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一）

中国学

（一）

不久前，为了赶时髦，一个传教士的团体引起了许多笑话，因为他们在一些科学小册子的封面上称呼自己为“著名的学者”——“宿儒”。这个主意当然是极端可笑的。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斗胆冒昧地称他自己能够担当得起“儒”这个汉字，这个“儒”字包含了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有的最高尚的品质。然而，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欧洲人作为汉学家被提起。在《中国评论》的广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传教士中间，正在辛勤地耕耘高级的中国学。”随后是经常投稿者的名单，我们应该相信，“所有这些知名的名字，表明了他们对这门学科有全面的学识和彻底的掌握”。

那么，要想评估这种在中国的传教士团体辛勤培养的高级学问，大可不必拿像德国人费希特在关于文人的演讲中，或者美国人爱默生在《文学伦理学》中提出的理想的高标准来衡量。已故的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是公认的伟大的德国学者，不过，尽管一个英国人读过几本席勒^[1]的剧本，或者向杂志投过一些翻译自海涅^[2]的诗歌，在他交际的圈子内，他可能被认为是德国学者，但是他决不会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印刷品或者布告上。可是，在中国，欧洲人中有谁出版了一些省方言的几句对话，或收集了一百条谚语，这个人就立即会被冠以汉学家的称号。当然，名义上没有什么害处，而且，由于条约中的治外法权条款，在中国，一个英国人只要高兴，就可以不受惩罚地称他自己为孔子。

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人认为中国学已经跨越了或者正在跨越早期的初创阶段，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字典编辑这样单调的工作，而是致力于建设性的工作，致力于民族文学中最完美作品的翻译，而且他们不仅具有判断力，还具有由推理和论证支持的决定性的判断力，来决定中国文学殿堂哪些名字应该最受崇敬。现在，我们打算做一番考察。第一，考察在历经了这种变化的欧洲人中间，他们的中国知识究竟掌握到了什么程度；第二，在中国学方面已经做了什么工作；第三，当今中国学的实际状况怎样；最后，要指出我们设想中国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据说，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高大；尽管如此，必须承认的是，侏儒具有位置上的优势，当然会看到更加宽广、更加辽阔的风景。因此，我们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纵览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且，在我们的尝试中，如果最终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前人的意见，那么，我们希望这些意见不要被理解成暗示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炫耀着我们的高傲，我们认为只是我们位置上有优势。

首先，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我们看来，似乎迄今为止，习得一门语言知识的大部分难点确实已经被解决了。“人们曾经普遍相信，”翟理斯博士说，“学会一门通俗的语言，即使是单独的一种汉语方言都是相当困难的，这种认识在其他的历史小说中已经存在很久了。”确实，即使在书面语言方面，一个英国领事馆的学者，在北京住了两年并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之后，就能轻松地看懂一封普通信件了。我们很高兴地承认，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的中国知识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如果说改变很大，我们会非常倾向于对此感到怀疑。

在早期的耶稣会士传教士之后，莫理循博士著名的字典的出版，被公认为是所有已完成的中国学著作的丰碑。这部著作的确可以算得上是早期新教传教士认真、热情和尽责的一座纪念碑。莫理循之后，是以约翰·戴维斯^[3]爵士和郭士腊^[4]博士等为代表的一类学者。戴维斯爵士根本谈不上懂多少汉语，而他自己也坦白地承认这一点。他当然能讲官话，并且也许能够不太困难地阅读用官话写成的小说。但是他那时所具备的这些知识，在今天几乎不足以担当任何一个领事馆的译员。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你会发现，即使到了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关于中国的概念，仍然是从戴维斯爵士关于中国的书籍中获得的。郭士腊博士也许比戴维斯爵士懂得的中文更多一些，但是，他却止步不前，不再去了解更多的知识。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先生^[5]曾把郭士腊博士的骄傲公之于众，还有其他这样的人，如传教士古伯察^[6]和杜赫德^[7]。然而，让人奇怪的是，蒲尔杰^[8]先生在他最近的《中国历史》中竟把这些人引为权威。

