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史诗的多重启示

四、《诗经》史诗的多重启示

《诗经》史诗的各组作品分别展示了商族与周族的发生发展历程，赞述了各自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英雄事迹，是认识当时社会，了解风俗习惯，研究早期诗歌功能的重要凭借，对于进一步研究早期历史传播形式、史诗文本与口头文本之间的关系、诗歌与历史之关系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早期历史主要靠口传心授，其体式及传播机制与文字记载的历史非常不同。口述的历史往往取韵文的方式，以利传播。先秦时期史官均有讽、诵、歌、唱的特长，而典籍所载早期历史也多“纪”、“歌”、“志”等体，史官之文风则以“辞多”来界定。诸如此类，均表明先秦口传历史的发达，与口头传统的久远。从《商颂》之《玄鸟》、《长发》、《殷武》及《大雅》中《生民》等诗来看，均为“诗化的历史”。《诗经》是一种唱文（诗者，字的音乐也）。因为是唱文，《诗经》的要髓整个说来便是音乐^[20]。《诗经》史诗实际是歌唱形态的历史叙事的记录。故闻一多等学者指出早期的“诗”即是“口传之史”；反之，早期的口传历史即是诗歌^[21]。

然而《诗经》周族史诗文本背后隐藏的口头传统是如何转化为文本形式的？在周族早期社会，文献相对稀少的情况下，在祭祀仪式中的活态口头表演传统中，周族史诗的“文本性”是如何构建的？而一个特定的文本在周族祭祀文化传统中又是如何持续传承的？通过上文对周族史诗演述环境的考察，再参考近年西方关于口传史诗的有关理论，上述问题的解决有了可能性。

研究口传史诗的学者弗里对于另一位学者纳吉的荷马史诗文本研究作了以下的评论：纳吉从印度、非洲与古希腊史诗的对比之中，分析了荷马史诗传统的演进模式，与荷马史诗文本化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涉及书面的创作形式，起决定作用的是史诗吟诵者的社会流动，他们通过四处周游，吸收各地多样性的传统。地方性的、多源的吟诵风格在反复的史诗吟诵中逐渐削弱，最终那些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影响的史诗吟诵者和表演者的文本终于被记录下来^[22]。由弗里提出的这一结论对研究《诗经》史诗这种特殊形态的史诗也具有通约性。

从《诗经》史诗文本及其演述环境的描述中可以推断，表演传统发生转变后，书写最终会由辅助口头演述，逐渐完全将口传史诗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因此口传史诗向经典史诗的实际演化过程要到史诗表演的社会语境中去探寻。

纳吉阐述了荷马史诗口头传统的进化模式。早在1980年纳吉便提出关于荷马史诗口头传统发展的一个假定模式。他的方法是运用创作、表演和流布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的整体论的比较证据，包括活态口头史诗传统的证据。作者采用了洛德的比较观点，即创作和表演是荷马史诗形成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此外，他加进了古希腊史诗传统的内部证据，即荷马的两部史诗在古希腊时代的流布。他认为荷马史诗发展中的流布法则，与洛德的表演中的创作是相一致的。纳吉关于口头诗学的文本概念，是在口头创作的形态学的意义上来界定的。这种创作的权威性，可以与书面文学的潜在的权威性形成类比。

纳吉关于口头史诗的本质特点的论据，主要是当代学者调查中亚、印度次大陆、非洲的活态史诗传统的第一手材料。他证明，一个活态的口头史诗传统，以其长期的演进显示出史诗的完整性、统一性。这一切均来自史诗创作、表演、流布的相互作用，这一切都是一个演进的过程^[23]。这一事实，加之《伊利亚特》、《奥德赛》作为一种例证，指明了荷马史诗形成过程中的演进模式。

《诗经》中关于周民族和商族的史诗，作为文本化的史诗的特殊形态，为我们研究上古史诗在文本化之前的口传阶段的存在提供了文献的支撑。《诗经》史诗的原始形态是口传史诗，由原始史诗向文本形态的经典史诗转变过程，是口传史诗的“瘦身”过程。这一过程与司马迁《殷本纪》、《周本纪》对《诗经》史诗的改写恰好相反。后者是将《诗经》中的史诗扩写成散文，直接载入史传之中。《史记·殷本纪》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殷本纪》关于契、成汤等人的事迹，多来自《诗经·商颂》的《玄鸟》、《长发》等诗篇，而《周本纪》中关于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等人的事迹，则直接取材于《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文王有声》及《鲁颂·閟宫》等诗篇。当然，司马迁的学术宗旨是“厥协六经异传”（《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以在改写史诗时还注意吸收其他典籍如《尚书》中的相关神话传说^[24]。

不同的宗教观念和社会发展状况孕育出不同类型的史诗。《诗经》史诗是独具形态的史诗形式。它根源于祭祀文化与祖先崇拜，再加上上古时期重史传统、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的早熟，使中国上古史诗文本类型和诗体类型别具一格，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长篇史诗的独特文体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