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的异质

由于中外历史渊源不同，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导致文化背景的异质。对于Feminism这个来自西方的外来语，李小江提道，译成中文，早先我们说它是“女权主义”，然后说是“女性主义”，我注意到，但凡说到西方，总说它是女权主义；但只要涉及到我们这片土地，它又变成了女性主义，温和了许多，文化了许多。^[38]在西方的Feminism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被译作女权主义，后来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了缓慢而又不易觉察的演变。对此，陈志红曾经提到过，《第二性》中文版问世至今已多年，而“女权主义”这株异域奇葩在中国也已渐渐演变成为“女性主义”，至于其间所需要的历史文化过程，则被悄然地模糊和省略掉了。^[39]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并不只是简单的用词不同，这反映了中外文化背景的异质。

在西方，男女两性别是对立的。男性以统治者的身份剥削、压迫女性，漠视女性的不平等境遇。对此，女性进行轰轰烈烈的声讨、反抗和斗争。西方女性和从宗教神权中解放出来的男性针锋相对，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她们在和父权制抗争的同时，还要和不同形式的反女权思想进行斗争。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体现出来的是西方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对真理的执着探索精神。她们没有受到过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天赋人权，追求在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上具有和男子相同的权利的主体意识比较鲜明和强烈。

而在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和而不同”，“修睦讲和”，追求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阴阳协调，讲究孝道。这些传统文化背景使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要比受宗教教义束缚的西方女性高一些，也比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女性地位高。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和特定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中国女性温婉、容忍、顾全大局不具有攻击性的特质，与西方人文主义及女权主义所具有的内涵大不相同。同时，“相夫教子”和“夫为妻纲”使中国女性长期以来受到女子不能抛头露面的封建思想束缚，使得她们对男性非常依赖，附属性很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中的精英分子秋瑾、何香凝等虽然遵循了“去依赖”、“尽义务”和“增能力”的思想，但在后来革命的时候，则是极大地偏向于尽义务了，一直没能够彻底去除掉这种对男性的依赖。孙中山先生曾告诫女性解放要靠自己：“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40]。不论是中国社会中的男权意识还是女性骨子里的男尊女卑潜意识，都是千百年来已浸润在中国妇女血脉中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中国女性缺少主体性的重要因素。这种传统文化使中国女性在寻求自身解放的过程中，从未将男性当作斗争的对象。而西方的女权主义，曾经一度被中国女性看成是文化殖民主义，被当做文化霸权而遭到怀疑和排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女权主义与我们中华民族复杂的文化背景难以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