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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问题

时间:2022-12-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开创性的革命实践运动, 需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导。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致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 把 《反对本本主义》 中提出的思想路线问题和当时的军事问题相结合, 使之具体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开创性的革命实践运动, 需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导。 思想路线, 亦称认识路线, 指的是人们的认识所遵循的方向、 途径、 原则和方法。 只有思想路线端正了, 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胜各种困难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在其筹建的初期就确定了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但在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上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 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致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1927年, 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支持下, 提出“不断革命” 的口号, 指示各地不管时机是否成熟, 尽力开展暴动, 导致数百次向城市中心区进军的武装暴动失败, 党的力量遭到较大损失。 1930年,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的李立三认为, 既然俄国十月革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那么中国革命不把重点放在城市而放在农村, 走 “以乡村包围城市” 的道路就是 “绝对错误” 的。 在他的领导下, 党中央制订了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 将党、 青年团、 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 这一套 “左” 倾冒险主义政策在全国推行的结果是使党的组织遭到破坏, 红军遭受重大伤亡。 李立三 “左” 倾错误结束后, 比它更严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 “左” 倾路线又粉墨登场。 王明是以反对李立三的面孔出现的, 但他对李立三的批判不是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为标准, 而是以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为依据。 从反对资产阶级这一立场出发, 王明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予理睬, 对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也十分漠然, 总想照搬俄国革命的道路, 在中心城市取得突破, 从而迅速夺得革命的胜利。 在王明 “左” 倾错误控制中央的4年间 (1931.1—1935.1), 中共和红军的损失比前两次 “左” 倾更大, 中共党员从30万减少到几万, 红军从30万人减少为到陕北时的3万人, 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

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些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现象, 毛泽东是认识最早和最深刻的人。1930年, 他在指导革命根据地干部怎样做社会调查的一篇文章 《调查工作》 即《反对本本主义》 中, 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后来他多次强调和补充这一论断。1931年4月, 他在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中指出:“我们的口号是: 一, 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注重实际调查, 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 由此取得解决问题和领导革命的发言权, 这是毛泽东获得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 仅在发表 《反对本本主义》 的当年即1930年, 毛泽东就亲自作了寻乌调查、 兴国调查、 东塘调查和木口村调查。 通过这些实际调查, 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根据地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 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偏差, 明确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正确办法。 除了倡导调查研究以外, 《反对本本主义》 还是毛泽东许多重要思想的发源地。

《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虽然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严格的理论论证, 因而这条思想路线不但没有为当时的党中央所接受, 反而遭到了错误的指责。 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 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 葬送了在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把中国革命引入了死胡同, 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 “左” 倾路线以后,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 在1936年和1937年写下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实践论》、 《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 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 把 《反对本本主义》 中提出的思想路线问题和当时的军事问题相结合, 使之具体化。 提出要反对在研究战争中从一般原则出发, 照搬苏联经验以及抄用北伐战争经验的做法, 主张应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 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 认为多打胜仗的关键 “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结合起来”。 这篇著作, 实际上是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的先导, 而 《实践论》 和《矛盾论》 这两篇著作则揭示了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为全党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所以, 在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中虽未使用 “实事求是” 这个概念,但其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为了彻底肃清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 我们党于1942年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 其中心点就是深入总结党的经验教训。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 毛泽东先后作了 《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 和 《反对党八股》 三个报告,成为整风运动的三个基本文献。 在这三个基本文献中, 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路线, 并把实事求是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高度, 赋予它科学的含义和理论形态。 以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果为基础, 1945年4月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这次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终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这就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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