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之所以能够使中国革命为之焕然一新，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革命终于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还在于中国革命从此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焕然一新的重要表现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国民革命的兴起及其胜利发展，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的新三民主义又是在相当的程度上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接受、采纳。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指明东方落后国家所开展的民族革命运动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种民主革命已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革命范畴，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范畴。列宁指出:“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37]第二，强调东方国家革命的任务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谋求各被压迫国家的解放。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扼下解放出来。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应结成紧密的联盟，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第三，论述了革命动力与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问题。列宁认为最重要最基本的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进行区别，强调把中国人口最基本的群众——农民吸引到这场斗争中来的必要性。同时，要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只要资产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派，就应该同他们达成临时协议甚至结成联盟。

从中共成立前后至大革命失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传入及其被中国人所接受。“提纲”的基本精神在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8月)结束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获得会议的文件。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唯一做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世界大会的讨论和提纲。1922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发表了题为《第三国际对民族殖民地所采取的原则》的译文，进一步介绍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同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中心议题是贯彻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会议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当前最大的敌人，因此，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外国压迫下和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为此，就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在列宁的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始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胜利。正如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中所指出:“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38]

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是第一次国共形成的标志，会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族一律平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宣言中还说:“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

关于民权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在间接民权之外，还实行直接民权。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指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不同，只求所以适合于当时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关于民生主义，宣言指出，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的最要之原则有二: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其具体内容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议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39]

国民党一大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的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表明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政纲，它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原则是一致的，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不仅使国民党在理论、纲领方面制定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的时代内容，也使国民党的组织由于共产党人的参加而注入了新鲜血液，焕发出了青春和活力。同时，使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孙中山之所以接受苏联和中共的帮助而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组织涣散，缺乏一个革命政党所应有的战斗力。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周恩来说:“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40]事实上，经过两年的努力，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临时省党部。共产党之所以有这种能力，主要在于共产党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组织起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

国民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是与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密不可分的，其战斗力的高涨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在军队建设上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的一个突出特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思想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制定了《战时宣传大纲》，规定学生要学用结合，要有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要严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等等。在学校开设的思想政治课中，以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主，其中《社会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史》、《帝国主义》等课程，都是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进行革命理论教育的课程。以后，这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推广到其他国民革命军中，大大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当然，由于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概念的提法不够准确。概念使用的正确与否，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实效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传播的时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社会形态”等若干至关重要的概念的使用上存在不够准确之处，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内涵的理解和掌握。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内容，对其中若干概念的准确表述直接影响对其内容的正确理解。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将剩余价值学说表述为“余工余值说”，相应地将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分别表述为“余工”、“余值”。这个问题至1922年陈独秀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文，才得到解决，用“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取代了李大钊所用的“余工”、“余值”的提法。阶级斗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最基本的问题。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等文中将其表述为“阶级竞争”，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将有所进步，但也只是表述为“阶级争斗”，与后来使用的“阶级斗争”这一科学术语尚有差距。在阐述唯物史观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表述为“社会制度”，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表述为“社会组织”。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原理的理解不够准确。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上的偏差是多方面的，即使对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的最伟大的两个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也是如此。如，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孔道西开创的，理由是，孔道西“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41]李大钊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解决剩余价值理论与平均利润率的矛盾，他说:“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42]而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已经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解决了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的问题。^[43]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原理的理解有教条化倾向，这在三次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及对其他思潮的批判中表现明显。通过论战和理论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之一，但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及对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时，往往是重复马克思的几条基本原理，缺乏深刻的理论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步相对较晚，时间仓促。传播的时间短，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期，没有能出现普列汉诺夫那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也使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能读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及其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数量不多，进而影响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设想:如果李大钊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能读到恩格斯1883年3月《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不至于认为唯物史观是由孔道西开创的。

第二，传播者自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要完成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化过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到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也是逐步克服旧民主主义思想及改良主义等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李大钊在开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一方面传播阶级斗争学说，一方面还在调和阶级斗争与互助论的关系，他指出:“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44]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还不同程度地残留旧思想的痕迹，这种情况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与此相适应，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要有一个由不够准确、不成熟到比较准确、成熟的过程。因为理论的传播并不是对理论内容本身的简单移植，传播主体的立场观点、理论水平必然要融合进所传播的理论之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不足之处，给中国革命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在中国，由于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太仓促，使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在俄国，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发表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到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共有20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时间。^[45]而在中国，从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开始，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有3年的时间。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不足，也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原因之一。这些局限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难以避免的，不能苛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即做到完善无缺陷，这些弱点在中国共产党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得到了克服。

【注释】

[1]《〈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页。

[3]《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242页。

[4]《马克思还原》，《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5]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314页。

[6]《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7页。

[7]《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

[8]《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2页。

[9]《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7页。

[10]《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

[11]唐宝林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12]王守常:《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13]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2页。

[14]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9－580页。

[15]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1页。

[16]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3页。

[17]周子东:《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18]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9－590页。

[19]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0页。

[20]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1页。

[21]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3页。

[22]范小芳:《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23]有的学者考证该期的实际出版时间是1919年9月，参见刘雄:《一个必要的考据》，《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

[24]《〈每周评论〉发刊词》，《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

[25]《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610页。

[26]《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27]《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8]《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0页。

[29]《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318页。

[30]《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31]《工人国际运动略史》，《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0页。

[32]《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1页。

[33]《再论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34]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激扬文字:中共建党时期诗文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35]《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36]《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页。

[37]《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3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39]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2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1页。

[4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13页。

[41]《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42]《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43]刘佩弦:《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44]《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9页。

[45]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8－8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