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承载者。根据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有之义的辩析，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我认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断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我们在当前和今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应该着重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自觉意识。

第一，强化民族意识。

回顾和反思20世纪以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并应特别地重视贯注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自觉的民族意识。之所以说要特别地重视这种民族意识，是因为它不仅曾经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也是在当前和今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应该首先着力予以强化的东西。

正如前述，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通过民族化而更加世界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民族化形式的产生和多样化发展，则是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前繁荣的表现。很显然，20世纪以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直接导源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自觉的民族意识。

作为上述20世纪以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同样也是在一种自觉的民族意识的导引上实现的。这种民族意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自觉，它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关于这一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最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5]这就是说，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满腔热情地接受并在中国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首先是基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客观需要。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先进”，就在于他们最先认识到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二是对于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自觉，它直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促成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要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考虑自己的问题”，单凭主观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6]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有的放矢”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曾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这是十分精辟的。其实，“实事求是”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的精髓，只不过前者所依据的“实事”主要是中国革命，而后者所依据的“实事”则主要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特定条件下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更不可能有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自觉的民族意识在20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全都贯注着自觉的民族意识。以自觉的民族意识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说到底就是要自觉地致力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用本民族的智慧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外域文化本土化；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的当前实践相结合，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反思和规范本民族的当前实践，又通过对本民族当前实践经验的总结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只有同时做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也才能真正以本民族特有的形式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20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在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那里，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确实是做得很好的。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历来都强调“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7]。也正是因为他们既深切地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又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注意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两个方面相结合，所以他们才直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高度个性化的贡献。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都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具有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诸多民族特点。然而，在我们的专业哲学家圈子中，上述两方面的工作却并不是做得很好的，许多人甚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工作缺乏应有的热情和理论兴趣。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研究既不怎么重视用本民族的智慧去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大考虑民族心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要求，其所沉溺于其中的一直是一种纯西方式的话语系统。另一方面，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理论研究向来都是很关注本民族的现实实践的，但这种关注大多停留在所谓的“应用哲学”的层面上，真正能够从本民族的现实实践中提升出哲学问题并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并不多见。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双重的消极后果：一是哲学创造力的贫乏。由于既不注意充分地利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又不注意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深入地研究本民族的现实实践，失去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的智力资源和对象性基础，因而虽然我国历来都拥有一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理论研究的庞大队伍，但我们很难说这种专业理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了多少创造性的工作，也很难说它为20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了多少创造性的贡献。二是哲学功能的萎缩。由于缺乏历史的和现实的针对性，缺乏对民族心理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理论研究也一直没有摆脱那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就是说，在专业哲学家圈子以外，这种研究向来都很少为人们所理解、关注和理睬。显然，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理论研究是很难有效地干预现实生活、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的。这些消极后果表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理论研究中自觉民族意识的不足，不仅影响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深度，妨碍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地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的发挥，甚至还在客观上滋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说明，在当前和今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必须大力强化民族意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

第二，强化世界意识。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并基于20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客观实际，我们认为，在当前和今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在强化民族意识的同时，还应大力强化世界意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向当代世界哲学，努力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地走向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那里是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以特定的方式集中地反映着一定时代的本质特征。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时代的发展已充分地展现出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世界性发展，人类历史开始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的生产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以往自然形成的那种地域性、民族性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已被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所代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基于对这一时代特点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9]这就是说，随着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也必然由以往各自分立的体系哲学和区域性的哲学向世界哲学转变；而在“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的情况下，各民族的哲学虽然仍将保持也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它们必然在内容上共同反映着世界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在形式上消除了以往体系哲学和区域性的哲学所特有的那种自足性、封闭性和排他性而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可以说，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和“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的情况下，任何一种哲学要想享有或保持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地位，就必须具有一种自觉的世界意识，即一方面自觉地关注世界上的其他各种哲学，努力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与同时代其他各种哲学共通的问题意识，并对自己时代各种具有广泛世界性的哲学问题作出高度个性化的研究，从而使自己成为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具有高度世界性的哲学，另一方面又自觉地保持自身对于世界上其他各种哲学的开放性，积极地展开与其他各种哲学的互动，并通过这种互动努力使自己不断地走向世界。也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自觉的世界意识，不仅站在世界哲学发展的理论制高点上回答了时代凸现出来的各种重大哲学问题，而且积极地回应了其他各种哲学的诘难和挑战并不断地吸取了其他各种哲学的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得以在其创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其深刻的世界化进程，迅速地变成了即使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没有自觉的世界意识，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更不会有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就20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看，应该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世界意识至今仍然是十分薄弱的。诚然，以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是很关注世界哲学发展的动向和趋势的。特别是最近30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熟悉、了解和评析现、当代西方哲学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但是，以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关注现、当代其他各种哲学的态度和方法方面却存在着不少问题。且不说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我们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盲目拒斥，仅就最近30年来的情况看，尽管我们早已认识到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但我们的这种分析批判所针对的往往是一些关于问题的“解”而不是问题本身，我们很少注意从世界上其他各种哲学中发现和提炼出由我们共处的时代凸现出来的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将它们创造性地转换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脱离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忽视了对本民族智力资源的开掘和利用，以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即使涉及了现、当代世界哲学普遍关注的某些问题，其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也往往缺乏自己应有的立足点，因而很难在这些问题上为世界哲学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独特智慧。与此相联系，虽然20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一直未能与世界上的其他各种哲学进行实质性的互动。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实际上一直是定位在要在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坚持下去。虽然我们也经常强调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按照通常的理解和流行的说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它。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问题，这种理解和说法也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哲学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独特形式。这也就是说，哲学并不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也具有一种内在价值，并且只有这种内在价值才真正构成了哲学存在的根据。过去我们只强调或过分强调哲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实际上是只看到了哲学的工具价值，因而并没有真正把哲学当作哲学来看待，而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工具来看待。只看到哲学的工具价值，必然不可能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也不可能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民族化形式，从而也不可能真正与世界上的其他各种哲学展开实质性的互动。忽视了哲学的内在价值，忽视了哲学同时也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和人类文化的独特形式，就不会想到哲学思想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更不会想到要努力使自己的哲学研究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由于缺乏与世界上其他各种哲学的实质性互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从未真正地走向世界。

