后来反映春秋中晚期生活的“《春秋》三传”（《左传》《榖梁传》《公羊传》），都有数量可观的军事论述和战事记载。孙武在此时撰著《孙子兵法》绝非偶然。

三、“孙武子书”。即《孙子兵法》。这部兵书为孙武所著，起初孙武的命名很可能就叫《十三篇》，或《兵法十三篇》。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于是许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下编载孙子佚文《见吴王》，其中两处提到“十三篇”：“……而用之，□□□得矣。若□十三扁（篇）所……”“［十］三扁（篇）所明道言功也，诚将闻……”（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页）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孙子》佚文亦有：“孙子曰：夫十三篇……”（《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二期）这三处记载证明孙武于《孙子兵法》有无可争议的著作权。

“孙武子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广泛流传，从此久传不衰。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五蠡》篇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孙指孙武，吴指吴起；“孙、吴之书”指《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韩非意思是说，处战国之世兵学兴盛，谈兵论战的人很多，士大夫之家都藏有孙武和吴起的兵书。也就是《孙子兵法》广泛传播。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撰《吕氏春秋》，其《上德》篇中说：“以德以义，则……阖闾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后汉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孙子兵法》正是“五千言”。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刑法志》记载：“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三国东吴大帝孙权为“孙氏家世”宗谱撰《自序》（后人称《天子自序》），序中载：“（孙）武，字长卿，以兵机动吴王阖闾，著书陈策，吴得志焉!”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孙武兵法》，凡十三篇，是孙武一生用兵谋略之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流传下来的最古老、最完整的军事理论著作。与《战争论》（【德国】克劳塞维茨著）、《五轮书》（【日本】宫本武藏著）合称为“世界三大兵书”，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四、“大军事学家”。孙武不是一般的勇士，不是一般的战将，不是一般的军事家，而是兵学家，是“大军事学家”。有人说他是武圣、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着眼于孙武子在兵学即军事理论方面的创立和贡献。战国中期的军事家、齐国人孙膑，是孙武后世子孙，曾为齐威王军师，在桂陵、马陵之战中大败魏军，名扬诸侯，《史记》卷六十五有传。著有《孙膑兵法》，他将孙武一门的兵学理论概括为“孙氏之道”，在《陈忌问垒》篇中载：“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意思是孙子的学说自成一家，在东方的吴国、越国和齐国流传很广。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征战一生，精通兵法，著有《孙子略解》《续孙子兵法》《兵书接要》等书，他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略解》）曹操在比较中认识到孙武学说的宏博深刻。三国时期魏国的另一位学者张子尚，著有《孙武兵经》。首次以“兵经”的高位评价“孙武子书”，是很有历史眼光的。唐太宗李世民是文治武功显赫的帝王，曾与名臣李靖研讨兵法，经后人整理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收入《武经七书》，成为古代兵学名著之一。该书载唐太宗评价《孙子兵法》：“朕观诸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强调了孙武子兵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北宋大文学家苏洵撰《嘉祐集》，他在《明间篇》中评价“孙武乃言兵之雄”，又在《权书篇》载记：“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承认孙武为兵学大师。南宋戴溪曾任兵部郎官，撰著《将鉴论断》一书。评述九十三名将帅的用兵得失，其《孙武》篇断言：“孙武之书十三篇，兵家之说备矣。”孙子兵学是完备的思想体系。戚继光是明代军事家、抗倭名将，在巩固海防和边塞御敌中屡立战功，他在所著《纪效新书》的《自序》中说：“尝读孙武书，叹曰：兵法其武库乎!”“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孙武子书是博大精深的兵学宝库。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其著作《少室山房笔丛》的《九流绪论》篇评论：“孙武十三篇为百代谭兵之祖。”肯定了历代兵家祖述孙武。毛泽东定位孙武子是“大军事学家”，是准确的，是有历史根据和历史传统的。

孙武这个大兵学家，不仅善于著书立说，而且善于治军经武，善于用兵作战。孙子善于治军。西汉司马迁除了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孙武练兵斩姬严明军法”的故事外，在《史记·律书》还记载：“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也强调孙子的治军才能。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指导攻伐魏国的战争，结果因错用马谡导致街亭之败，他由此想起孙武子治军的严明，感叹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晋］陈寿：《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孙武也是善用兵者。孙武隐居吴国，著述兵法，待机出山，施展抱负。公元前512年，经伍子胥引荐，吴王阖闾召见孙武，经过兵法问对和吴宫教战考察后，拜为将军。司马迁记载：“于是阖庐（即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东汉袁康、吴平也记载：“阖闾令子胥、孙武与（伯）嚭将师入郢，有大功。”（《越绝书·纪策考》）这与《史记》所记孙武战事相印证。

所谓“西破强楚，入郢”之战。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吴王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吴国攻打楚国舒（今安徽庐江县西），阖闾谋划欲进入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孙武劝阻说：“民劳，未可，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阖闾四年，攻取楚国六和鬻两地。六年，败楚军于豫章。“阖闾九年，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史记·伍子胥列传》）阖闾想要大举伐楚，伍子胥、孙武建议必须联合二等诸侯国唐国和蔡国，方可出兵。由此揭开了吴军“五战及郢”的序幕。孙武的这些建言体现了先计后战、积形造势、伐谋合交、先疲后打的军事原则。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领弟弟夫概王子及伍子胥、孙武等联合蔡、唐两国军兵西进攻楚，经过五次战斗攻入楚都郢城（今湖北省江陵西北）。五战为：小别山至大别山之战；柏举决战；清发水追击战，雍浇打援之战；入郢之战。《吕氏春秋·简选》亦有吴王阖闾“与荆（楚）战，五战五胜，遂有郢”的记载。此战役体现了孙子先胜后战、进攻速决、避实击虚、因敌制胜、半渡而击等谋略思想。

所谓“北威齐晋”之战。这里之“威”，当是威迫、威胁之意，言说吴国强大，齐国、晋国为之畏惧屈服。孙子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主要是武力威慑。《吕氏春秋·简选》称，吴王阖闾“北迫齐晋，令行中国”。也是威慑逼迫的意思。又《越绝书·记吴地传》载：“阖庐（即阖闾）伐齐，大克。”《左传·哀公十一年》记，吴军大败齐师于艾陵，迫使齐国求和。这些都当在《史记》所言“北威”之中。

所谓“南服越人”之战。《史记·伍子胥列传》称：“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吴国“南服越人”之事，当指吴王夫差二年（前494年），吴军大败越兵于夫椒，乘胜追击至会稽山，迫使越王勾践臣服之事。从《史记》记载看，孙武参与了这场战争的庙算谋划。

尽管孙武子有战绩，但是他对中国军事史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带兵打仗，而在于著书立说。所以，毛泽东不称他是“战将”“名将”或“军事家”，而称他是“大军事学家”。这个历史定位，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