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

所谓范式，就是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范式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并由此必然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传统。这样一种对学术探索活动起重要规范作用的范式，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在哲学研究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从哲学史上看，不同的哲学流派都各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式，而哲学流派的兴衰更迭则意味着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不过，我们并不同意库恩关于不同范式无法通约、不可比较的看法。至少在哲学研究中，范式是有优劣之分、实有与应有之别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完成它所肩负的理论使命，就必须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毛泽东曾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是包含在特定时代中的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总和，是对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总概括。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具体实际主要有两重内容：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任何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是中国的具体实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传统“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3]。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的具体实际时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二是中国的当前现实。不论是在哪个时代，中国的当前现实都是中国的具体实际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它有着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规定性。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不仅延传和积淀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也包孕着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和趋势；而作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与当前世界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之中，它既以当前世界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又是当前世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既包括从当前中国来看的和当前中国必然受其影响的当前世界，也包括从当前世界来看的并必然与当前世界互动的当前中国。

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丰富内涵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审视、反思和改铸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要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批判、扬弃和提升中国传统哲学，并用经过创造性转换的中国传统哲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乃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或同化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吸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视为“儒化”、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形过程和向中国传统哲学的复归、甚至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封建化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严重歪曲。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的回答，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关键在于要在研究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艾思奇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说过：“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要更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够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够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6]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亦复如此。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它在不同的时代往往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及时地总结与概括人类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如是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成为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意义的标准。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特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殊性质决定的。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要求。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始终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根本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基础，从而也是哲学思维应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正因如此，实践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然而，实践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直接现实性。一方面，实践总是具体的，它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现实条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实践又是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着的，它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很不相同的规定性。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就必须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于各国的具体实际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曾反复强调人们应该“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7]，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本质要求概括为“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思想。他说：“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9]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来都包含着两个重要层面：一是理论层面，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其已经产生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二是实践层面，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其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着的，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的现实化；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及其标志性成果，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上述三条道路的确立。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它一刻也离不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进行当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推向前进。毫无疑问，当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的任务应该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承担；只有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再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着两方面的规定性：其一，它是“当代中国的”，必须具有当代中国特色；其二，它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须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因此，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至少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0]正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才创造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进入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1]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实践最鲜明的主题和当代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因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二，必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当代世界哲学研究、特别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避免地置身于与当代世界上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的某种关系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要与当代世界上的其他各种哲学研究展开积极的对话，特别是要对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使自己的对象与问题、观点与方法、概念框架、表达方式等都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亦即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显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这样的学术话语体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第三，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2]这就是说，真正的理论创新总是源自一定时代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总是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我们民族当前正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创新性的理论；我们民族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自觉立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积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也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只有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才能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