在法国，雷慕沙^[9]是在欧洲所有大学中率先获得中文教授职位的人。对于他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发表什么看法。但是他有一本书引人注目：它就是小说译本《双堂妹》。利·亨特^[10]读过这本书之后，交给了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了约翰·史特林^[11]，他们高兴地阅读了这本书，并且说此书肯定是一个天才所写，只能是“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这本书的中文书名是《玉娇梨》，是一本读起来让人很愉悦的书。但是它作为一个范例，即使在下等作品中也没有多高的地位。然而，来源于中国人的头脑的思想和想象，实际上已经穿越了像卡莱尔和利·亨特这样的人的精神世界，想到这一点总是令人很高兴。

紧随雷慕沙之后的是斯坦尼斯拉斯·儒莲^[12]和波茨尔^[13]。德国诗人海涅认为，儒莲有一个令人惊奇的重要发现，那就是波茨尔先生根本不懂中文，而另一方面，后者也有一个发现，即儒莲先生不懂梵语。然而，这些作者的初创工作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他们所拥有的一个优势是他们十分精通自己的语言。另一个可能被提到的法国作家是德理文^[14]先生，他对唐诗的翻译是进入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15]博士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题目为《满族人》（Die Manchurei）。像所有用德文写成的著作一样，这是一本十分不错的可靠的书。显然，书的构思是要写出现在中国的满族王朝起源的历史。但是，这本书的后面一部分包含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信息，我们知道，这在用欧洲语言所写的其他任何书中都无法找到。和它相比，像卫三畏博士的《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这样的著作，简直就像是托儿所的故事书。另外一个德国的汉学家是斯特劳斯^[16]，他以前是在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的小德意志公国的大臣。这个老大臣在隐退后以研究中文自娱。他出版了一本《老子》的译本，并且最近出版了《诗经》的译本。广东的花之安^[17]先生说他的《老子》中的一些译文是相当完美的。他翻译的诗赋据说也是非常精彩的。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得到这些书了。

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在莫理循博士字典出版之后的学者大概都被认为是早期的汉学家。第二阶段始于两本一流著作的出现：一本是威妥玛^[18]爵士的《语言自迩集》，第二本是理雅各博士的《中国经典》。

对于第一本书，那些现在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官方口语的人可能倾向于轻视它。但是尽管如此，它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它所论述的内容的界限内，在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语言的英文书籍中，它是最完美的。而且，这本书也是响应时代的需要和呼唤而写成的。某本这一类的书必须写出来，而且，瞧！它已经完成了，而且是用一种将当代的和未来的竞争的所有机会全部带走的方式完成的。

那些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必须要做，这也是时代的必然，理雅各博士已经完成了它，成果是一打巨大而笨重的书卷。无论它的质量如何，他完成著作的数量当然是惊人的。在这些巨大的书卷面前，我们几乎害怕谈起它们。然而，必须承认，这些著作并不能让我们完全满意。巴尔福^[19]先生公正地评价说，翻译这些经典大量依靠的是译者所使用的术语。现在我们认为，理雅各博士所使用的术语是粗糙、拙劣、不恰当的，而且在某些地方几乎是不合乎语言习惯的。迄今为止，我们是就形式而言的。而对于内容，我们不愿意冒昧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想让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来为我们代言。他说：“理雅各博士关于孟子所作的注释，表明了理雅各博士对作者没有一个哲学的理解。”我们可以肯定，理雅各博士如果没有在他自己的头脑中，从某些方面，试图把孔子的教义和他的授课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构思和定型，他根本无法阅读和翻译这些著作；然而，无论在他的注释中，还是在他的论述中，理雅各博士都没有过一个词组或句子，以表明他把孔子教义的真谛作为一个哲学的整体来考虑了，这是特别之处。因此，总而言之，理雅各博士对于这些著作的价值判断，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定论被人们接受，而《中国经典》的译者仍将继续涌现。自从上面提到的两本著作出现后，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层出不穷。的确，有一些书具有真正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我们相信还没有一部能够表明中国学已经到达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是伟列亚力^[20]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但是，它仅仅是一个目录，并且是一本根本没有任何文学主张的书。另一本是已故的梅辉立^[21]先生的《汉语指南》。当然，无论从哪种角度上讲，它都不是一部能被称为完美的著作。然而，它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在所有关于中国的书籍中，是最忠实、尽责和朴素的。而且，它的价值也仅次于威妥玛爵士的《语言自迩集》。

