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结论与基本认识

通过对个案林语堂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三个中译本的分析与论述，本文的主要结论与基本认识如下：

1.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和现代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认为从国籍上来讲林语堂是中国作家，从题材上看不论其中文作品还是英文作品均为中国文学作品。那么，享誉世界的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并给出为其定位的一些思路。

通过林语堂这一个案，本文对国别文学和翻译文学的归属进行探讨，认为以语言为划分标准较为合理。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人们通过语言表达思想，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相一致或者分离，对文学作品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语言这个载体不仅表达作者的思想，而且把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以语言为划分标准，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可以归入华语文学；英语创作的作品归入英语文学，然后参照作者的民族身份、文化认同等因素，给予作者或其文学作品更加具体的定位。以林语堂为例，其英文著作除了创作的语言不是“文化中国的语言”（赵毅衡语）之外，所包含的其他元素则都是中国文化元素。林语堂本人具有深厚的中国根基和浸入骨髓的中国文化情结，其文化认同和文化立场自始至终都是中国文化，再加上作者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林语堂毫无疑问是中国作家，他的中英文作品都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然而，创作英文作品的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的英语作家，他的英文作品可以称之为中国的英文作品。

林语堂既然是中国作家，其英文创作从题材上也是中国文学作品，那么，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就应具有适当的位置，甚至应该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由于林语堂本人及其作品的复杂性，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容易书写。对此，不同的学者对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曾进行有效的探索。综合前人的研究，本文对于林语堂的文学史定位提出大体的思路：

（1）侧重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与主张弘扬的道家文化精神，而单独列为一家。

（2）从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的重要贡献着眼，关注其文化思想。

（3）对于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体现出的民族主义主题为线索，确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

（4）林语堂长期旅居海外，并在海外期间创作大量重要的奠定其国际文坛地位的英文作品，而把他归入双语作家。

2.通过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三个中文译本的比较分析，作出了最终的译本评价，并对文学翻译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通过研究发现，张振玉译本的创造性和艺术性最强，七言古诗形式的献词翻译和章回回目的添加，使该译本特点鲜明。而且，译者张振玉具有明确的读者意识，针对有一定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背景的中国读者，结合小说Moment in Peking本身的特点，采取了“复古”的翻译策略。章回回目的拟设使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便对小说内容和叙事进程有一定的了解，适合他们的阅读与欣赏品味，增强了译本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这种读者意识的转换和翻译叙事策略，对无本回译的具体翻译操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从翻译文学的艺术效果上来看，张振玉译本最好，郁飞译本次之，郑陀、应元杰译本艺术性最弱。

通过对原著与三个译本的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必须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除了要传达出原作的艺术性之外，还应根据译入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学特色，在依据原作的前提下，适当发挥译入语语言文学的优势，为译作增添新的艺术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文学翻译是一种写作或改写。

3.异语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现象使得语言表现力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带来新的翻译类型——无本回译

异语写作是一种特殊的创作现象，是作者用异族语言描写本族文化内容的写作，造成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的错位。也就是说，异语写作是语言与文化相分离的情况下，用非本族文化的语言表现本族文化内容的特殊创作现象。如此一来，语言对文化的表现力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按照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即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决定论）；语言提供了一种思维框架，操这种语言的人很难越出这个框架（语言相对论），似乎导致最终的不可译性。但是，精通两种语言文化的林语堂，在用异语写作本族文学场景过程中，其思维应该不断地处于英语和汉语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中。另一方面，根据奈达的一种语言在表达另一种文化时具有同等表现力的观点，由于语言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使人又不能完全肯定这一说法。总之，在理论上最佳的创作途径是用本族语写作本族文化内容的作品，但是异族语言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很好地表现本族文化。

关于异语写作带来的特殊翻译类型——无本回译问题，对其概念进行阐发，并进行层级划分。无本回译是王宏印教授基于发现林语堂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创作的特殊性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翻译类型。除了林氏小说属于无本回译之外，还发现许多类似的创作现象。例如，外国作家、汉学家等用英语创作的中国题材的作品等，由此证明了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性，因而该理论更具生命力。无本回译极具复杂性，因为它包含多种不同的情况。以非汉语创作的中国题材的作品为例，按作者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及其在作品中反映的中国文化的深浅，本研究进行了层级划分，并且探讨了无本回译所朝向的文化渊源的深浅问题。

4.作者与译者合作有望产生善译本，而实际的最佳译本并非产生于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译者

马建忠曾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提出了“善译”理论：“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罗新璋，1984：126）这里从译文效果和读者反应的角度，论述了“善译”，也就是理想的翻译，但这也只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翻译状态，在翻译实践中很难实现。本文提出的“善译本”的理论说法，只是对“善译”概念的借用，与后者并不相同。“善译本”指的是最好的译本，翻译实践中是可以存在的。此外，“善译本”与版本学上“善本”概念也不相同。前者指的是完善和优异的译本，无论是从译本的艺术性和效果上，还是对原著创作意图的体现上，都是最佳的译本，而后者指的是保存比较完整的版本状 态。

从Moment in Peking的个案的翻译来看，作者与译者合作有望产生善译本。林语堂曾请求好友郁达夫将其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译成汉语，并亲自对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地点、典故、诗词等作出注解，并自译出小说的书名，前后分两次寄给远在新加坡的郁达夫。这些注解对理解小说与作家创作心理、把握作家的创作意图等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翻译过程中准确再现作者头脑中的“文本”，具有重要意义。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林语堂对书名的翻译以及对小说人物、地点和涉及的典故的注解等，都带有作者自译的性质。自译是指“翻译自己作品的行为或者是指这样一种行为的结果”（Grutman，2004：17—20）。那么，由于自译中作者与译者合二为一，其对小说主题、人物设置、故事背景、诗词典故的运用等的把握最为准确（当然不排除作者也有失误之处），因此其自译的书名、人名、地名和还原的诗词典故等，最能体现作者的创作初衷和设计理念。如此一来，在作者提供自译注解的帮助下，译者可以省去猜疑、查证的麻烦，其文化还原上更加准确。然后，再由作者指定的理想译者进行翻译，由此作者与其心目中的理想译者合作而产生的译本，其完善程度应该是很高的。

此外，在作家本人的指导下，译者与作者进行沟通和交流，译本的误译和歪曲现象几乎可以消失。既然作者选定译者翻译自己的作品，那么该人选应该具备与作者相似的语言与文学功底，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译者。而实际上，郁达夫不仅语言文学功底深厚，创作多部著名小说，而且其翻译理念与语言观点也与作者林语堂颇为相似。这样，在译者与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善译本的产生成为可能。对此，林语堂也曾谈到：“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郁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郁飞译，1994：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