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致思方向(代序)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致思方向(代序)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时代精神的变化，随着时代内容、特别是人类实践和科学认识的发展，哲学也应该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情况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的哲学，密切关注时代的新特点，及时总结人类实践的新经验和科学认识发展的新成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相反，那种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习惯于“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教条主义则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必然阻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此，教条主义历来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严厉批判。恩格斯曾辛辣地讽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青年派”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这一对教条主义的经典批判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极具针对性，它对于我们探索和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致思方向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不断中国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不断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所以屡屡受到教条主义的羁绊，与人们对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认识不足有密切关系。虽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都曾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仍然还有一些人认为，教条主义只是学风上的问题，它总比那些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做法要好。其实，马克思主义向来与教条主义势不两立，教条主义者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教条主义的最典型代表莫过于王明，他满口马列主义的词句，张口闭口“拿本本来”，其实对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一窍不通。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表面上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折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应不变的良方，但一旦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或运用现成的答案不能完全解决新的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就会要么指责人们的实践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没用了”、“过时了”。因此，即使是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也是危害极深的，它不仅会使人们思想僵化，导致用思想剪裁实际，从而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且它与那种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之间也是内在相通的。可见，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决不容低估，它有时甚至能起到那种公开地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又一次卷土重来，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翻开近年来国内出版的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可谓是“跳蚤”满目，新老教条主义的鼓噪声不绝于耳。

一方面，老式的教条主义即王明式的教条主义、那种死守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本本的教条主义被从大门驱逐出去以后，现今已改头换面，在“凸现学术性”的堂而皇之的名义下从后门重又登堂入室，并采取了文本崇拜的形式。这种文本崇拜，只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了的老式的教条主义。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句有人说是“心照不宣”的流行话语，即所谓的“政治淡出，学术凸现”。这无非是说，学术研究只有割断与政治的关联才能真正具有学术性、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又是经常以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为中介的。一些人之所以批评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以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频频出位，经常沦为现实生活中个别事件的论证手段或辩护工具。所以，在近年来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为了避免与政治有任何勾连，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所谓的“学术性”，极力回避现实生活、现实问题而醉心于文本研究。于是，“回到马克思”、“回到文本”成为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盛极一时的流行口号，并被相当一批人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毫无疑问，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以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为基础。但是，如果像文本崇拜那样把“回到文本”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从而痴迷于文本而无视时代的变化和中国的具体实际，那就大谬不然了。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研究谁的文本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吗?列宁、毛泽东是因为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吗?都不是！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3]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只醉心于文本而无视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漠不关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另一方面，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种新式的教条主义也极为盛行，这就是对洋教条的迷信。

所谓对洋教条的迷信，就是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居然把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或观点奉为教条，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三：一是以西解马，即用西方哲学家的概念或理论来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海解马”，即以海德格尔的哲学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有人美其名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介式方法”，即是说，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成问题的，现在我们应该通过现代西方哲学家这个中介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以西评马，即依据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上，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者习惯于以某些西方哲学家之是非为是非，而很少对这些西方哲学家的是非观作具体的分析。例如，在这些人的眼中，要评判马克思的某一观点或命题的意义或局限，那就得看海德格尔、德里达或其他某个现代西方哲学家是怎么说的，似乎只要把他们的看法引证一下就足可盖棺定论了。三是以西誉马，即通过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亲缘关系来赞誉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质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一些人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作辩护，来论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甚至还开了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先声。总之，现代西方哲学中什么东西时髦，人们就会把什么东西“追溯”到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具有开放性和批判精神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然应该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哲学舞台上的形象，重视来自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意见，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包括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积极成果。但是，关注、重视、借鉴和吸收是一回事，唯“西”是从地迷信则是另一回事。上述种种洋教条迷信，不仅完全否定了以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就，而且在一厢情愿地试图抹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的同时，也从根本上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应有的原则和立场。迷信洋教条的人们甚至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要靠现代西方哲学家来担保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因为从其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一直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的歪曲、诘难和挑战。正是在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论战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喝彩声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显示出了非凡的理论生命力。如果说上述“文本崇拜”仍然是不折不扣地“从书本上讨生活”，那么，洋教条迷信则不过是从洋人牙慧里讨生活。

