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珍重为教育主题

第四节　以个性解放、生命珍重为教育主题

用夏侯玄的话说，当时的社会是“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陂”，这是当时人对社会环境的生活感受，显然是一派怅然心理，所以活跃在士人中或民间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其主调是对外在的权威的质疑与内在的人格的觉醒，所追求的是个性的解放、生命的珍重、人格的理想。

一、呼唤人的个性解放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道德教育意识中更关注的不是政治层面，而是人生层面，其目标不在政治变革上，而在人的个性解放上，追求的是从政治与礼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生的价值。曹操作为一代枭雄，竟也咏叹“天地间，人为贵”。人的被发现，人的自我觉醒，是这个时代思想道德意识传播中的一大亮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认为，在思想道德教育中不应灌输经典，而应解放个性，冲破经典束缚的沉闷空气，寻求自然人性的复归。玄学思想之所以盛传于社会，因为其所追求的是个性解放、个体价值，所崇尚的是任性率真、不拘小节、人格独立，受到社会的积极回应。当时享有社会很高声誉的士人多思想开放，胸怀坦荡，个性鲜明。《世说新语》说嵇康“傲世不羁”，《三国志》说嵇康“旷达不群，高亮任性”，《晋书》说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晋书》说郭象“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嵇康曾描述了他的理想个性，“言无苟讳，而行无苟隐；不以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忠感明天子，而笃信乎万民；寄胸怀于八荒，垂坦荡以永日”（《难自然好学论》）。所崇尚的是，做人无讳无隐，无矜无系，无好无恶，体清神正，笃信万民，坦荡八荒，也即拒绝任何对个性的约束。郭象宣扬“物任其性”即“逍遥”（《逍遥游注》），“率性而动”即“无为”（《天道注》）。王弼解释老子《道德经》中说：“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人虽大，以虚为主。”（《老子注》38章）魏晋风度、竹林贤士是个性张扬的极致，口放狂言，惊世骇俗，任性而行，不拘礼节，蔑视权贵，放浪形骸，为中国后来的士人风度奠定了基础。传统士人那种温柔敦厚，群体意识，渐渐消解，张扬个性成为时尚，逐渐从重志向重情转化，他们沉吟于世人皆醉我独醒之中，在名教与自然的搏斗之中自我深化、自我超越。这种寻求个性解放的意识显然存有政治不合作意识、不信任情绪，但不是政治对抗，而只是政治回避，因此能在社会上迅速扩散开来，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思想氛围。

二、呼唤理想人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中理想人格意识成为核心理念，曹魏时期追求的是事功人格，两晋时期崇尚的是张扬个性人格与保全自我人格，更多的是恃才自负情怀，南北朝时期向往的是自觉觉他人格。理想人格追求成为那个时代的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一道特别风景线。

曹魏时期曹氏父子竭力倡导建功立业的人格，具有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追求“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不朽人生，“不肯以七尺一棺毕其生死”。建安士人一怀忧患意识酿就的悲壮情怀，苍劲健朗，慷慨多气，具有开阔的天下胸襟，在其政治生活与文章事业中所透露的是强烈的救时之志。

对那个时代影响更大的是玄学思潮中的人格理想，似道家的隐者人格，却具体为“大人”人格，是生命意义的自我追寻，是人格价值的自我觉醒，把内圣外王改造为内道外儒，虽可说是儒家人格理想的蜕变，却是儒道人格追求的贯通。阮籍《大人先生传》中描述得很具体，“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聚散，不常其形”。大人“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急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隤，魁然独存，自以为能。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自好者非之，无识者怪之，不知其变化之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由此可见其理想人格是，具有“万里一步”、“千岁一朝”的跨时空性的生存气魄与思维方式，不以世俗的“非之”“怪之”而轻易改变自己，坚持“逍遥浮世，与道俱成”、“与造化推移”、“与世不同”的独立人格，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的觉醒。与此同时，还有诸多的关于至人、圣人的人格追求，都可看出魏晋玄学家所仰的是老庄真人、神人人格之遗风、余韵，其实也不尽然，还具有其时代色彩。一种是伟岸自信的狂放型人格，他们纵辔骋节，望路争驱，竭力张扬个性，秉性刚直，旷达不羁，率性而为，他们飘逸佯狂，恃才任性，有的是情的放歌、志的奔纵，似乎是游戏人生，却透露出内在的深邃与沉重；另一种是在“生命危浅，朝不虑夕”（李密《陈情赋》）的思想心理背景中的保全自我的隐者人格理想。他们以高洁自许，超然物外，流连山林，闲静自处，淡泊人生，澄明心境，不以俗物为累，其实他们都怀有忧思情愫，“心徘徊而踌躇”，隐含着赤子情深，他们不完全是为了全身自保，更是为了保存心灵的一块圣地。可以说是对世事的无奈，也可以说是精神自由的一种追求、一种探索。

