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科学探索的崎岖道路

马克思大学期间学的是法学，之后又致力于研究历史学和哲学。1843年，马克思才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对现实社会研究和理解的需要，是推动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首要的原因。1842～1843年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第一次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时，莱茵省议会根据资产阶级和贵族议员们的要求，通过了所谓的“林木盗窃法”。这项法律把贫民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拾取枯树枝的习惯权利，说成是盗窃行为，要予以严惩。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只能从法学和哲学的角度对这一侵犯贫民阶级物质利益的法律进行抨击。过后不久，马克思又遇到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因贫困而破产的经济问题。他认为，农民的贫困破产并不在于自然条件和个别官吏的失职，而在于整个国家制度。整个国家制度是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决定的。但由于马克思不懂政治经济学，因而无力对这种“客观关系”即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作出深入的剖析。

其次，在与奥格斯堡保守派报纸《总汇报》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中，马克思深感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共产主义思潮的产生及其性质作出探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在对西欧工人运动实际状况的考察中，已经看到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不具有“现实性”。他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种种“实际经验”，主张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他反对对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的理论著作“妄加评判”，反对那些根据肤浅的、片面的想象而作出的批判，主张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基础上作出科学的批判。对科学理论的追求，促使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第三，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发展，要求他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去。在1843年对历史的研究中，马克思搞清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理解“市民社会”，进而理解包括国家和法的关系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发点。

从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科学探索的崎岖道路。他当时在巴黎，首先研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其中既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也包括当时正活跃在欧洲经济学界的弗·李斯特、约·雷·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马克思还认真研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1845年11月离开巴黎前夕，马克思已写了7本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史、政治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笔记。这些笔记现在被称做《巴黎笔记》。

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尝试。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后，进一步钻研了大量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史文献。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他写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涉及或专门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著）、《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

1849年8月，马克思移居伦敦后，一方面继续从事共产主义同盟领导机关的重新组建工作，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着手对政治经济学理论重新研究，以实现他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夙愿。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伦敦又是当时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和世界金融的中心，是观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有利的地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也使英国17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像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一些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1823年李嘉图逝世后，围绕着斯密、李嘉图学说展开的热烈的理论争鸣，预示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心。

从1850年8月开始，马克思利用大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资料，再次研读了可能发现的所有重要的经济学文献。到1853年底（其中主要是1851年），马克思已写了包括24个笔记本的读书笔记。这些读书笔记除了对经济学文献的摘录外，还包括一些评论、注释和相对独立的短篇杂感。这些笔记现在被称为《伦敦笔记》。从《巴黎笔记》到《伦敦笔记》，生动地说明马克思是在与当时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的“对话”中，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理论研究的新起点的。

1852年底，马克思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多是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突出的政治经济事件的。这对马克思熟悉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和面临的新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1843年到1848年，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经过近5年的潜心研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

首先，马克思运用由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得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重要结论。他从社会总体结构中，分离出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特定的研究层次，认为构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因此，“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

其次，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范畴作了初步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指出，在私有制经济中，商品、货币这些范畴只不过是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的表现形式。商品交换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产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只是商品私有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在货币中，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的颠倒和混淆，实质上是由“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所决定的。在对商品、货币范畴的初步研究中，马克思摒弃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忽视商品、货币范畴社会关系性质的错误观点。他还认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成为“廉价的商品”是由于“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是由于“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3]这一论述显露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思想萌芽。从商品范畴到劳动力商品范畴、再到剩余价值、利润范畴思想线索得到初步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内在联系已初露端倪。

再次，马克思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质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利润和工资范畴作了初步分析。马克思区分了资本和资金，他认为“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4]马克思还证明，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工资和利润的对立是资本对工人劳动占有、奴役和剥夺的结果。资本是以雇佣劳动的存在为前提的，是通过对工人劳动的占有和剥削而积累起来的。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他还初步揭示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系。他认为，生产资本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随着资本的增加和资产对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业者，另一方面又使大批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人被驱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因此，“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5]

从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下了一系列的经济学手稿，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一场革命。这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现在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是马克思自1843年以后的15年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光辉结晶。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问题作了科学论述。手稿中的这些论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形成。手稿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因而手稿也是探索马克思理论整体结构的内在联系的重要文献。

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决定按“六册结构计划”分册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册结构计划”是包括以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为主题的六册著作的写作计划。马克思把前三册看做是他全部著作的主要部分，因为这三册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三个基本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对商品和货币理论第一次作了详尽而系统的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即在家给几十个经过挑选的工人讲解政治经济学，希望政治经济学理论尽早地为工人阶级所掌握。同时，马克思也着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写作。

1861年8月，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续”为标题，开始写作“资本”章。但是，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不断地接触和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以至“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6]这样，到1863年7月，马克思实际完成的是一部包括23个笔记本的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手稿。这部手稿现在被称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周详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并在更深的层次上，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作了论述。

在这部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标题最显著地证明：资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理论史批判之间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之后不久，马克思又对《资本论》四册（卷）的主题作了说明。这就是：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4册理论史。

1863年8月到1865年底，马克思以《资本论》为标题，撰写了有关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一系列手稿。这些手稿为马克思最后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为恩格斯以后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866年1月1日，马克思开始为《资本论》第一卷作最后的润色和誊写工作。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终于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7]

《资本论》是马克思在长期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掌握大量的实际资料和思想材料、批判地吸收和发展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英、法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不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还是在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上，《资本论》都占有显著的地位。《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层层分析，最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彻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客观必然性。《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在《资本论》中，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资本论》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这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8]《资本论》对国际工人运动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9]

1867年以后，马克思继续为《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和翻译（特别是法文版的翻译）花费了艰巨的劳动。1871年到1873年间，《资本论》第一卷第2版分9个分册出版。和第一版相比，第2版不仅在篇章结构上作了变动，而且在马克思的论述上也作了修改。1872年9月到1875年11月，经由马克思本人修订、校改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也分册出版了。法文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而且有许多问题阐述得更加完善，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修改和补充说明，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论》中得出的理论看做是“终极真理”。相反，马克思总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他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自己的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也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创作付出了极大辛苦。1870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写了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7个手稿，这些手稿成为恩格斯后来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的最重要的根据。马克思还就《资本论》第三卷中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等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还十分注重前资本主义和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马克思做了大量的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演化问题的笔记。这些笔记对古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结构问题，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质及其特殊发展道路问题作了研究。马克思也结合无产阶级的实践，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一般性质作了科学的预测。1872年，在第一国际曼彻斯特支部讨论土地纲领问题时，马克思专门撰写了《论土地国有化》一文，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不同形式作了论述。两年以后，马克思还就“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10]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未来社会所有制变革中的阶段性和公有制形式多样性的问题。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作了周详的分析。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还对未来社会生产的有计划形式作了论析。他认为，共产主义公有制经济与资本私有制经济的对立，在经济形式上表现为，“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11]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特征的理论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