另一个汉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与其他早期的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先生的长处是拥有令人羡慕的清晰、有力和优美的文风。他文笔所接触的每一个对象，会立刻变得清晰明白。但是也有一两个例外，他在选择值得翻译的题目时并不十分幸运。一个例外就是《聊斋志异》的翻译，它可以看做是中译英的一个典范。但是，尽管《聊斋志异》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它却不属于中国文学第一流的作品。

在理雅各博士的工作之后，巴尔福先生最近关于庄子《南华经》的翻译，肯定是满怀着雄心的。我们承认，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本著作的发表时，我们感到的期待与高兴的程度，是听到一个英国人进入翰林院的消息时也不会产生的。《南华经》被公认为中国民族文学中最为完美的作品之一。自从公元前二世纪该书问世以来，这本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孔子的著作及其学说，而它对以后的历代诗歌、虚构文学的语言和精神所产生的影响，像四书五经对中国哲学作品的影响一样独占鳌头。但是，巴尔福先生的著作根本不是翻译，它简直就是瞎译。我们承认，巴尔福先生一定在这部作品上耗费了多年的心血，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此评判，也感到心情很沉重。但是我们已经冒昧地评价了它，并希望能够证实我们的判断。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提出庄子哲学的真正解释的问题，那么巴尔福先生几乎不可能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是，”我们引用林希冲在新版的《南华经》的中文序言里的话，“阅读一本书时，首先有必要弄明白每一个单词的意思，然后，你才能分析句子，然后，你才能认识到段落的安排，而最后，你才能抓住整个章节的中心命题。”那么，在巴尔福先生翻译的每一页上都留有痕迹，证明他既没有懂得许多单词的含义，也没有正确分析句子的结构，并且忽略了段落的安排。如果以上我们所假定的陈述能够被证实的话——因为只要看看语法和句法规则，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那么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巴尔福先生没有把握整篇作品的中心命题了。

但是，当今所有的汉学家都倾向于把广东的安之花牧师摆在首位。我们并不认为安之花先生的工作比其他人的著作更具有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是我们发现，他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表明他对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把握，而在当今的其他任何学者当中是很难发现的。而我们设想了哪些原则呢？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留在本篇的下一部分再讨论了，到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阐明中国学的方法、目的和对象。

【注释】

[1]席勒（Schiller，1759—1805），德国诗人及剧作家，主要的浪漫主义者，以他的历史剧如《唐·卡洛斯》（1787年）和《华伦斯坦》（1798—1799年）及说教长诗著名。——译者注

[2]海涅（Heine，1797—1856），德国作家，自1831年之后生活在巴黎。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及社会论文充满了他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对众多德国现代研究机构的嘲笑。——译者注

[3]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1795—1890），中文名为德庇时，英国汉学家。

[4]郭士腊（Gutzlaff，1803—1851），德国汉学家。

[5]托马斯·麦多士（Thomas Meadows，1815—1868），英国汉学家。

[6]古伯察（Huc，1813—1860），法国汉学家、传教士。

[7]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法国历史学家。

[8]蒲尔杰（Boulger，1835—1900），爱尔兰东方学者。

[9]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法国汉学家。

[10]利·亨特（Leigh Hunt，1784—1859），英国作家、诗人、批评家。

[11]约翰·史特林（John Stirling），所指不详。

[12]儒莲（Julien，1797—1873），法国汉学家，以他名字设立的“儒莲奖”是欧洲最高的汉学奖。

[13]波茨尔（Pauthier，1801—1873），法国诗人、汉学家。

[14]德理文（De Saint Denys，1823—1918），法国汉学家。

[15]帕拉特（Plath，1802—1874），德国汉学家。

[16]斯特劳斯（Herr von Strauss），德国汉学家。

[17]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德国汉学家。

[18]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英国汉学家、驻华外交官。

[19]巴尔福（Balfour，1846—1909），英国汉学家，翻译了大量汉文经典。

[20]伟列亚力（A.Wylie，1815—1887），英国传教士、汉学家。

[21]梅辉立（Mayers，1831—1878），英国汉学家、驻华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