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社会的模式

2.　理想社会的模式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²⁶⁾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²⁷⁾不足征也。文献⁽²⁸⁾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²⁹⁾之矣。”

——《八佾》

子曰：“周监⁽³⁰⁾于二代，郁郁⁽³¹⁾乎文哉！吾从周。”

——《八佾》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述而》

公山弗扰⁽³²⁾以费叛，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³³⁾乎？”

——《阳货》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³⁴⁾之。荡荡乎，民无能名⁽³⁵⁾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泰伯》

子曰：“禹，吾无间⁽³⁶⁾然矣。菲⁽³⁷⁾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³⁸⁾，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述而》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³⁹⁾在尔躬，允执其中⁽⁴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⁴¹⁾敢用玄牡⁽⁴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⁴³⁾，简⁽⁴⁴⁾在帝心。朕躬⁽⁴⁵⁾有罪，无以⁽⁴⁶⁾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⁴⁷⁾，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⁴⁸⁾，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⁴⁹⁾，继绝世⁽⁵⁰⁾，举逸民⁽⁵¹⁾，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⁵²⁾，敏则有功，公则说⁽⁵³⁾。

——《尧曰》

有学者认为，孔子理想社会的模式是夏、商、周三代。从广义上说，这一说法并无大错，因为孔子在描述理想社会时确实对三代大为赞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孔子距夏、商年代久远，实际上他对夏、商社会的认识并不清晰。他坦率承认：“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因此，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模式其实是承继夏、商而来的周王朝。也就是说，西周时期的社会模式才是孔子的理想模式。孔子曾强调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甚至他在晚年还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那么，孔子为什么这样崇拜西周、崇拜周公呢？实际上，那是由于孔子之时，西周社会保留下来的史料或说资料较为丰富，因此他对西周社会有相当的了解，于是使孔子崇信西周社会制度，把它作为理想社会的模式来顶礼膜拜。《阳货》中有段话就十分明确地表现出孔子的这一想法：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学者对这段话有过怀疑（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82页注），但笔者以为，《论语》毕竟流传有序，至今没有可靠证据能够否定这段话，因此笔者仍信此语为孔子所说。我们暂且不讨论孔子假如真的赶赴公山弗扰处后，是否能够实现自己“为东周”的理想，先讨论“东周”一词的疏释问题。《史记集解》引何晏之语解释道：“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引《集解》）笔者以为这一解释是正确的，即孔子希望使周文王、武王和周公之道复兴于东方。如果我们承认这段话确实出于孔子，那么就可以看出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文、武、周公统治时期的西周大一统王朝的社会模式。其实，这段话的核心正在“吾其为东周”上面，即孔子提出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问题。

那么为什么孔子对周王朝如此崇拜，而不以尧、舜、禹时期或夏、商王朝作为理想社会模式呢？其实原因不外于上面已提及过的：从时间上看，尧、舜、禹时期毕竟相距久远，流传到春秋末年，没有更多资料作为孔子阐述理想社会的可靠依据，前引孔子“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便是明证。除此之外，便是文、武、周公统治下的西周社会与尧、舜、禹时期及夏、商王朝是一脉相承的，孔子确实将西周王朝作为尧、舜、禹、商汤之类圣王的继承者，认为其社会制度与尧、舜至商汤没有本质不同。这在《论语》中也有资料可以印证。

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孔子之所以赞美尧、舜、禹时期与夏、商王朝，是他对这些圣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的向往，对这些圣人个人人品的肯定。这在《论语》中有明确的记载。例如他称赞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意思是，作为圣君的尧，效法极其崇高伟大的天，而百姓简直无法用语言来称颂他，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太完美了。孔子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意思是舜、禹贵为天子多么崇高啊，但他们仍是一点不为自己。他还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显然，孔子对禹这个圣人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说自己对他已提不出任何意见。这是因为禹自己吃得很差，祭祀则十分丰盛；穿得很破，祭祀服装却极其华美；住得很差，然而竭尽全力去修筑沟渠。因此，孔子认为对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再进行批评了。虽然《论语》中也就是这么几段话，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尧、舜、禹这些圣贤统治时期的赞美与向往。

实际上，就目前所知文献或考古发现的资料来说，夏王朝的制度确实难以勾画清楚，因为没有详实可靠资料来加以印证，我们是不能随意“描绘”夏王朝制度的框架的。而殷商时期保存下来的那些甲骨文占卜资料，参照一些文献所载，似乎大致可以使人们认识殷商时期至少已经建立十分完善的宗教礼仪制度。《礼记·表记》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虽然《礼记》是后出资料，主要强调夏、商、周三代在礼仪内容、形式上的侧重不同，但我们从甲骨文所载大量商王朝占卜资料中，至少可以证实“殷人尊神”的事实，可以印证商朝之人对宗教礼仪的重视，而千万牢记，恰恰宗教礼仪是早期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笔者仍要强调，虽然甲骨文所载可以从一些方面来证实商王朝制度的某些内容，然而这毕竟是零碎而不完整的，难以使我们完整地勾画出商王朝的制度体系。也许有人会从后出资料来勾勒商王朝（乃至夏王朝）比较完整的社会制度，但毕竟这些资料仍是后人所说，所能“证实”的程度毕竟有限。其实就连孔子这位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大学者都无法准确了解夏、商两朝制度，我们对夏、商王朝礼仪制度的了解更是极其困难了。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真实含义，即孔子基于对夏、商、西周礼仪制度的了解程度不同，强调西周是夏、商两朝制度的继承者，因此表示“吾从周”的基本态度。他所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着重表达自己希望恢复文、武、周公统治时期的礼仪制度，并实现类似西周大一统时期的社会模式。显然，孔子把文、武、周公统治时期的西周王朝视为礼仪制度十分完美的社会，我们有理由说，孔子的理想社会就是文、武、周公建立起来的西周大一统社会。

孔子曾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这句话最容易引起不同理解，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孔子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家。其实只要理解孔子对建立理想社会的模式，就比较容易解决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孔子对周公十分赞赏，因为周公曾协助武王灭商，武王死，他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而周武王初建国，“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史记》卷四《周本纪》）。这段话可作为《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注脚。“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一语颇须注意，即周武王为何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真正动因。据史书所载，周初商王朝贵族后裔反抗力量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后来也确实演变成“三监之乱”。因此，在孔子看来，武王、周公之所以伟大圣明，在于他们力图建立一个比较稳定有序、和谐的社会，武王分封前代灭国后裔与周宗室、功臣是这一目的，而周公平“三监之乱”也是基于同一目的。孔子之所以称颂武王、周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其注脚在于“天下之民归心焉”，即建立一个稳定有序、和谐的社会，这正是孔子想要表现的理想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将这段话理解为开历史倒车的根据！

归纳起来说，笔者以为孔子在构建社会制度方面，并非是个倒退、落后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个怀着建立一个大一统、和谐安宁社会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