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家·颜元

清初启蒙思想家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博野(今河北安国县东北)人。出身中小地主家庭，有时也靠教书和行医来维持生活。从小在学习上就刻苦认真，是一位彻底反对宋明道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青年时期曾先后学过陆(九洲)王(守仁)派的“心学”和程(程颢、程颐)朱(熹)派的“理学”。当时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但结果是满族贵族夺取了政权，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地结合在一起。他通过比较长期的生活实践，才体会到过去所学的、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唯心主义说教，不仅在抵抗侵略上无能为力，甚至某些具体内容，违反情理到非常荒谬的程度，于是公开地举起了背叛的旗帜。

第一，他认为宋明以来的道学家们无不提倡“静坐空谈”，只以“讲读为学问”，因此便造就了那般专凭书本知识而又自作聪明的人，其实是更加愚蠢的。他经常惋惜一些文人学士不免把过多的有用精神枉费在纸墨上，又指出那些道学家们所讲的“空静之理”可算是“愈谈愈惑”，所向往的“空静之功”也真是“愈妙愈妄”。所以他坚决反对“以空言立教”，着重主张要“动”、要“习行”。为了宣扬这种学术精神，把自己住的房子也定名“习斋”。在个人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上，提倡“文事”与“武备”并重，“经史”与“艺能”等科并重。一贯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又将宋明以来奉为经典著作的《大学》，就其中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经常引起争论的“致知格物”说，作了创造性的发挥，解释这个“格”字乃是“手格猛兽”之“格”，等于肯定了真理的认识是和人们的实践斗争分不开的，这就是他对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第二，宋明道学家，特别是程朱派“理学”，一向认为“理”是形而上的，“气”是形而下的，他们相应地将人性也强分为善、恶两种，即所谓“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这种人性学说的政治意义，在于论证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本是与生俱来、圆满无损的，而所有被压迫人民争取生存的欲望、任何物质方面的要求，反都成了所谓世间“罪恶”的根源。颜元对此作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指出“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理纯善而气质偏有恶哉”^[2]?进一步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哲学战线上沉重地打击了当时官方的僧侣主义。

第三，我国历来的唯心主义者，在伦理学问题上，往往通过“义利之辩”，从而强调一切，首先是行为的价值仅在乎动机，完全与效果无关。汉代学者董仲舒说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早已成了他们最方便的口头禅。颜元正面地加以驳斥，提出了根本相反的命题，即“正其谊必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这里虽然还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但是已经一般地认识到动机和效果是分不开的。这在社会道德生活方面，显然有助于揭露反动统治者从来是言行相反的欺骗。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富有现实意义的进步的伦理学观点。

总之，颜元是同时代反对宋明道学最激进的思想家之一，往后我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但是他的哲学思想确实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一则没有能历史主义地对待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不免将注重“习行”和提倡周(公)孔(子)的复古思想简单地结合起来。对有关不同种类的书本知识，以及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也还缺乏全面的理解。再则是他虽然大力驳斥了在当时居于正统地位的程朱派“理学”的唯心主义，但是依然无法正确说明从感觉外界事物到获得理性认识的过程，更谈不上了解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最后是对于各种人性学说的社会根源，以及所谓“善”与“恶”的历史作用，都远没有作出科学的具体分析。

颜元的学生李塨(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大力传播了他老师的学说，因称颜李学派。他两人的著作，后来被编成《颜李丛书》。

参考书:

颜元:《四存编》，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戴望:《颜氏学记》，中华书局标点本。

【注释】

[1]本文原载于《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2期。——编者注

[2]《存性编》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