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人本意识的共向性教育主题

第三节　张扬人本意识的共向性教育主题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宣扬以人为本、以民为贵意识，相对于天来说强调人本，相对于君来说强调民本，并把它作为天下有道的基本内涵。

一、以推动“一天下”历史进程为教育目标，力倡以德“一民”

天下有道即天下归一，天下无道的主要表征是分裂与混战。国家必须统一，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共识，结束纷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社会的普遍要求，思想道德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四海归一。那时士虽各为其主，但都为了国家统一。梁惠王曾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政治统一才能人心安定。所以思想道德教育要为“一天下”服务，大力宣传大一统思想，向全社会宣扬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的政治理念，寻求以思想统一的努力实现政治统一，这一主题在春秋战国时代是非常鲜明的，也是共向的。在当时的思想教育理论思潮中，是否需要“天下归一”似乎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而如何实现“天下归一”则在思想教育中存在明显的分歧，当时有“以德”、“以力”、“以富”三条思路。荀子认为，“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在一民心基础上的兼并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他说：“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荀子·议兵》）荀子认为，应该“以德兼人”，才能“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人，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荀子·议兵》）。其意思是说，以道德的力量统一天下是上策，天下一统只能建立在以自身的德行去争取民心归附的基础上，“一民”才能“一天下”，万民归心才能天下归一。当时普遍意识到思想归顺是政治统一的基础性条件，管子、商鞅、庄子都以一民为一天下之基，竭力呼唤“一民心”。管子说：“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管子·法法》）真正要王天下就要公诚于国，以一民心。孟子强调：“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才能得天下，只有以民为重，拥有民众，才能天下无敌。

二、以推进政治文明为力点，大力宣扬民本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有识见的思想家、教育家普遍关注上层人的政治素质问题，因此普遍注意以上层人物作为思想宣传的重点对象，大力呼唤统治者尊重民意，关注民生，争取民心，以人为本，以民为贵，治国行政应以民心为上，竭力提高人的社会地位，在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中注进了人文理念、人道意识的清新，拓宽了政治胸襟，提升了政治文明。管子大胆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他还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管子·牧民》）这是政治文明追求的时代呼声。他还说过，“君人者，以百姓为天”；老子也讲“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49章）；孟子面对统治者公然宣告：民为贵，君为轻；荀子则说：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当时的思想家竭力在上层社会倡导“爱民如子”、“视民如子”，这一切都在意于宣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强国追求中的重要价值，把士农工商推到治国大业的重要位置上。当时普遍要求统治者与民同欲，“圣人与民同欲，是以济事”（《左传·成公六年》），并提倡以民心为是非标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对各种害民、虐民行为进行严厉的思想讨伐。可以说人本理念、民本意识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上下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有力地推动了政治文明化的历史进程。

三、以提升道统平衡政统为关键，倡导以道为尊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道德教育者都以道自任，这几乎是很一致的，谁都不会承认自己无道，不尊道。“从道不从君”是士阶层中很有号召力的一句口号，也是他们追慕的人品，也是士阶层的普遍自我标榜。如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荀子“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墨子“为义而不能，必无排其道”（《墨子·贵义》）。《战国策·齐策四》记载了齐宣王见颜斶的史实，提出了一个究竟应在社会上提倡什么样的道德风尚的严肃问题。“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颜斶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道德问题，究竟提倡士人的“慕势”风尚重要，还是提倡为王的“趋士”风尚重要？究竟是提倡人格依附，还是提倡人格尊重？一个健全的社会、有道的天下，应该是上之“趋士”，而非下之“慕势”。这件事的记载与传扬表明了尊道重士正气的有意张扬和对慕势邪风的贬抑。孟子主张“尊其道而忘人之势”，明示道与势的冲突难以避免，弘道济世并非易事，“尊道忘势”还是“枉道从势”是艰难的选择，势存于一时，道存于万世，不妨“抱道忤时”，这不是抗势，而是寻求对势的超越；实在困难则人落得个死守善道也就不错了。宣传以道为尊提升了知识的价值、士人的地位，寻求的是对权力的制约与社会的平衡。

四、以强化社会道德自觉为基础，呼唤人格自重

春秋战国时期，人格提升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目标价值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因此把理想人格的呼唤作为实现天下有道的切入点、社会道德文明的基础，成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脉。《孟子·尽心上》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这说明士人都以自己的道德人格作为推销自己的资本。这个时期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出现了从重圣王人格向重士人人格的转换。圣王人格是民贵君轻人格，其典范是尧舜禹文武周公，但随着封建制的形成，帝王的人格价值意识日渐淡化，而为权威价值意识所取代，执政者的人格信仰被权威追求所淹没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呼唤帝王人格的教育只剩下维护帝王威严的社会教育义务了。与此同时，由于士人队伍的崛起，士人社会地位的提高，道与势的矛盾凸现，士人的人格状态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道”是士人人格的核心，是士人的精神支撑点，其典型的人格范式是君子人格，虽然那时人格理论五花八门，但君子人格却是共同追求。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说：“《左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这说明君子是当时社会上享有很高政治地位与道德声誉的并具有思想学术权威的一类人。《诗经》、《左传》、《周易》都多次提到君子，《诗经》中提到186次，《左传》中提到182次，《周易》中提到128次。可见对具有理想人格的人都可以以君子称之。尽管不同语境中君子一词有不同的内涵，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指有才有德的人。《尚书》中君子是有贵族地位的人。《周易》中君子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君子以独立不惧”，“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中的君子是有知识有善行的人，“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荀子》中的君子是治国中坚，“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认为无君子则“至乱”。君子人格特征是得志则泽民，不得志则修身。那时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立言，“三不朽”是基本的人格目标。在全社会倡导人格自重自修对提升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