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

2.出家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

李叔同出身于一个豪富而又笃佛之家，少年风流倜傥，征物名场，由一个豪华俊昳的浊世公子，壮游樱岛，成为中国近代名重一时的艺术大家，终至抛妻别子，毅然以名士出家，依律修持，著书立说，成为精博绝伦的律宗大师。他前半生绚烂至极，后半生顿趋平淡，前后判若两人。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是很难教人理解的。但是，我们只要把时代的特征和他的心理素质，与他思想上展示的自然、艺术和审美以及道德宗教三个界限分明的层次结合起来分析，对于说明他出家的原因，无疑会有极大的帮助。

关于李叔同出家的原因曾有不少说法，但总是见仁见智，各持一说。有人认为“盖愤世之极，不得已但了自性”⁽¹⁴⁵⁾;有人认为是“夙愿使然”⁽¹⁴⁶⁾，“是艺术的升华”⁽¹⁴⁷⁾;有人说是“家运凌替衰散……刺激他放浪形骸，增加沧桑幻灭之感”，以及“丰富的感情”的“自愧自反”⁽¹⁴⁸⁾;也有人说“一是智慧，二是情感”;⁽¹⁴⁹⁾还有说“其脾气古怪，实在无出其右，在社会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只好去做和尚”。⁽¹⁵⁰⁾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扑朔迷离，不得要领。强调条件者忽视了思想基础，归因于本性者未见其性格形成的客观环境，而且都未能做深入的探讨和说明。至于说受彭逊之出家事件的启发，寺院清净生活的召感，断食的尝试，仅是他出家的助因。柳亚子在《怀弘一上人》中，忆起当年李芳远曾驰笺索诗，柳写偈语以复:“君礼释加佛，我拜马克思”云云，见者无不缩项咋舌，唯李叔同不以为忤，亦回报一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由此可见其出家的本意并非避世去愁，而是以“天下无道，以身殉道”⁽¹⁵¹⁾的精神，凭借佛教文化所具有的超阶级的渗透力量，影响人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众所周知，李叔同所处的时代既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黑暗年代，也是思想界坚冰乍解，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公羊派公然为佛弟子，倡言变革;革命派倡三民主义，要推翻帝王的统治;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肉之中;维新派要求立宪而归于失败;革命派建立共和而被袁世凯扼杀。自此军阀混战，整个中华大地，没有一块安静之土。而日本帝国主义又长驱直入，以中国人民的血染红了本已破碎的山河。在中国近代走向未来的浪潮的冲击下，整个知识界在改组，在分化，也在前进。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自杀，也有的在奋进。他们在艰难的历程中进行着艰难的选择，但是他们最终都被黑暗势力吞噬或者同化了。然而有一点却在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那就是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治心!不是“黑铁黄金”或政法理工，而是文艺、道德、宗教，才能担当起疗治心灵痼疾的重任。他们要以文化介入政治，开发民智，改革时弊，而不是以纯物质的东西作为革命的武器和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¹⁵²⁾这就是李叔同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和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李叔同同样具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自尊自强、改造社会的使命感。但他不像龚自珍对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存有惋惜之情，因此无补天之志;他也不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奔走呼号，而是缺乏积极的参政意识;更不像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要同君主专制“张九世复仇，作十年血战”，故没有叱咤风云的革命气概。他把全副精力放在文化事业和自身的道德修养上。在他看来，救国、救人、挽救民心的前提就是要自救，自觉才能觉人，自度才能度他。所有这些不同又不单是社会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因而我们不能忽视心理素质上的差异对他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

以龚自珍为例，我们比较一下他们之间的差异。

龚自珍生于官宦和书香旧族，处于封建末世，因而有补天的愿望。李叔同则生于一个由官到商，政治上的衰败之家，处在封建王朝由衰到亡的乱世，而且他又中经维新运动的失败，所以他既无补天之志，也缺乏积极参政的意识。龚自珍性格狂放，言满天下，像太阳下的一团烈火;而李叔同性格孤僻，外倜傥而内恬醇，如月光中的一泓静水。龚以变革政治的王安石为楷模;李则以死生患难，百折不渝，退隐闽南，蔬食修禅的世间完人韩偓为偶像。这种由典型环境所造成的心理素质上的差异，正是李叔同选择悲智双修，实现自心内在超越，以佛济世道路的内在因素。

