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是源于《老子》第三十章的一条军事成语，广泛流传于军旅之中。抗日战争接近胜利之时，毛泽东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续范亭在延安漫谈战争中经济困难，曾经引用过这条军语。

续范亭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续范亭，山西省崞县人。著名的民主人士，爱国诗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队长，后组织西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反对对日妥协，呼吁抗日。1932年后出任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中将总参议。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同年秋，续范亭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他一路奔走呼号，陈述抗日救国大计。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拒不纳谏。续范亭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地写下《哭陵》一诗：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觍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同年12月26日，救国无门的续范亭将军，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希冀以一死唤起国人的抗日意志。此前他写下绝命诗：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此举轰动一时，举国为之震惊。续范亭的壮举，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遇救幸免一死的续范亭继续为抗日奔走。他赞同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对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深为佩服，从此坚定了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续范亭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0年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在与日军反“扫荡”的战斗中，由于日夜转战，积劳成疾，终于病倒。1941年夏，病势深重，在中共中央电报催劝下，续范亭来到延安疗养，直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他与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4年4月30日，毛泽东邀续范亭等五六人小宴，饭后漫谈。其中谈到粮食对战争之重要，“大兵［军］之后，必有凶年”，“民以食为天”等古训，都是非常正确。毛泽东并说：韩信在登坛拜将以前，还在汉中当过粮食部长。（盛巽昌编著：《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其时，旷日持久的抗战，连续不断的战争，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战争中军队补给问题，也就是粮食对于军队、对于人民所呈现出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持续显得越来越明显，矛盾越来越突出。

在抗战时期，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设立陕甘宁省）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因为是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的军饷由国民政府拨给，另一部分经济来源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赞助。这一时期虽然困难些，但尚可维持。由于“救国公粮”的顺利征缴及外援和军饷供给的正常获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边区相对平稳地度过了抗战的前三年。

从1940年下半年以后，遇到了十分严重的物质困难，财政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892页）边区的经济形势迅速恶化，主要原因是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和“清乡”直接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正面威胁；其次是国民党自抗战相持阶段到后来不断在边区制造“摩擦”事件，严重干扰边区的生产和生活稳定；三是边区脱离生产的党政军工作人员急剧增加，粮食供给极为困难；以及边区屡屡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很多地区粮食歉收。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以中共不履行双方在抗战初期关于军事驻防和军队编制的协议为由，于1940年10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致使大约五十万人的军队突然断了经济来源，只能完全依靠地方的补给。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边区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致使边区经济外援完全中断。这使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顿时陷入了经济财政危机，几乎彻底崩溃。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空前危机，边区政府不得不采用大量发行债券、边币和提前向群众预借粮食等办法来应急。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又不可避免地导致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给边区社会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的混乱。能否克服这一困难，直接关系着陕甘宁边区的存亡乃至全国抗战的胜败。

为了保证军队的给养，争取抗战胜利，1939年毛泽东就提出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但是，这股生产热潮未能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在当时，政府总是考虑休养民力，总怕群众负担过重，而对战时非常环境考虑较少。这种思想造成了1941年以后的粮荒和财政困难。

要彻底解决财政困难，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方针政策。1942年在边区高干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边区再次掀起了经济建设高潮，大力发展农业，实行军民大生产，主要解决战争年代粮食问题。因为抗战时军粮主要依赖农民，陕甘边区农民负担是很重的。1944年根据抗战形势，又提出“节约储蓄，克服浪费，积蓄力量，备战备荒”的经济政策。

毛泽东在给边区政府主要领导谢觉哉的一封信中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住吃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战争岁月里，针对当时重军事轻经济的思想，毛泽东及时提出了“经济建设是其他各项的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军队的供给、老百姓的“肚子”这一维系生命最基本问题。毛泽东认识到这一根本问题，作为中心任务提出来，这亦具体体现了“大兵［军］之后，必有凶年”，“民以食为天”，粮食对战争之重要的思想。

“大兵［军］之后，必有凶年”出自《老子》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老子意思是说：用大道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人，不依赖武力逞强于天下，依赖武力逞强很容易得到报应。军队所到之处，荆棘丛生。大仗之后，定有灾荒。善于用兵的人只求战胜敌人就行了，不敢去获取强大。

老子所处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大小战争此伏彼起，给国家带来惨重损害，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极大的灾难。老子认为贤佐用大道治国，不能依赖扩军备战的方法，更不能靠兵强马壮去逞强，战争对社会生活的破坏性太大。老子的反战思想，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是揭露战争对经济破坏造成严重灾害的经典格言，体现了老子反战的思想。老子亲眼目睹了春秋末期战争环境下的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的苦难。老子认为战争是残酷的，胜败双方都是受害者，战争的双方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其事好还”，好战很容易得到报应，谁也不能幸免。所以，他警告统治者，战争是人类最愚昧、最残酷的行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师”指军队；“大军”指的是打大仗；“凶年”是灾荒之年。意思是说，大军所到之处，满地荆棘丛生，一片荒芜。驻扎军队的地方，一片焦土，地不能耕种，只会长荒草。打过大仗之后，经济受到极大破坏，肯定要闹几年灾荒。老子揭示了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老子反战主张，意义积极。

毛泽东是指导战争几十年的军事家，他运用老子“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的思想观点，看待和分析日本侵华战争给边区经济生活带来的破坏，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军需民粮等迫在眉睫的难题，推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及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