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理论创新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的是人类各种社会生产关系，阐明的是人类各个社会支配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和消费的规律。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探讨是实现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

1844年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认识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1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进一步指出，要用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这两个因素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伊始，就意识到这门科学所包含的强烈的社会性质，就力图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剖析，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首先，他们已透彻地理解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运动整体之间的系统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把“社会关系”看做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的同义语，提出“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13]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私有制内涵的探讨中明确了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14]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也多次提到与社会生产关系有同等意义的所有制概念。

第三，在明确了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内在联系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切内涵。即如马克思后来所概括的：“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15]

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

第一，对社会运动整体的系统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社会运动整体的系统关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原生”关系，国家形式、法的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是“非原生”，或者“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关系。物质生产决定艺术生产的发展，决定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发展等等。但是，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并不排除艺术和文学这样一些上层建筑要素的相对独立性。马克思以古希腊的艺术和莎士比亚的创作为例，说明艺术的兴盛并不是必然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完全一致的，这是由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的。不能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简单化。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表现在：“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6]

马克思所构思的社会运动的基本动态模型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7]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还没有在旧的社会形态中成熟以前，是不会产生的。

第二，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即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入分析。在马克思以前，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已研究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范畴，但是，他们的研究严重脱离了社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前提，把这些原本反映社会生产关系局部环节的范畴，看做是一般的自然关系。因此，他们的研究存在两个基本的错误倾向：一是把这些范畴并列起来，使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变为一个无序列的非历史过程；二是把这些范畴割裂开来，使社会经济运动过程成为各环节互不相干的孤立过程。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明确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物质生产都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也就是说，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即都表现为劳动者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式，以适合人们某种需要的过程，即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但在任何条件下，生产又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才能同自然界进行斗争。^[18]

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生产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任何社会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总是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分配是社会产品分归社会或国家、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它包括作为生产条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以及作为生产结果的产品的分配。交换是人们相互交换活动或交换劳动产品的过程，它包括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以及一般产品和商品的交换。消费是人们使用物质资料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过程，它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9]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20]

第三，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在确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就提出：他要研究的是“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21]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2]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实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社会结构必然被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资本论》所研究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一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特殊结合的性质。因此，《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就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全过程的生产关系。

与研究对象相关，《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即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本身，而且还要结合与这一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力，要结合与这一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中，虽然不能改变或取消这些规律本身，逆转它们的趋势，但在认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之后，还是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过渡时，缩短或减轻其所造成的种种痛苦。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如唯物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等作了探讨和运用。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还和它正相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它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外界存在的东西都是观念的产物。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则在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质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运用唯物辩证法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肯定的理解中，也同时包含着对它否定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探索中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在理论的逻辑结构中再现现实经济运动的方法，也即运用经济范畴、概念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各个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范畴的简单规定性和复杂规定性之间的关系；抽象上升到具体则是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23]《资本论》从商品上升到货币、从货币上升到资本，从剩余价值上升到利润、从利润上升到平均利润、从平均利润上升到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从价值上升到生产价格等逻辑过程的考察，就是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充分体现。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研究方法就是在占有大量的经济生活实际资料基础上，运用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抽象力，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出经济过程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作出探索，“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4]叙述是把研究的结果用一定的方法在理论上再现出来。“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5]因此，即抽象上升到具体。这里的“抽象”作为起点，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具体”则是在简单的经济范畴的转化过程中展开的经济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实质上表现为经济范畴之间简单规定性与复杂规定性的转换关系。正是这种经济范畴由简单规定性上升到复杂规定性的过程，体现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对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的研究，以及以《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揭示，正是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