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马克思在“大历史”视野中探索属“人”的生活世界的生态性

马克思揭示生存生态学对于理解和揭秘生活世界的生态性的历史观意义、生存论意义，表达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真正的人类学应当是生存生态性的人类学。人们知道，马克思在1858年前后写下了一个《人类学笔记》，即《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史称“马克思第二研究时期的人类学研究”，是探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演变及其特征问题，比如，地租的生成规律及其系统性、所有制排列的规律性特征等，都构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内容。虽然笔记的内容、视界在客观上超越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但是马克思此时此地似乎还没有受到《笔记》的人类学意向的巨大干扰；相反却始终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中把《笔记》的主题和内容转化为自己的“在手性”研究。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这些《笔记》的人类学意向却影响了19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尤其在阅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后，马克思投入了巨大热情钻研人类学。晚年马克思为什么在繁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活动中穿插“人类学”研究？是不是晚年马克思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不是！难道是马克思为“在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寻找后继资源？也不是！或者像一些学者所说为历史唯物主义作进一步论证？更不是！对于这一现象，学界有过唯一的共识是：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转向”不是偶然的，可是共识本身并不是谜底。而我们认为，如果选择生存生态学思想为新的落脚点，那么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转向”之谜或许不难理解。

一般说来，晚年马克思“人类学转向”建立于《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一书摘要》、《梅恩的〈古代社会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和《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农村〉一书摘要》5部手稿，实际上，它们是马克思为了进一步写作而做的准备材料。这些读书札记说明了什么？是晚年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人类学研究？还是晚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试图实施某个“转向”，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穿插一定程度的人类学？我们认为，前一种转向是外在的，不符合马克思思想逻辑的直接语境走向，因为马克思此时此地仍然奋战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如果要马克思放下为之奋斗一生的未完成的事业而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主题，这不可能；而后一种转向则是内在的，似乎也是可能的，理由是，晚年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二、三卷时作了更广阔且深入的考察。他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是经济学的批判（虽然使用了经济学话语和论题），就主题而言，是社会批判，是人类生存危机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形态的探讨，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共产主义的批判，都要服从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主题研究。我们认为，与其说这后一种转向是穿插式的，不如说是第二重逻辑。换言之，在晚年马克思思想中，第一重逻辑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重逻辑则是生存生态学批判。

马克思在晚年的研究中不存在那种游离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作为依附性探索的“人类学转向”。放眼历史，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未知领域，我们需要一个生存生态学思想。然而人类学却把人类的发展历史看成人的进化史：一种路径是从生物学原理揭示人类从动物界、自然界分离出来成为智能人的生成过程和规律性，另一种路径是从民族学原理揭示人类经历氏族、部落、家庭、阶级、国家、社会的生成过程和史前社会的特征。人类学的长处在于把人的生命活动理解为一个物种的活动、类的特性，同时这也是它的短处。人类学视野缺少马克思生存生态学思想的优势，没有一个总体性视野和“革命的实践观”视野，对于人的考察，它没有建立起总问题和对象性思维。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一切历史的发生是有机的自然过程，从史前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现代的工业文明，无不显示出历史的生存生态学特征。也许正是这一认识，促成马克思在19世纪80年代给查苏里奇的信中明确提出：“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49]又说：“正由于这个原因‘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由于同样原因，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50]由此也可以说，“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51]。或者说，“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52]。

这些都是马克思在最后岁月中显性地界说人的生存与发展（或人的解放）史的生态性的变化特征。由于马克思一直基于社会实践、巨大历史感和人类共同体思维，因而出现在晚年理论中的生存生态学思想远远地超越了作为经验科学的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生态观，也超越了同样是经验科学的人类学视野。人类以一种生态方式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既不以纯生物的，也不以纯文化的方式。人类，作为生态人，是富有感性活动的人，是社会生态共同体的人，是“社会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