前面已经提到的社会潮流、家庭环境和文化教育，指的就是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与此文化背景有关的他思想上的两个方面，即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以及佛教悲天悯人的精神，在他生活的历程中，尽管互为消长，但始终牢固地盘旋在他思想中，甚至相辅相成，构成了他自身的文化观念。同时，西方哲学在他思想上的渗透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和一般思想家不同的是，以他个人的素质和情趣，来自艺术中的哲学思想更容易在他心中产生同化作用。在他所崇拜的西欧文艺大家中，如华兹华斯、雪莱、卡莱尔、罗金斯等，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自然主义，都促使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观察世界、观察人生。他一生中思想上三个层次的变化，既有个人情感上的契合，也是理智思考的结果。席勒美学思想和艺术哲学的影响，促使他做出了人生的两次重大选择，即由自然到审美，又由审美和艺术领域转向道德宗教领域的最终抉择。

幼年时期，他接受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和佛教思想的熏染。志学之年，又受变革思潮的影响，也产生了非变革无以图存的朦胧的政治意识。儒家入世、佛教出世以及资产阶级新学变法图强的思想已经灌输到他的脑海里了。但这个时期，并未真正形成其稳固的世界观。19岁以前的李叔同，基本上处于自然状态中。受情感支配的物质享受和朦胧的政治意识，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他锦衣纨袴，豪华俊昳，有一妻两妾，而且风流倜傥，恋名妓，捧坤伶，交好于歌郎，是一个典型的浊世公子。但是父亲的早丧，社会的动荡，在他心中留下了一片阴影。尤其是戊戌变法和广州起义的失败，把他心中已经升起的政治热情无情地浇灭了。《二十自述诗叙》中“木替花荣，驹隙一瞬……江关庾信，花鸟杜陵”，便是他的劫后感慨，是对他以前醉生梦死生活的否定。家庭和社会的变故，使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所造成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落差，使他的心理第一次失去平衡，使他对自然状态下的“我”，有一种“益增渐恧”的感情。他决心从情感的支配中挣脱出来，把个人情趣同社会责任在艺术的领域中和谐地统一起来。

这是社会条件迫使他所做的第一次选择。

而社会的文化背景决定他必须选择文化救国，复活国民已死之心，即改造国民性的道路。

他个人的审美情趣驱使他选择了艺术救国济民的途径。

“愿将天上长生药，医尽人间短命花。”⁽¹⁵³⁾“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¹⁵⁴⁾“太平歌舞且抛却，来向神州忾陆沉。”⁽¹⁵⁵⁾这些诗句集中表现了这一思想上的升华。他要唤醒那在遍地胡尘中犹作太平歌舞的艺术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振兴民气，挽救民族的危亡。在他看来，艺术与文明、进步关系至大，他是把艺术和审美作为人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对待的。因而，他欲作艺术界改良之先导，以艺术为武器，以“人道主义为宗趣”⁽¹⁵⁶⁾，实现他唤起东方睡狮的抱负。所以在其后的20年中，他所作的诗文，尽管凄婉绮丽，少有慷慨激昂的言词，但字里行间充满了“黍离麦秀”、“杜鹃泣血”之类的思古幽情，爱国热泪，痛感国破家亡之哀思，以及以身殉道的献身精神。

做为一名艺术家和教育家，李叔同可以称得上才华横溢、蜚声四著了。绘画、音乐、书法、诗词歌赋，无所不能，靡不精妙。他还通四国文字，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家。而且他性情恬淡，在艺术领域中，具有一种原创能力的特殊素质和个人魅力，即韦伯所谓的“奇理斯玛权威”(Charisma)，所以人们对他是完全心悦诚服的。做为个人，应该是心满意足了。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生活目的不是个人欲求的满足，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开示众生见正道”，“但愿众生得离苦”才是他的生命追求。我们说第一次转变是客观条件的迫使和个人情感上的选择，那么第二次转变，即由审美和艺术领域向道德宗教领域转化，则是他心理素质的驱使和理智思考的结果。

