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的早熟和重史传统是《诗经》史诗生成的前提

一、历史意识的早熟和重史传统是《诗经》史诗生成的前提

历史意识是人和种族存在的心理前提、文化基础。历史意识是人对自己认识更为成熟的标志。卡西尔认为“在神话时期原始人分不开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也就没有历史意识”。又说：“诗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模仿；历史不是对僵死的事实和事件的叙述。和诗一样，历史是我们自我认识的一种工具，是一种为建立我们人类世界的不可缺少的媒介。”^[13]

胡塞尔的现象学奠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人”在“世界”中，而“世界”向“人”显现出来；生活于“世界”中，就是生活于“历史”之中。“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于是，“历史”与人的关系就值得进一步明确^[14]。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把“历史”提高到本源性真实的高度，“人”不再是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抽象的“我”主体，而是“时间”之中的那个“存在”。“时间”不是人的计量工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15]。

在远古时代，历史意识首先在东方萌芽，比较而言，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在西方成熟得比较晚。所以直到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诗”比“历史”高，“诗”更接近哲学。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比荷马晚出近三百年。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史官为君主、大臣等讲述前代历史的传统。周代商而立，深感“殷鉴不远”，故《尚书·无逸》载周公依次向成王讲殷王中宗、高宗、祖甲治国执政的做法及以后各王的情况，以为前车之鉴。《逸周书·史记解》：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闻。”以下讲述历史上二十四个亡国之事例，三个国破君走之事例。由此可知，西周之时国君定时让左史讲述历史上的兴亡故事，以为借鉴。

每个民族的远古历史记忆是不能轻易抹杀的，社会形态可以变化，而文化本身却有其整体的结构和本质的特征，这是不受时代的影响，万古常新的。早期形态的文字即用于记录历史，如甲骨文，这是中国古人历史意识早熟的有形的证明。其次，在早期诗歌当中对时间观念的明确表述也印证了中华民族是历史意识早熟的民族。如《诗》中的《豳风·七月》对人的实践行为的时间化与季节化表述，《大雅》中《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对周族历史的追溯，以及《小雅·楚茨》中“自昔何为，我艺黍稷”的对民族生存方式的形象概括等，均表明在早期社会中，诗歌就其发生机理上讲只不过是借助时间与具体事件而进行的一个种族的确认过程。

《尚书·金縢》叙述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被成王误解，殷人亦因管、蔡的煽动而叛乱。周公率兵东征，平定叛乱，并作《鸱鸮》一诗表白心迹，然而成王仍不能去其疑。于是上天示以灾异。周王启金縢之书，见到周公在武王病重时祷告上天愿代武王死之书，“王执书以泣”，迎周公于东都，“凡大木以偃，尽起而筑之”。故事完整，有的情节颇带夸张，与《诗经》史诗如《生民》等颇有一致处，可证二者应均以史官讲述为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