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想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应然状态的观念建构，是人们根据其所确立的社会发展的总体价值目标并在对社会生活的实然状态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总是互为条件，因此，作为关于社会生活应然状态的观念建构，任何社会理想都必然浸染着某种人文关怀，都必定这样那样地寄寓着人们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希冀和向往。从历史上看，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构成了各个时代社会理想的核心内容。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属于西方思想史上以理性形式建构的第一个社会理想。从表面上看，柏拉图的社会理想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似乎是不相容的，因为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分工严密的社会。他认为，每个人的天性各不相同，适合于做不同的工作；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性在适当的时间内放弃别的事情，而只从事某一个方面的工作，那么他就能够做得又多又好[1]。因此，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每个人都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能，即天生有统治才能的人专门从事统治，天生有军事才能的人专门从事辅助统治的工作，而天生有体力劳动能力的人则专门从事某种技艺，所有人都各司其职而互不相扰。如果仅仅就此而论，柏拉图社会理想关注的重心确乎在于人的“天性”的充分发展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然而，柏拉图社会理想所包含的这种社会分工论归根到底是为统治者的特权的正义性作论证的，它并非不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只不过是将人的全面发展同样也作为一种特权赋予了统治者。这从柏拉图的教育理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其理想社会中，柏拉图主张对儿童和青年男女普遍进行体育、军事、阅读和写作、神话和诗歌以及数学等方面的教育，并从中选出优秀者，对之进行较高深的科学教育，直到30岁；然后又从中选出最有才能的人，让他们在接受五年论辩术的教育后担负军事统率和国家管理方面的次一级的职务，考验他们到50岁；继之再从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人，对之进行哲学训练，使之成为“哲学王”，并由此造就出最高执政者。这样，柏拉图“理想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是一个具有他所能设想出的多方面杰出才能的、全面发展的人。
如果说柏拉图的社会理想表现出他对奴隶主专制国家的赞誉和留恋，“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马克思语)，那么，近代西方思想家们的社会理想则一般都浸染着资产阶级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与之相应，在近代西方思想家们所建构的理想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已不再是少数统治者拥有的特权，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祉。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宪法规定，在公共事业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所有公民在完成必要的体力劳动后，享有尽可能宽余的时间，用于精神的充实和开拓。乌托邦人认为，这才是人生快乐之所在”。[2]乌托邦人每天只需工作六小时，业余时间都由个人自由支配，但他们不把这种业余时间浪费在放纵无度或游荡懒散上，而是用来学习文化和研究科学或是钻研和提高自己的手艺。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科技的应用大大地减轻了劳动的强度、提高了劳动的效率，人们每天劳动的时间缩短至四小时，“业余时间”比工作时间长得多。在业余时间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或看书学习，包括研究和学习外国的语言、历史、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等，也可以自由地参加各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使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得到充分的发展。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更加自觉地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圣西门设想的“实业制度”就是这一社会理想的体现，他把“实业制度”定义为使一切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全体自由和个体自由的制度。在他的这一“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最广泛的可能来发展他们的才能”的理想社会中，人们吃得最好，穿得最漂亮，住得最舒适，能够随意旅游，其他各方面的需要也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在傅立叶的理想社会即“和谐制度”下，人们的劳动是自由劳动，他们不再终身被束缚在一种职业上，而是可以自由地从一种劳动转移到另一种劳动，可以经常自由调换工种，实行“短时工作”，甚至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可以先后涉足多达三十种的工作，并且每天的安排都能有所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需要而是变成了一种娱乐，激发人们劳动热情的也不是物质报酬而是竞赛和精神力量。而在欧文的理想社会即“公社”制度下，全体公社成员均按年龄而分为若干个组，不同年龄组的人从事着与其年龄和特长相适应的工作。这样，在欧文的理想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在特定的年龄阶段都有平等的机会发挥自己某一方面的特长，并在经过各个年龄阶段后使自己各方面的才能都得到发展。
正是在批判地扬弃上述这些社会理想、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建构了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科学形态的社会理想，即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原则，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充分涌流，从而“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5]；随着私有制被消灭，全部生产将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6]，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在于满足一切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需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7]；以往自发形成的旧式分工已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乐生的需要，人们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活动来“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8]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样一个人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发展必将经历的一个历史形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消灭私有制的必然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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