其实两晋士人人格存在内在的矛盾性。阮籍不赞赏隐士的生活态度，认为“上古质朴淳厚之道已废，而末枝遗叶并兴。豺虎贪虐，群物无辜，以害为利，殒性亡躯，吾不忍见也，故去而处兹。人不可与为俦，不若与木为邻”。“吾将抗志显高，遂终于斯，禽生而兽死，埋形而遗骨，不复反余之生乎！”阮籍反对悲观的眼光看世界，也反对自卑心理看自身，反对自命清高的名利心重，也反对自比禽兽草木，自贱自轻，他反驳说：“若夫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伊禽生而兽死，尚何显而获荣，悲夫！子之用心也！”（阮籍《大人先生传》）可见玄学的理想人格显示的是一种思想上的积极精神，而不是一种生活上的消极态度，不是为了麻醉自我，而是为了实现自我。

虽然魏晋时期理想人格中有狂有隐之别，有志高而狂放，有守静而不为，但都是追求伟岸自信，不媚俗阿世，逆乎流俗的本真人格，独立人格。正如嵇康《卜疑集》中所说：“文明在中，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所追求的是一种心不染尘的高尚的人格境界。魏晋名士表面上满足于外在的潇洒与内在的安然，实际上沉溺于魏阙、江湖之间的心灵挣扎与精神分裂，难以自拔。由于“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现实生活，一些士人对政治淡漠，甚至竭力回避，因此往往“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发展而为纵欲论，也是一种时代悲剧。

三、呼唤珍重生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道德教育中吟唱的是一曲生命之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疫病，加上政治屠戮，祸福无常，人命如蚁，谁都感受到生命的沉重。曹植《说疫气》中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曹丕在《与吴质书》中也说：“昔年疫疠，亲故多离⁽²⁾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贞），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人们从社会生活中深深地感受了生命的脆弱、生存的艰难。面对肃杀的生活氛围，人们不免频频发出人生几何的哀叹，并从此滋生了生命意识。生命的价值观念，珍重生命成为士人的普遍呼唤，特别是道教，以道为事，其基本教理教义是生命崇拜，其人格目标是得道成仙，其生命价值是长生不死，道教向社会发出珍重生命、保护生命的道德呼唤，并为全社会所接受。

虽然道教也重道德修养，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求玄道，无益也”（《抱朴子·对俗》），这是说道德是长生的前提条件，求长生必须先修德，但道教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重生、贵生，即尊重生命的价值。《抱朴子内篇·释滞》：“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道教爱惜生命，渴望长寿，注重生理卫生与心理健康的教育导引，把长生作为修道的最高目标。《抱朴子·内篇·论仙》中说：“有生之灵，莫过于人”；“天下悠悠，皆为长生也，患于犹豫，故不成耳”；“我命在我不在天”；“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陶弘景也说：“人所贵者，盖贵于生。”（《养性延命录》）这都是说，人最宝贵的是自己的生命，因为人在天地间只有一生，无法重生，而人的生命在于自己，不在于上天；人之生死在于善恶，“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所以要生道合一，生命源于道，要长寿就要道德，不能“恶心”、“恶迹”。这种生命至上意识引起上至帝王、中至知识界精英、下至平民百姓的心理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