席勒把康德哲学运用到美学上，并使之同自己的艺术理想结合在一起，在艺术和审美领域中，追求人性的完美。李叔同也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生划分为自然、审美和艺术以及道德和宗教三个层次，与此相应的则是对物质、精神和灵魂追求的三个阶段。但和席勒不同的是，他否认审美艺术状态是人性最完美的发展，他思想上儒和佛的两个方面都排斥这种观念。他要追求一种无我的境界，因而还强调社会的责任感。既然审美和艺术领域仅仅是人摆脱自然力量的“自由境界”，那就不应当停留在那里，它在人性发展的道路上尽管是重要的，但毕竟只是一个阶段。所以他要在更高的领域中去控制，去驾驭自然，同时也驾驭自然品格。这就促使他的思想再一次升华，而这次升华的基础便是他思想中原已潜移默化的悲天悯人、无常无我的佛教意识。

1912年7月，李叔同西湖旧地重游，一时间抚今追昔，触景伤情，赋《西湖夜游记》:“岁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离，死者不作……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吾生渺茫，可唏然感矣。”这种油然而起的“人生无常”、“万般归空”的思想，原本是他文化观念的一部分，但这里已从宗教哲学的意义上注意到人的“魂魄”了。

1922年，李叔同在给其侄儿李麟玉的一封信中，回忆了他出家前的思想情况。他说他做教育工作已经8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可做一结束。戊午年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并说“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出家决非一时冲动，毅然割断尘缘，而是经过至少半年的深思熟虑所做的理性决定。他不再满足于用艺术形象来表现或显示自己的理想，而要在本质上揭示探讨人生的究竟、灵魂的来源和宇宙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第一次转变，是形式上外在的超越，而第二次转变则是在思想深处的内在超越，即其自心以及自心内存在的佛性(即人性)对自然、对艺术、对一切客观真实的超越。

从物质到精神，又从精神到灵魂(本质是超越生存的意识)的三个层次是李叔同哲学思想在其人生实践中的体现，他那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也是脚踏实地的行动。他认为“八苦为八师”，“种种恶逆境界，看作真实受益之处”⁽¹⁵⁷⁾，故摒弃一切物质上的享受，布衣草履，寒不过三衣;过午不食，严持佛教戒律。他也不满足于精神欲望的实现，而要在灵魂深处实现“灵化”，要做到“悲智具足”。就是说，不仅要“悲心深切”，而且要“勤求智慧”;要“以冰霜之操自励”，还要“以穹窿之量容人”，才能够“断诸分别，舍诸执著”。一句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才是他思想上追求的最高层次。流血殉教，救国必须念佛，才是他出家的真实意图。“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在艺术领域中绚极一时的李叔同，为了开示众生，抛妻别子，割情断爱，舍其身命，以其全部智慧，收集、整理佛典，著书立说，兴办学堂，云游四方，普及宣传戒、定、慧三学，在淡泊宁静的佛门圣地，开始了宗教哲学的研究和实践。

丰子恺在后来参拜南普陀寺时，会集唐人诗句，为佛教养正院书写一联:

须知诸相皆非相，

能使无情尽有情。

他在回忆李叔同时解释说，此联“很可表明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的意义。”⁽¹⁵⁸⁾艺术家看见花笑，听见鸟语，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把自然当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再进一步便是“万法从心”，“心佛众生不二”，“诸相非相”，“物我两忘”的佛家真如之境了。而且李叔同教人也常引用儒家语:“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表明了他的价值取向，也是他由艺术转向宗教的理论依据。所有这些话对于理解李叔同何以由一个博学多才，誉满寰中，且受西方文明熏陶的艺术大师，一变而为依律持戒，在古佛青灯旁以著述业终其一生的律宗大师，也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