无论是“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文本崇拜，还是从洋人牙慧里讨生活的洋教条迷信，都属于恩格斯借用海涅的诗句所嘲讽的那种“跳蚤”的行径。“跳蚤”横行，必致病毒肆虐。在近年来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各种豪言壮语式的口号不绝于耳，各种养眼的新词新说竞相闪亮登场，不能说论著不多，不可谓学术包装的力度不大，但真正富于思想内涵的真知灼见、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其重要原因之一盖在于常有各色“跳蚤”作祟。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套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警句：洋教条迷信必须废止，文本崇拜必须休息，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简言之，必须告别“跳蚤”，皈依“龙种”。

所谓皈依“龙种”，就是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和立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是不唯书、不唯西而只唯实，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因此，在当前，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所谓的“中国的具体实际”，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当前现实实际。其中，中国的当前现实又包括两个不同的侧面，即立足于中国来看的或曰中国置身于其中并必然要面对的当前世界以及立足于世界来看的当前中国，这二者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如此看来，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有着多重艰巨任务：一是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当然也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以及作为其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为着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4]；二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并赋予其当代意涵，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三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中国的当前现实，既立足于中国来反思当代世界，也立足于世界来反思当代中国，在这种双向反思活动中提升出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的哲学问题，并通过充分借鉴世界文化、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对这些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由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只有认真地完成上述诸重任务，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在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无论是近年来盛行的新老教条主义的作派，还是以往那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沦为现实生活中个别事件的论证手段或辩护工具的做法，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它们分别代表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庸俗化理解。要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正确理解和同时强化学术性诉求和现实性关切，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具体的现实，把现实性关切提升到哲学研究的学理层面，大力提高学术含量和学术水准，并由此通过学术性诉求来体现现实性关切。

第二，在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诉求必然内含着科学性要求，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术性学科来建设，它是从根本上克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性的庸俗化理解、真正做到通过学术性诉求体现现实性关切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关切也必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无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用自然科学的性质和特点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还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些人主张相对分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取向与意识形态取向，都力图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作了失当的理解。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且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自觉地服务于这一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实践。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不要为政治服务，而在于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和怎样为政治服务。那种以服务于当下政治需要为指归、充当现实生活中个别政治事件的论证手段的意识形态取向，本身属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庸俗化理解，也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性要求。马克思指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亦即相对于黑格尔“神秘形式”的辩证法而言的科学形态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这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锐利武器。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不必然相抵牾。只要我们对二者作出正确的理解，就一定能够在它们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第三，在马、中、西的对话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文本崇拜和洋教条迷信，与近年来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些人所热衷的“中、西、马对话”^[6]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和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文本解读，这本是学科性质所使然，但文本解读却被某些人自诩为“真正的学问”、“最高深的学问”，并因此也受到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的追捧和效仿，被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想范式和实现其学术性诉求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再加上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早已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动摇了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心，从而出现了诸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我们也主张加强不同的哲学、不同的哲学学科乃至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特别是马、中、西之间的对话，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马、中、西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但是，要达到思想交流和碰撞的目的，就必须使对话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且对话各方必须守护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如果对话中的一方垄断了话语权而另一方又失去了自己的应有立场，对话也就不成其为对话，它就会蜕变为独白，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专制和一方咀嚼另一方的牙慧。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文本崇拜和洋教条迷信，就是一些人在马、中、西对话中丧失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的表现，其结果则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理论品格消融殆尽。这种所谓的“对话”，不仅丝毫无补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且可能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陷入绝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6]有意思的是，作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简称，“马、中、西”近年来在一些人那里逐渐演变成了“中、西、马”，这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