在当前和今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强化世界意识，其目的也就是要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地走向世界。所谓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世界，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向别人介绍和让别人了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而是要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世界哲学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取得相应的发言权；不是简单地与别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交流，而是要与当代世界上的其他各种哲学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和思想交锋。当然，要进行对话和交锋，首先必须进行交流。我们现在确实有了许多交流，但还远远谈不上什么对话和思想交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进行交流很容易，好坏都可以交流；而进行对话和思想交锋却很难，它不仅要求参与对话和交锋的各方之间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或问题，而且还要求他们各自都对这种共同的问题作出了有个性、有特色的深入研究。而要满足这些要求，从而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地走向世界，就必须正确地理解和认真地对待强化民族意识与强化世界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与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世界化的关系。应该说，这二者之间不仅不相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我们看到，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历来都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越是具有个性的东西越能获得普遍性，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能世界化。据此，我们认为，要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地走向世界，首先就必须在我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努力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社会的当前实践也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只要我们同时大力强化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注意在新的深度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结合，并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去透视我们的时代所提出的各种具有广泛世界性的哲学问题，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完全能够也一定会走向世界的。

第三，强化人类意识。

在当前和今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大力强化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而且还应大力强化人类意识，自觉地关注和深刻地反思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努力捍卫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并由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发展。

就其精神实质和理论旨趣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深刻地体现了自觉的人类意识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种自觉的人类意识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与前述的世界意识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意识也是建立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事实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在世界范围内“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0]。这个消灭了民族独特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利益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11]。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具有彻底革命性的阶级，因为“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12]；无产阶级也只有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的旧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的运动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方向，无产阶级的解放实际是整个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的共同利益实际上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正是基于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特别是对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关系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要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诉诸于无产阶级变革旧世界的解放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3]。显而易见，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设定为自己理论的根本任务时，其所体现的既是一种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是一种自觉的人类意识，即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深刻关切。

然而，在以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那里原本是内在地融合和有机地统一着的阶级意识与人类意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割裂开来。可以说，以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是阶级意识强烈而人类意识薄弱，人们往往只强调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讳言人类的共同利益。有些人认为，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关注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什么人类的共同利益。有些人虽然并不一般地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但却认为，既然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去强调什么人类的共同利益。依我之见，这些看法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出于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才去关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意识之所以采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式，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正如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的人类意识也是建立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事实基础上的。而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肇始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全球化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它们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全球化发展的水平毕竟还是有局限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社会在当时还并未形成，因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也并未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带有逻辑预设的性质。与此相应，作为整个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当时也并未获得充分的现实规定性，或者说，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当时的现实中还并不存在。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明确意识的，他们在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时也从未使用过“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概念。这样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也就只能表现为对于就其历史前途而言代表了人类共同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关切，或者说，他们的人类意识也就只能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

“人类的共同利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尚未获得现实的规定性，决不意味着它永远不能获得现实的规定性。事实上，作为人类社会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形成在当代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当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一方面，在20世纪，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人们之间全球性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战后联合国的成立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事变，使得人类永远告别了从前那种彼此孤立和相互隔离的社会状态，宣告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形成和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完成，它们标志着人类已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真正开始作为共时态意义上的主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当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又促使着人类的全球性社会向着更加内在有机的方向发展。正是这一方面，为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主体条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来的全球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等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这些全球性问题已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以否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事实上，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本身就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否定表达形式：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不解决和克服这些问题，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难以为继。显然，不关注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困境、不关注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的；而要关注这些全球性问题及其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共同利益，就必须在当前和今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大力强化人类意识。

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已引起了全球范围内人们的普遍关注，并已成为当代世界上各种哲学的一个共同的重大理论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强化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类意识，自觉关注深深地困扰着当代人类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深刻反思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成因和多重价值意蕴，努力探寻使当代人类走出目前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困境的途径，从而自觉地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首先，要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强化人类意识、深入地探析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我们就必须大力地开掘本民族的智力资源，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中汲取思想养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为解决和克服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贡献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智慧。因此，强化人类意识有利于强化我们的民族意识，有利于在我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其次，强化人类意识，自觉关注和探讨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能够有力地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当代世界上其他各种哲学的互动，因为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所关涉的是当代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只有经过当代人类包括当代各种哲学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和克服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此而论，强化人类意识，也有利于强化我们的世界意识，有利于推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再次，强化人类意识，自觉关注和探讨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还能够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意识以新的时代内容。在今天，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任务还远未完成，但它却以变化了的形式蕴藏于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克服过程之中。这是因为，要真正解决和克服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捍卫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这些全球性问题的社会根源，消灭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强化着这些全球性问题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从这一方面看，在当前和今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强化人类意识，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参见《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0～481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