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革命，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 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个罢工斗争的高潮， 虽然这期间也取得了几次罢工斗争的胜利， 但最终还是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残酷镇压下去。 这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 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 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 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但由于主、 客观方面的原因， 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不得不使共产党人深思： 中国革命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走不通， 为什么同资产阶级联盟也走不通？ 如何继续革命？ 这些在实际斗争中遇到的问题， 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 依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 独创性地加以解决。 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 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上， 展开了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在实践上， “八七” 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标志着党的工作中心有所转变， 但这种转变还带有明显的被动应变色彩， 还不是理智的、自觉的选择， 因为这次会议仍然确定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作为党的 “基本工作”， 其结果造成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等相继受挫。 中国革命的实践再次证明， 坚持 “城市中心论” 是行不通的， 既然行不通， 这就要求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向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 所以， 当秋收起义遭到挫折、 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现时，毛泽东便当机立断地率领部队开向井冈山， 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理论上，为了回答当时党内外和军队中对这条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疑问， 1928—1930年， 毛泽东相继写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反对本本主义》 等文章。

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一、 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一系列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包括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 民主革命的影响、 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等，也包括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共产党组织的建设等。 其实质是指出中国革命首先到哪里和通过什么方式站住脚的问题。

二、 提出了 “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

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把武装斗争、 土地革命、 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

三、 提出了党的工作应 “以乡村为中心” 的战略思想

其实质是指出党在长时期内以什么为工作重点的问题。 为了强调 “有根据地、 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 深入土地革命的， 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文中一连用了四个 “必须这样”， 即 “必须这样， 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 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 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 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 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 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 必须这样， 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2]对此， 周恩来说： “毛泽东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 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 实行武装割据， 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13]

四、 提出了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措施， 包括制定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 要更好地发掘政府的作用等

抗战爆发后， 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城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对中国革命道路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 1938年， 毛泽东在 《战争和战略问题》 一文中明确指出， 在中国这样一个内 “无议会可以利用， 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 外无民族独立的国家里， 共产党的任务， “基本上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 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 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4]由此，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就在理论上阐明了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农村革命政权在反革命政权包围中发生、 坚持和发展的规律， 解决了在中国无产阶级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问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